看错美元必定看错通胀

政府关注CPI，企业盯住PPI，民众看着钱袋子，而很多专家认为是美元贬值引发了全球通胀，通胀是美元阴谋让全世界“买单”的结果。于是各方都对通胀忧心不已，政府加速人民币对外升值、以从紧的货币政策试图控制流动性，专家学者对国内通胀提出各种理应的打压举措，各方均积极反对通胀。而实际上，美元是有阴谋，但这不是主要的，把美元阴谋论无限扩大就会错判美元，而之所以会产生如此错判，关键在于思想上的认识不足。

首先，专家学者对中美经济的认识存在误区。一方面，很多专家认为次贷危机将导致美国经济衰退，迫使美元进一步贬值，加剧对全球输出通胀。而实际上，由美国房价下滑引发的次贷危机与美国经济基本面弱相关。尽管次贷危机可能使200万美国家庭失去住房(雷曼兄弟公司统计预估)，而次贷损失也在高盛粗略预估下达4000亿美元，但债务成长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银行问题，反而与实体经济联系不大。华尔街遭遇严冬，但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依然占据主导，2007年第三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跌至历史新低却仍高达63.8％。而美国经济增长虽放缓但尚平稳，据《Business Week》调查显示，多数分析师一致预测接下来两季经济将缓慢回升，何况次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已让这场风暴超越了美国问题本身。另一方面，专家们以为用货币政策紧缩流动性就能控制中国通胀，这实质是一种误判。因为我国货币政策基本是以西方的经典判断为决策依据，以加息等传统方式紧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孰不知如今中国问题已不在货币而在资本，资本市场的“放松”让货币政策再紧也收不尽游离在银行外的资本，控制信贷可谓杯水车薪。再加上政策机制的不完善、内部控制的缺漏等，实际已让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弱相关。

其次，中美两国的过剩不同。美国实体经济仅增长2％～4％，制造业陷入困境(2007年12月ISM制造业指数跌破50，为五年来最为快速的萎缩)，但美国金融规模占全球的1/3，衍生市场更是发挥放大效应，让资本不断流动，资产不断膨胀。而随着金融过剩到一定程度，虚拟经济就与实体分离而单独存在。反观我国近三十年市场经济致力于实体经济建设，处于重工业化中后期，诸多领域(钢铁、电解铝等)出现产能过剩，如汽车行业，07年国内乘用车产能971万辆，产能利用率65.1％，以此推算2010年产能还将增加24.3％。而即便金融市场近几年几何级数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不管是成交量还是交易品种还远远不够，如股指期货还未推出、股市还是单边市等。由此可见，美国是以衍生经济过剩为主，而我国是以实体经济过剩为主。

但专家学者没有看清中美经济过剩原因，就以对美国经济的认识来看中国，将国内通胀归结于美元贬值的通胀输入，如此错判美元也就错判了通胀，于是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出现泡沫、通胀岌岌可危等，并以美国治理通胀的方式指导中国，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一则，美联储对经济冷热的控制(经济冷了加热，热了冷却)放在我国已不适宜，因为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期，经济指标居高不下已是常态。二则，美国因为衍生经济过剩而控制金融泡沫，但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处在培育大力发展阶段，以美国思维控制流动性来处理我国实体经济过剩，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再者，如今实体与虚拟经济的脱离越来越严重，实际割断了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元贬值与美国经济关系不大，而人民币的升贬与中国经济景气也无太大直接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美国经济兴衰的分岔口，而是经济文明的分岔口，全球正从信息文明走向金融文明，其中美英独占金融文明鳌头，中国只是在不知不觉地跟进。目前全球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规模为0.7万亿美元，占19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资产的不到0.5％，但衍生品占流动性的80％，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高达415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倍左右。这种环境变化迫使通胀成因、影响、形式等随之改变。

实际上，金融文明已让现实与货币量脱钩，金融创新的黑匣子不仅制造各种概念让“死钱”变“活钱”，而且将剩余资本引入衍生品“魔瓶”，让其在虚拟金融中循环增值，让钱不再只是钱，而是数字游戏、虚幻的豪赌工具。从美国次级债到日元掉期，从远期铜交易到灾难保险，从信贷违约掉期到音乐版权抵押，只要你想得到的，都可以包装成合约定价出售，在证券化下衍生出不同的金融产品。它们交易的可能只是虚拟的概念、买卖的权利、对未来价格的一种预期，而这些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对应物，支撑其价格的只能是信心和想象，于是虚拟金融就能脱离于实体经济自娱自乐、自我膨胀，连垃圾股也能魔幻般地因概念炒作而鸡犬升天：但另一方面，一旦信心崩溃、想象破灭，原本就想象出来的价格也将变成泡影，没有实体支撑就无法在现实中兑现，最终就只能自我蒸发，从账面上将数字(钱)抹去。因而与其说金融创新是经济危机的影子，不如说金融创新本身就隐含通胀因子，内置了蒸发的宿命和危机的原罪。

以衍生经济过剩为主的美国注定不得不面对自我蒸发的危机，美元贬值在这个层面上就是一种震仓，而通胀可以说是金融文明诸多过剩下的产物。但通胀不一定就是坏现象，中国本轮通胀就是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现象。一来，“双市场确认”决定本轮通胀不可避免，价格的国际接轨本身内置涨价需要，何况国际价格都在涨，油价破百美元，粮价、金价节节创新高，资产价格重估加速，资源价格体制改革等，不涨价反而成了对价格体制的扭曲。二来，经济过剩本来就要平仓，而消化中国实体经济过剩的方法在于引流，一是做大资本市场，不断开拓新板块、新市场承接过多货币，恰好切合金融文明登岸；二是由于关停项目的行政性平仓和资本市场崩盘的金融性平仓并不适合经济起飞期，政策就只能无奈地把过多货币赶向一般商品，将过剩转移到消费领域来填平我国各种经济落差。可见，这种通胀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而错判通胀，让政策将其作为“恶”来治理，已与时代要求相悖。

中国通胀既不能用西方经典理论来解释，也不能用过去的治理方式来指导，金融文明下本轮通胀将体现出其独特之处(如人民币对外小幅升值、对内大幅贬值)而更具“中国特色”，同时也不难推导出未来对通胀的政策走向。一方面，价格的国际接轨将在政府主导下加速，资产、资源品价格、PPI将更多通过改革如完善煤电联动机制、推出燃油税、资源税从价计征等兑现通胀，由此通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事实并迫使人们接受。另一方面，CPI依然将会是调控重心，但这种指标性控制治标不治本，即便CPI出现回落也难挡现实通胀的冲击，因而政策就CPI将更多通过二次分配如增加转移支付、民众财产性收入等来化解通胀。最终政策对通胀的调控将只会在托底保护上发挥作用，而政策目的也将调整为在释放价格上涨时缓解通胀的速度与冲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