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历史文本化的悖论

对于历史，我们无可争议地要求真实，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沉重的战争史的时候，真实是惟一对得起那些亡灵们的。然而历史却似乎从来都不曾真实过，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于历史发生的那一刻。历史发生的原初时刻一旦过去，历史就将被文本化，后人只有通过文字、声音和图像的叙述才能接近历史，感知历史，分析历史。一个完整的叙事文本应该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主题。整个叙事应当表现某个主题，文本的所有要素为主题服务；(2)情节。主题要通过特定情节的发展过程来展开，情节的发展要符合目的论的预设；(3)视角。叙述总是通过特定的视角来进行的，不存在完全中立和客观化的叙述。这几个要素在《南京!南京!》中都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一、主题的虚假

在主题上，《南京!南京!》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思想：人性。有些人是恶的，如日本人；有些人是善的，如中国人以及帮助中国人的外国人；恶人也有善的一面，日本兵虽然战时烧杀奸抢、无恶不作，但闲暇时，也能唱唱歌、跳跳舞、思念思念家乡、怀念怀念母亲；而且即使在作恶时。也会良心发现。日军军官伊田放走拉贝时，主动提议放走唐先生和他的妻子，颇有成人之美的善心，他枪杀了唐先生时也受到良心的谴责，非常难受；善人也有恶的一面，唐先生为了保全自己一家人，出卖了安全区内受伤的中国士兵。但最终人性的善会战胜人性的恶，唐先生决定把生路给别人自己留了下来，这是对他所做恶事的赎罪，而角川的自杀更是他体内善战胜恶的结果。

影片确实起到了促使人去反思人性的效果，使人得出“善恶相争善者胜”的结论。片尾长达3分钟的画面所展现的作恶者良心发现后的自杀，和小豆子死里逃生后的轻松愉快的笑，就是这一主题的集中表现。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是叙事文本的主题，而绝不是历史的主题。历史从来没有什么统一的主题，历史是原生态的、多元的。主题是历史文本化后被强加其上的东西。《南京!南京!》是对“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文本化，“人性本善”是《南京!南京!》的主题，但绝不是“南京大屠杀”的主题。难道日本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来中国攻城略地杀人放火就是为了证明“人之初，性本善”吗?而从影片的接受效果来看，大多数观众未能明确意识到这一区别，对于不了解南京大屠杀更多史实的人来说，影片的主题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历史的主题，误认为叙事就是历史。从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性的标准来看，《南京!南京!》不是一个呈现“南京大屠杀”的好文本。

二、情节的歪曲

情节是叙事的核心要素，任何叙事文本都要呈现一定的情节变化，遵循“开始――中间――结尾”的发展过程。但是情节只能是一种艺术化的存在，真实的历史是没有情节的。历史只是发生的，不是情节化的，历史中没有情节，但历史转化为叙事文本后就有了情节。它们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情节服从于目的论预设。情节的发展要指向某个终点，服从于既定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主张“复杂化的情节”(complicaced plot)，即情节要有“突转”和“发现”等转折。这样才能引起人的“恐惧”和“怜悯”，从而达到“净化”人的目的。目的论的预设还是选择材料和组织情节的依据。《南京!南京!》也有一个明显的目的论预设：表现战争中的人性，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影片的主题。影片的情节设置都是为了凸显这一主题。在叙事化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经过精心筛选、剪切的情节。角川进城、杀人、嫖妓，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最后“杀身成仁”。这样的情节安排倒像是一部“基督徒受难记”，历经磨难而最终修成圣徒，他的一切磨难都是为了最后的升华做准备的。小豆子的情节则带有更加明显的目的性。他作为一个娃娃兵参战，竟然能在大部队溃逃后与几个老弱残兵一起坚守阵地，战败被俘。在“伟大”的战友陆剑雄的保护下，奇迹般地在第一次大屠杀中死里逃生，不幸再次被捕，但又由于“仁慈”的角川的善良本性，得以再逃一劫。为了证明人性本善的力量和希望，陆川精心筛选和组织了“角川受难记”和“小豆子历险记”两条情节线索。但是这样的目的论预设对于历史来说是虚假的，难道为了表达人性，竟然需要实行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吗?真实的南京大屠杀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企图以残酷的屠杀来击溃中国人民的斗志，迫使中国投降。然而当历史被文本化后，虚假的预先设定的目的掩盖了历史真实，而服从于这一预设目的的一系列情节，又以其逼真性给人以错觉，强化了这一虚假的目的论主题，达到以假乱真、以假代真的效果。

2　情节受到原型情节的影响。不同的叙事文本中常常存在共通的叙事模式，在叙事学理论中被称为“原型情节”(master plot)，移用原型情节能达到使叙事精炼、准确、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效果。有时候这种移用并非是刻意的，而是无意中进行的，是人们集体无意识心理作用的结果。《南京!南京!》中至少存在两处对原型情节的移用。

一是“光明结尾”的使用。影片绝大部分画面都充满着残忍的血腥和令人窒息的恐怖，但在片末长达3分钟的时间里呈现的却是轻松、光明、充满希望的画面。小豆子他们死里逃生，由惊恐到怀疑再到确定逃出厄运后的大笑，继而摘起蒲公英天真地吹起来，他在原野上笑着、跑着。这与前面阴沉恐怖的画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长时间的黑暗续上光明的结尾，给人以希望的力量。光明结尾式的情节早已存在，如我们所熟悉的鲁迅先生的《药》，鲁迅说给革命者夏瑜的坟头加上本不应有的花圈就是为了留下革命的希望。陆川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活下去，这孩子变成陆剑雄、角川、姜淑云，他们就像传火炬一样把这孩子一棒一棒往下传，最后就把孩子传出去了。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份礼物。”但是不要忘了。《南京!南京!》不是在简单地讲一个悲剧故事，临结尾给人留下一点温暖的希望，而是在对一段真实历史进行叙述，对它的要求是必须接近历史真实。然而对“光明结尾”式情节模式的移用显然歪曲了历史，给那段阴暗血腥的历史生硬地涂上了本来没有的暖色。

另一个是对“善恶同体”模式的移用，这是角川角色的原型情节。史帝文森1886出版的《化身博士》，创造了善恶同体的叙事模式。《化身博士》写的是一个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医生基尔，他发明了一种药水，可以把自己变身为寻欢作乐、无恶不作的海德。他晚上变成恶人海德，白天又变回受人尊敬的基尔。然而善恶之间的斗争越来越超出他的控制，最后基尔在变身海德之前开枪自杀，人性中的善最终战胜了恶。这一故事先后三次被搬上好莱坞的银幕，并有许多模仿的作品，产生巨大的影响。《南京!南京!》中的角川显然是套用了这一叙事模式。角川也是个兼善恶于一身的双面人。他杀人、抢掠、嫖妓，是其恶的一面，但他也思念家乡、幻想爱情、感受到良心的谴责，有善的一面。他在善恶之间挣扎，最终他放走了小豆子他们， 开枪自杀。善的一面胜利了。

从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来看，原型情节属于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在叙述某些事情时会不自觉地使用一些通用的模式来改造他的叙述对象。如果仅仅是虚构一个故事，这是允许的，甚至是高明的，但如果叙述的对象是历史，而且是大屠杀这样沉重的历史，任何叙事模式所带来的改变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因为这等于在篡改历史。

三、视角的误导

叙述一件事总是耍通过一定的角度来进行的。不存在完全中立或客观的叙述，因而一个叙事文本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南京!南京!》中很有特色的一点是大量采用角川这一人物的视角来展开叙述，通过他的眼睛来展示南京城里大屠杀的境况，通过他的心理来感受大屠杀。观众被他的视角牵引着，在叙述的过程中感受到善与恶的双重煎熬，在叙述的终点得出结论：善的力量是伟大的，是充满希望的。这样的视角设置与以前的影片将日本人做简单的平面化处理相比，的确艺术多了，丰满多了，也更具有观赏性。

视角一方面具有聚焦的功能，它能使特定的对象得到强化，加深印象，但同时它也有遮蔽的作用，因为它过滤掉了许多其他的信息。在影片中，角川毕竟只是成千上万日本兵中的一个，他的视角所呈现的只是他的所见所想，并不具有代表性。他的良心发现并不能说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有良心的。但影片过于依赖角川视角的叙述，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大部分日本人都和他一样，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如果真是那样，南京大屠杀就不会发生了。另一方面，与角川大量的视角画面相比，中国人的视角显得分量少，而且单薄。影片中没有多少画面来表达中国人心中的感受，这两种视角显得很不平衡。叙事学理论告诉我们，在作品中哪个人物的视角采用的最多，哪个人物的内心获得最多的展示，他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读者的判断会不知不觉地偏向这个人物的立场，尽管有时显得不合常理。《南京!南京!》中对角川正雄善良一面的过多展示，显然会诱导观众站到他的立场去思考南京大屠杀，对他产生同情，从而得出他也是受害者甚至日本人也是受害者这样严重违背事实的结论。这种歪曲史实的做法很隐蔽，极难察觉和驳斥。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中国人自身的立场和对历史的了解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结论，但对于立场不同的日本人，或不知情也无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家观众来说，这一结论就很容易被接受。历史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被篡改了。

四、历史文本化的悖论

对于历史，我们将面临不可解决的悖论，我们要求历史的真实，但我们又无法接触到原初的历史，我们所能接触的只是文本化的历史，是叙事化的历史。历史经过文本化以后，不可避免地被扭曲，因而不再真实。这和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相似，我们要知道某个原子的位置和速度，就必须对其经行测量，而测量的工具(激光、磁场等)又会对测量的对象造成干扰，所以我们无法获得原子的准确信息，只能尽量减少干扰，提高精确度，但永远也不可能绝对精确。同样对于历史，我们只有通过文本的转化、通过叙事才能接近它，而叙事同时也在悄悄地改造着历史，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也只能尽量选择接近真实的叙述方式。

南京大屠杀是一段极为沉重的历史，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一种恰当的叙述方式来讲述这段历史。也许它本来就拒绝任何方式的文本化，因为它太沉重了而不允许有丝毫的扭曲。影片《南京!南京!》有时髦的主题、紧凑的情节、精巧的视角，有新颖的电影理念和电影技法，它是一个好的故事、一部好的影片，但却不是好的历史。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它预设的主题了历史，艺术化的情节扭曲了史实，狭隘的视角误导了观众。《南京!南京!》并不是一个我们了解或认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好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