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与学术之间:《图书展望》特色评述

[摘 要] 《图书展望》作为浙江省图书馆办的图书评论类专业期刊，尽管远离上海、北京等政治文化中心，却以沟通图书与读者的媒介自居，积极为读者传递各种图书信息，同时在编辑稿件等方面呈现了灵活与包容的策略，进而突破当时已有的格局，逐渐壮大成为一份颇具学术影响力的图书期刊。

[关键词] 《图书展望》 读者定位 政治包容 营销灵活

[中图分类号] G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6-0104-04

[Abstract] Book Outlook， as the professional book-critic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Library of Zhejiang Province，although far from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such as Shanghai and Beijing，considered itself as communication medium of books and readers，spreading kinds of book informations to readers posi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flexible and forgive strategies in manuscript editing to break existing predicament，being an academic influential journal gradually.

[Key words] Book Outlook Readers position Political tolerance Flexible marketing

作为20世纪30年代出版发行的通俗期刊，《图书展望》在远离上海、北京等政治文化中心等众多先天不足的条件下，突破当时已有的格局，逐渐壮大成为一份颇具学术影响力的图书期刊。这其中，《图书展望》本身有众多的内容值得今天发掘和研究。本文不揣简陋，试图对其期刊特色作一初步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浙江图书馆与《图书展望》的创办

浙江图书馆创办于1901年，原为浙江藏书楼，1912年改称为浙江图书馆。1930年，浙江省图书馆按照教育厅的要求，重新审定自身的职能，设征集、编纂、阅览、推广四组，并将事务各职附属于总务处之下。自此以后，“经费既增，事业亦渐扩于昔矣”[1]。几乎同时，浙江图书馆出版、发行了众多期刊，《图书展望》是其中之一。而这与陈训慈的支持和努力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他认为，学术刊物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关联，“介绍名著，提倡学术，传达馆务，以逮谋图书馆间之联络与事业之进步，定期刊物实有多方之功用”[2]。在1932年1月应聘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后，对浙江省图书馆的刊物进行整顿，如将年报、馆报等定期刊物改版为《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后改名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后又创办了《文澜学报》。由于《文澜学报》等刊物主要登载中国学术论文，比较适合大专文科以上的学生，“当时有若干中学教师，就曾批评这个馆的工作重点过于倾向旧学与适应中老年文科知识分子，而为普及科学知识和为青年学生着想太少”[3]。为平息社会舆论，“在这智能争胜的世界，在这读书风气消沉的中国，在这沉靡湖山的杭州，多少鼓舞些社会各界读书的兴趣，效些提倡的绵力，希望多少推进本市乃至本省的读书求知的精神”[4]。1932年6月浙江省图书馆在杭州《民国日报》上开辟了《读书周报》附刊，后因《民国日报》改组为《东南日报》，《读书周报》于1933年改称为《读书之声》，继续每周发行。1935年《民国日报》改版，停止发行副刊，《读书之声》被迫停刊。同时，浙江省图书馆的另一刊物《新书周报》，因印刷费用浩大，订阅者较少，长期处于亏损阶段。在这一情况下，《读书之声》与《新书周报》合并，刊行《图书展望》[5]。

《图书展望》创刊于1935年11月，1937年8月休刊，按月发行，共出2 卷22期。1946年10月复刊，改为季刊，停刊于1949年，共出10期。刊物的名称，创办方有着自身的解读：“图书”一词，在于刊物涉及的主要内容，“多少都与‘图书’有相当关系的”。而“展望”一词，由于读书月刊、读书杂志等一类的说法“似太单纯”，读书顾问、读书生活等又感“太重或太固定”，而“展望”一词的涵义虽显得不甚显豁，但却有伸缩的意味，“我们对于图书，必须‘展视’，而研究时尤须有‘开展’的眼光以作活用；更因这种应用的结果而能‘推展’读书研究的风气；且从这一个‘望’字并足昭示我们对于本刊，对于读者，对于出版界，对于整个社会读书求知的精神，与普及读书、提高智力来为国家靖献的效用，都抱着无限深厚的希望”[6]。由此可见，《图书展望》的创办，是“以介绍新出图书，辅进读书兴趣为宗旨。”[7]

开创之初，《图书展望》设置了学术短评、读书问题讨论、新学说介绍、读书札记、图书提要、中外学者介绍、文化简讯、书报常识、浙图新到书目、读者通讯、杂俎十一项栏目。1936年3月，栏目有所微调，在保留学术杂评、学者介绍、读书问题讨论、文化简讯等栏目的同时，增设了时代知识、写作讲话两个栏目。同年11月又增设各科讲座（包括自然科学、文学和史地）、图书馆学两个栏目。此后，栏目保持不变，复刊后也依然维持原状。《图书展望》的这种栏目设置，与20世纪30年代的图书期刊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是为初学者或文化水准较低的人群介绍浅显的读书知识。譬如新书提要栏目，一般不选录书评性质的文章，而只是对新书摘要说明，“在使读者能够明了这些书的内容以至作书人的目的和见解，所谓‘开章明义’的工作而已，至于评骘一书之短长，从而予以改善，则非本栏所从事之范围。又关于对象则暂以本馆最近新到之新书为主体，所期予读者以忠实之说明，及其购者以内容之认识，爝火微茫，在于导读者购者以一线光明也”[8]。又如文化简讯栏目，“是将文化的各部门，简单而扼要的记录下来，给读者们一个文化各部门活跃姿态的认识，内容包涵甚广，举凡名著之出版，科学之发明，图书馆与学术团体之活动，学者的行动，以及一切文化事业上重要的消息，都所兼蒐并蓄”[9]。

2 图书与读者的媒介：《图书展望》展现的治学门径

作为图书期刊，《图书展望》的读者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做“一个忠实的有用的‘图书’与‘读者’间的媒介”[10]。这种定位不仅为其创办者陈训慈推崇，也为复刊后负责人陈博文接受。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对当时社会上读书不盛风气的认识和理解。在他们看来，社会人士了解知识的重要，并愿意读书，但只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提不起读书的兴趣，养不成读书的习惯，认不清读书的途径，得不到读书的效益，而之所以这样，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图书’与‘读者’常是隔离着。”“图书当然是期待读者的享用，读者也正在要求着‘图书’的救济；而在这两者之间，往往缺乏一种有效的媒介，以谋读者与图书的结合，使广大的社会不断地接受图书的贡献”[11]。

为实现作为媒介的目的，《图书展望》不遗余力地向读者介绍读书的价值和意义，仅第一卷12期就发表了相关的学术短评49篇。在它们看来，读书对于个人乃至国家意义重大，“只有普及的读书，才能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增厚我们民族的实力。只有致用的读书才能使读书在这时代中更见必要，而且足为挽回我们民族劫运的力量。整个社会普泛的读书，临危知奋，注力应用的读书，才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最大需要”[12]。那么如何开展读书，什么是读书的正确方法，《图书展望》发表了诸如《计划的读书》《自学与读“不用文字写的书”》《论博与约》《怎样集中注意力？》《读书与记忆的训练》《卫生的读书》《读书要从有恒做出》《朗读与默读的比较及其应用》《读书的先决问题与读书习惯的养成》《读书与记忆》《读书不愁没时间》《走上集体研究的路》等文章，系统介绍了一个人初窥读书门径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技巧。此外，《图书展望》还更进一步向读者介绍了各类文章写作的基本技巧，譬如《书评的作法》《怎样写日记》《文章底意义》《谈科学小品》《文章底美质》《文章底分类》《记事文及其作法》《叙事文及其作法》《关于小品文写作及其他》《读书笔记是怎样写的》《怎样写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作法》等。在这些文章中，《图书展望》给初学者开出的读书药方，是要健康地读书，注意劳逸结合，讲求坐姿正确，同时要有恒心，注重博与约的结合，“利用各种环境（如学校环境、职业环境）集合志趣相同的青年组织各种研究团体”[13]，相互学习和交流。

介绍期刊文献目录，亦是《图书展望》展现其图书与读者间媒介的内容之一。近代意义的目录著作，出现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达到兴盛。《图书展望》认为，期刊文献目录有助于初学者阅读书籍，是为“治学之津逮”[14]。同时对期刊文献目录介绍的内容，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加以调整。譬如对文献书目的介绍，《图书展望》创刊之时，正值日军侵华步伐加快的阶段，当时很多读者把解决中日问题的目光转向了图书，于是其编辑们将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视为职责，“决不能因时局动荡而游移苟怠”，“应为时局的严重而加倍努力我们本分内的研究工作，而且使它能更切合于时势的需求”[15]，登载了许雪昆和翁泽永《国防书目及期刊论文索引》，翁植耘和胡秉衡《华北问题论文索引》，许振东《浙江问题图书拟目》和《编续浙江问题图书拟目》，张镜人《欧洲问题图书提要》和《欧洲问题要籍介绍》等一批研究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文献书目。又如对期刊论文的索引介绍。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国期刊出版、发行的黄金时期。据1935年人文月刊收录的近三年期刊统计为例，1932年为877种，1933年为1724种，1934年为2086种，当时有学者因此将1934年称为杂志年。《图书展望》及时地加以追踪介绍，在整个发行期间，共登载了陈豪楚《近年来中国出版界之趋势》，许振东《国内出版重要索引一览》《浙江省出版的重要期刊》和《浙江的期刊》，蒋君章《地理教学与民族精神》附录《国内史地期刊简表》，张友梅《中国出版事业之统计的观察》，钱南扬《介绍几种讲考据的报纸副刊》，望尧、儋训《一九三六中国出版事业之回顾》，孔敏中《民国三十六年度出版界之总检讨》共九篇文章。

此外，《图书展望》还比较关注字典学的研究进展。抗战前《图书展望》曾刊登了多篇涉及字典学的文章，如林斯德《中文字典辞书解题》及一、二、三、四、五续，复刊之后，更是将大量精力倾注于此，登载了李良肱《新检字法汇编初稿》《中国文字排检法之检讨》《首尾四笔检字法》，李敬三《边沿号码检字法》，王天轸《反部六位号码检字法》，黎尚恒《汉字六部编检法》等。

3 包容与灵活：《图书展望》运作的法宝

作为浙江图书馆的附属刊物，《图书展望》编辑委员会主要是由图书馆内部成员组成。这些人员不仅编辑稿件，而且是期刊最为主要的撰稿人。他们的政治成分比较复杂，抗战前负责人陈训慈和一个组主任是籍的，而翁植耘等部分青年学者则受到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上海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影响，自发投入编写队伍，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他们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即使陈训慈等人有时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救亡主张，认为“所谓‘抗日’、‘容共’、‘联俄’各种呼声”都是“谬论”，站在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学者是“立论轻率的”、“足以离间国民的意志”，“尤其有挑拨青年思想的恶果”[16]。但总体上是默许青年编辑刊发进步文章的行为，譬如对全文刊载《什么是社会科学？》这样一篇政治倾向性比较鲜明的文章不加任何处罚，便是明证[17]。

刊物内部成员的和谐相处，表现在文章选录上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很多具有进步色彩的文章得到刊发。若吾公开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规律，“一切法则果能不受什么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吗？决没有的。科学研究，日益进步。今天一有新的法则出现，昨天还认为天经地义的法则便被否定了。而且法则的发现和决定，又同时受着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形式、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的影响的”。并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有一定的法则和因果关系的，“无论什么国家——法国、美国、英国或是日本，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有工人类群的生长，同时也必定有社会主义运动。物质生产发达，精神文明也跟着一起发达”[18]。然而学术专文的登载并不是《图书展望》的主要风格，进步文章更多是通过学者介绍等栏目出现的。譬如学者介绍栏目登载了大量介绍海涅、高尔基、巴甫洛夫等人的文章，对他们的生平和品行进行高度的赞扬，如李絜非认为“高氏生平虽在下层黑暗污秽中，仍能不甘堕落，保持其超越的志趣，掉污泥而不染，放异彩于长期奋斗之后，此其难能可贵足为举世青年的矜式”[19]。又如书报评介栏目曾推荐了高尔基的《母亲》、平心的《青年的修养与训练》、曹禺的《日出》，以及鲁迅编译的《凯绥·珂拉惠支版画集》和《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等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此外，《图书展望》的铜版插图也得到充分的利用，曾印过斯大林和高尔基等苏联、西方进步作家的头像。然而，最能说明《图书展望》办刊相对自由的风格，则要数鲁迅纪念专辑的开辟了。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消息传到杭州后，“除了之江、浙大各曾举行了一次追悼会之外，竟没有什么刊物有过严肃一些的表示”，当时《图书展望》青年编辑们对此感到“很沉痛”[20]，于是私下编辑和刊行了鲁迅追悼专辑，但临到正式出版前，由于遭到的破坏，被迫取消专辑，甚至连编辑人员也受到牵连，停止职务。即便是如此，浙江图书馆负责人后来还是很快地恢复了这些青年编辑的职务，并且默认他们的行为，以至于公开指责当局“以政治上纵横捭阖垄断把持的手段”“施之于文化事业”，这是“不合理之至”[21]的《论文化政策》也能正常发表。

如果说文章编辑展现了政治包容性的方面，那么营销策略则显示了经营的灵活性。这首先是表现在期刊受众的区域定位上。当时，国内已有《图书季刊》《图书评论》等图书期刊，它们大都是全国性的，并且在学术界拥有一定影响力，如何打破已有格局，发挥自身特色，《图书展望》通过多方考虑，最终选择了立足地方的做法，要为浙江学子“摧破不爱读书研究的积习，以增厚学术研究之精神，以为充实民族实力的准备”，“供给研究的一个中心”[22]。换言之，将致力于推动浙江省文化事业的发展作为其终极目标。其次是将刊物的受众的年龄段选择在青年学子，更具体来说就是中学和大专生。这些受众大都是初窥治学门径，尚未真正登堂入室，《图书展望》以学术严谨性和内容通俗性，充当了图书与读者的媒介，这不仅赢得广大青年学者的支持，同时也得到图书馆界的拥护，成为它们最愿意与浙江图书馆交流的刊物之一。这在抗战胜利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浙江图书馆经费支绌，无力购买国内各地的学术期刊，图书馆高层将《图书展望》复刊，充当期刊交换之用，效果非常明显，“刊行以来，交换所得之期刊，数以百计”[23]。再次是不同广告的接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期刊中登载的广告大都是一些图书、期刊广告，而《图书展望》却打破了这种常规，其广告内容除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几家出版社图书广告外，还涉及书店，纸、笔、油墨等办公用品的商店，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诸如印刷厂、礼品店、信托局、农业银行、照相制版公司等。事实上，这种广告收益对刊物的正常运行帮助很大，甚至成为抗战胜利后最先复刊最为主要的因素，即陈博文所说的“该刊得力于广告费之补助始得刊行，初非本馆之财力所可胜任也”[24]。

总之，《图书展望》的政治相对包容性和营销策略的灵活性，在杭州乃至全国都是难能可贵的。20世纪30年代，浙江是控制特严的一个省，CC派在文教、新闻界的势力较大，文化界除了极少数几个官办刊物外，特别显得死气沉沉，但是《图书展望》凭借自身的办刊风格，很快地在浙江省的知识界站稳脚跟。同时，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国内其他省市的图书馆认可、接受它，并作为自身值得收藏的重要的图书类期刊之一。可见，《图书展望》在近代图书期刊上是有价值和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