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为了爱,施予爱

风暴渐渐平静的时候，是平静地认识一个人的最好时机：风暴中心的人已出离了漩涡，而制造风暴的人已去往另一片海域。

我说的是余秀华。

曾有很著名的诗人说，谁说余秀华的诗好，谁就是他的敌人。这不像是诗人说的话;潜伏在“敌人”用词里的“斗争哲学”对诗歌的伤害，看来并没有随着斗争时代的终止而结束。

余秀华的两本热销40多万册的诗集中，位于第一首的都是《我爱你》。她的诗，可以用其中的四个字来概括：“人间情事”。而她对此的基本态度是三个字：“我爱你”。这“人间情事”出现在诗里并且是被诗所唤醒的;在现实中，它们“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是惊恐不安的。在诗里，在想象的世界里，春天的意味对于你和我是一样的;但在现实世界里，你与我的区别就是稻子与稗子的区别。对农人来讲，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如此显赫――稗子长着一副稻子的模样简直是稗子的莫大罪过。一棵必将被刈除的稗子对稻子的依恋，并且希望能够长久，就是诗人对这个美好春天的最大梦想;这个梦想对她自己而言，也是一种罪过。余秀华的诗，基本上是从这样一种视野出发的。这是她非常独特的地方。

《我爱你》是首爱情诗。在余秀华的诗中，爱情诗占了很大的篇幅和分量，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我并不想说这是因为余秀华是女性，也不认为她本人对爱情诗的钟爱，映射着她现实生活中爱情的缺席。后一种关于诗是诗人“心理代偿”的分析模式，只能解释诗的发生，并不能说明诗在发生之后的分蘖、扬花和结实。我更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她所书写的“人间情事”中非常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的爱情诗中体现的是诗人对人间的爱，对现实的爱。诗人如此热衷于书写爱情，是因为她明白，作为肉体的人，我们都只能是短暂的、残缺的――这是稗子和稻子唯一拥有的相同质素。而诗人与其他人的不同仅仅在于，她明白“在白色的纸张上，人们能达到更高层次的抒情，远胜过在卧室的床单上。”（布罗茨基《第二自我》）试图把诗与现实中的人或事对应起来的读者，是只有靠猎奇才能捱过庸常生活的人;他们爱的不是诗，是他们自己。

《我爱你》中比肩而立、渴望相爱而只能拥有“白色的纸张上”的爱的稗子与稻子这一对意象，是余秀华的独特发明，也是当代中国爱情诗的一次独特发现。我们都还记得舒婷的名篇《致橡树》，记得那里面作为理想的、近乎完美的男女爱情象征的两棵树：比肩而立、彼此抚摸与倾诉的橡树与木棉树。这是两首完全不一样的诗，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只能称之为诗歌语言艺术的奇迹。文学史通常把《致橡树》看作新时期诗歌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它也被认为是一篇关于“伟大的爱情”的宣言。不过，它并不像有些批评家分析的，是要求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女性主义精神的张扬或呐喊;相反，它暴露出舒婷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男权中心文化浸染的诗人：没有什么比把男女两性“自然而然”地定位在伟岸挺拔的橡树和柔情万种的木棉上，更能说明这一点。

我并不想说余秀华的诗是对舒婷的诗的某种转换或者替代，因为正像《致橡树》中说的，每个人都应该立足于脚下的“坚实的土地”，每位诗人也都是从这里出发，去观察和体验现实人生。但是，在如此相似的诗歌结构中所出现的两对意象，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相触在云里”的橡树与木棉，在一位年轻的新秀手中，降低或者矮化为稻子与稗子;两性之间的误解依然存在，但发自女性的激烈的、声震云霄的呐喊，让位于另一位女性的“提心吊胆”，一种惶恐不安的低声细语。

我欣赏舒婷诗里的只有那个特定时代才有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对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坚忍追求。同样，如果我觉得余秀华的诗更为贴近大地，那是因为今天的现实已不是昨日的现实;今天的诗歌似乎也不再有昨天那个时代的豪迈、激昂、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更多的是惶恐――对稻子的守护者们以不言自明的“正当理由”轻易除掉稗子们的惶恐。

多年来围绕诗歌展开的种种言说仿佛证明着这样一件事：诗歌没有自诩为真理，却在事后一再被证实为真理，包括舒婷诗中“伟大的爱情”的理想仍然会在现实中灰飞烟灭;也包括，面对余秀华的诗，以毋庸置疑的“正当理由”必置稗子于死地的那些聒噪。

如果让我提出一种判断好诗的标准，那就是，说出你能施予爱、给予爱的那一部分，而不是你只想被人爱的那一部分，也不是你只爱自己的那一部分。

魏天无，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