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

时间:2022-10-04 02:01:13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时期进行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我党全面执政后进行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入研究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开展的廉政建设,并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廉政建设,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措施,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廉洁、更加坚强,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央苏区时期 廉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牢记党的宗旨,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时期进行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我党全面执政后进行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对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党的生命力起到重大作用,使我党能够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而且为我们今天惩腐肃贪兴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留下了深刻的启迪。深入研究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开展的廉政建设,对于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反腐败斗争的必胜信念和决心,对于新时期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廉政建设,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措施,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廉洁、更加坚强,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央苏区时期腐败现象存在的原因、表现及危害

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社会和国家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传承了中华民族勤劳朴素、克己奉公的美德,自觉地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闪耀着革命光芒的苏区干部好作风,使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但是,它也不是纯而又纯的,不是建立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因而形形的腐败现象,在一些苏维埃政府中难免也会出现。

1.苏区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以根本区别于旧政权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它完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但是,对于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仍然会受到腐败这种污浊社会现象的侵蚀。事实表明,权力腐败的某些病毒,已开始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某些细胞中产生败坏作用。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具体分析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从组织方面来看,由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而在苏维埃政府中,不可避免地混进了少数动机不纯的分子,以至良莠不齐。这些投机分子参加革命的目的并非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个人谋私利,因而常成为政府中的腐败分子。

第二,官僚政治的余毒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所谓官僚政治,通常是指剥削阶级的一种社会政治形态,其基本特征是政府权力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官僚政治是伴随着封建专制政体而产生的,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相当完备,影响十分久远。作为这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产物,“做官发财”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做官往往被看成是发财的手段。中央苏区的工农民主政府,脱胎于一个有着漫长的封建官僚政治传统的社会,苏维埃政府中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员势必会受到封建剥削阶级“升官发财”“贪图享受”的腐朽思想的影响。

第三,从制度方面来看,由于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虽然当时苏维埃政府也制定了一些制度,但很不完善,而制度上的不健全就使腐败现象由可能变成了现实,在财政方面表现尤为明显。1932年3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曾指出:“苏维埃财政无论收入支出都是各自为政,没有丝毫系统。”[1]P439这就容易造成各级政府出现贪污浪费现象。另外,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主要精力都放在反对军队“围剿”的军事工作上,对制度建设难免有所放松,腐败现象也就容易乘隙滋生。

2.苏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1931年9月3日,时任中央苏区党的中央局秘书长的欧阳钦在《中央苏维埃区域的报告》中说:“许多苏维埃政权,不但不能为群众谋利益,还要压迫群众,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不敢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有许多政府中吃饭的人很多,每月用的经费很大,工作人员腐化。”应当指出,上述报告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有夸大缺点的成分;不过,它所揭露的苏维埃政府中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却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开支随意,浪费较大。1932年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指出:“过去各级政府的浪费实在惊人,一乡每月可用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2]P577由于铺张浪费,引起财政困难,以至有的地方用打土豪的办法向群众派捐,土豪富农打尽了,便由富农打到中农,甚至有时连有少许现金余存的贫农都被打了。

二是贪污现金,侵吞公物。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

三是挪用公款,营私经商。以于都为例,某些县苏机关干部私拿公款,做将谷米出口、食盐进口的投机买卖,而区苏三个主席九个部长,就有三个主席六个部长是做投机生意的。在于都城市内有些合作社,竟成为少数党员、苏维埃以及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合股公司。

四是玩弄权势,生活腐化。有些干部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滥用权力,损公肥私。如门岭县洞头区军事部长,手上金戒指、金手表样样都有,吃饭时点明要吃洋参炖鸡子,一次饭花去公款十几元(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00多元)。

上一篇:红军进漳的城市政策探析 下一篇:当代青少年价值取向的现状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