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发展的资本要素变化分析

对于中国这类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在中长期内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快速形成和积累，资本的要素数量效应一直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来源和动力。同时，根据投资乘数理论、加速数理论、Harrod-Doma模型、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以及内生增长理论等相关理论模型，资本的要素数量效应也都是增长的核心要素。因此，准确把握资本条件的变化特征和趋势，是正确认识、合理判断我国工业发展变化趋势的基础。

一、趋势分析：我国工业发展的资本变化①

（一）工业投资

工业投资，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工业产业结构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进而影响和决定着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工业投资始终保持增长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当年价格计算，我国工业投资从1995年的6232.5亿元大幅提升至2011年的129119.6亿元，增长20.72倍。与此同时，投资增速却呈现大幅波动的态势。从1996年的高达43.79%增速下滑到1999年的-2.66%，又迅速攀升至2003年的46.27%，然后逐步下滑到2011年的11.99%（见图1）。而且，1995年到2011年间，我国工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基本维持在40%—50%的区间范围内。同时，工业投资率（工业投资与工业增加值之比）由1995年的24.98%一路攀升至2008年的57.89%。特别是次贷危机后的2009年、2010年、2011年，我国工业投资率又出现了一次跃升，连续3年都保持在高位，分别为69.70%、71.74%、68.51%。应该说，我国工业投资率不仅是当前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高的，即使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历史可比时期相比也是最高的。

从工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外资在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规模总量上看，基本保持了稳定上升的态势，从1995年的2114.05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5061.99亿元，增长2.39倍；但其占我国工业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33.92%一路下滑到2011年的3.92%。应该说，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工业投资依旧还是推动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工业高投资率会形成巨大产能，并导致我国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从而降低投资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持续的高投资率也是难以持续的。同时，我国吸引外资还面临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更加剧了高投资率的风险。因此，未来我们必须在继续发挥投资对工业增长带动作用的前提下，通过维持必要的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等方式，推动工业的持续发展、转型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

（二）资本效率

1、单位资本存量工业增加值

鉴于单位资本存量工业增加值是单位资本存量工业产能外在的实际反映，因此，单位资本存量工业增加值的演化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单位资本存量工业产能的内在演化规律。从1981年到2011年的单位资本存量工业增加值发展趋势看，从1981年的0.30提升到2011年的1.19，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1.31和1.33，属于这一期限的高位，之后又回落到2009—2011年的1.17—1.19，但这种下行究竟是阶段性的变化态势还是拐点性的变化态势目前还难判断（见图2）。

2、增量资本产出率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反映的是年度投资与当年增量产出之比，即要让产出增加一个单位，需要多少投资。一般而言，ICOR提高，表明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意味着投资效率的下降。因此，增量资本产出比率越低，经济就明显更有效率。从1995—2011年的数据看，我国工业领域的ICOR持续提升，从1995年的1.14提升到2011年的4.65，这意味着我国工业行业的投资效率呈明显下降的态势。同时表明，依据现有趋势，要实现工业的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更大量的资本。因此，未来继续依靠加大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更应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

3、工业资本积累率

工业资本积累率表明行业的当年资本积累能力，是行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评价行业发展潜力重要指标。该指标越高，表明行业的资本积累越多，行业资本保全性越强，应付风险、持续发展的能力越大。从1998—2010年的工业资本积累率指标看，先是从1998年的13.12%下降到2001年的8.69%，又迅速攀升到2003年的30.61%，随后到2007年基本稳定在20%附近，之后2008、2010年则继续下降到13.35%、12.28%，属于这一期限的相对低位。应该说，近年来资本积累能力的下降，对于行业应付风险、改善内外部条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增强持续发展活力、存储发展后劲等方面将产生不利影响。

4、工业资本劳动比

再从1981年到2011年的工业资本劳动比变化趋势看，资本—劳动比持续、大幅提升，从1981年的0.97万元/人大幅提升到2011年的12.3万元/人，增长12.7倍。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工业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中确实表现出资本深化态势。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已进入资本深化加速阶段，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增速大幅提升，即从2005、2006、2007年的7.18%、8.12%、8.78%大幅提升到2008、2009、2010年的15.22%、15.42%、14.19%，可以说，从人均资本量看，近年来资本对劳动过度替代的特征已初具端倪。应该说，资本替代劳动是现代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发展进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在所有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随后逐步企稳的历史阶段；同时，资本深化也直接导致了重化工业化。资本深化虽然能在短期提高资本回报率，但长期却降低了资本回报率。

总体而言，尽管“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但是综合考虑我国过去20多年中资本条件的变化，我们认为，一方面，高资本投入是我国过去20多年工业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量，但是，高投资也造成了工业的资本产出比持续走高、单位资本产出能力的削弱，使得产出效率有所降低。资本的低效状态表明工业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性趋于强化，会影响到工业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必须要改变以牺牲投资效率和增长质量为代价的扩张，通过优化投资导向、改善资本利用效率，减弱工业发展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力争实现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实现较高的产出增长，实现工业发展的转型。

二、困境分析：投资拉动增长模式面临产能过剩、效率下滑、资本约束等问题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台湾和韩国的模仿与放大，它们在经济转型期投资结构升级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大陆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从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并未显著下降，仍维持在1/3（台湾）甚至1/2（韩国）。同时，根据1999—2010年36个工业行业截面数据的估计，中国工业行业属于风险偏好者，即在需求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工业行业会采用更高的资本—劳动力比率进行运营。因此，有理由认为，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工业行业处于资本深化的进程中，工业投资仍将是拉动我国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

虽然工业投资对我国工业的健康发展、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导致中国存在着庞大的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例如，中国钢铁产能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过剩产能率超过30%；中国造船行业目前有1/3的造船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订单。其他如电解铝、平板玻璃、太阳能、风电、家用电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业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过剩产能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个位数水平直线飙升，目前超过31%，达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同时，从反应投资效率指标的比较投资产出率②、投资效果系数③看，一方面，工业领域的比较投资产出率自2003年以来一直小于1；另一方面，工业领域的投资效果系数从1996年的0.50下降到2011年的0.21，特别是2003年后几乎成单边下降态势。鉴于过去十年中，工业投资增速持续超过20%，部份年份（2003年）的投资增速甚至达到40%以上，在工业投资规模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投资效率的逐步下降不仅将会加大提升工业发展质量的难度，更会增加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难度。根据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验，未来制造业投资将集中于推动质量提升，数量规模扩张将放缓。

此外，尽管我国正处于投资密集型的高速增长时期，这意味着工业企业的杠杆率相对会更高一些，而且我国工业领域的资产负债率自1994年的66.66%下降到2011年的58.10%；但是，一方面，资产负债率仍处于适宜水平（40%—60%）的上限，且负债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一直处在200%附近，2009—2011年更是达到近十年的高点；另一方面，2006年以来，资产负债率已经初步显现出缓步向上的拐点迹象，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总额的增速一直保持在15%—25%，总体而言，对于债务某种程度上的依赖是维持我国工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外界对我国工业领域债务问题的日益担忧，以及近期和未来可预期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从新兴市场陆续撤出而重新回流美国，我国工业企业可能会遇到利率和资本流动急剧逆转的压力考验。继续依靠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等手段拉动投资并维持工业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会下降。

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的影响。

三、政策建议：继续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加大有效投资

工业投资不仅决定了我国工业的增长速度，而且影响和决定着我国工业发展的质量。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强劲的工业投资增长，我国工业很难实现如此高的增速。目前，我国工业过高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的增量资本产出率、逐步下降的工业资本积累率、放缓的长期资本流入以及表现不佳的资本总配置效应，使得过去30多年高度依赖于资本高投入换取工业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面临挑战。应该说，工业投资向下调整是必然的，且如影随形的将是工业增速的下降；但是长期而言，我国工业发展的确还需要更多投资。我们认为，盘活存量和发展增量是推动我国工业发展转型的最有效方法，因此，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改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加大有效投资是维持工业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

鉴于目前我国工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整体较低，如果我们不能将资源配置于能够带来生产力提升的机会，而是浪费在过剩产能与无效投资，其增速潜力必然较低。同时，投资回报的下降也将给我国工业未来稳定增长带来严重影响。

因此，通过政策转变实现主动的、有序的、可控的调整，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即使得资本从低回报率的行业（地区、企业）流向高回报率行业（地区、企业），就能提高整体的工业发展水平。也就意味着在高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地区、企业）继续追加投资，在低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地区、企业）及时削减资金流入；使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益好、效率高并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行业（地区、企业）中去，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效益，改善行业（地区、企业）结构，提高储蓄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性，进而推动工业的集约化增长。

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三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投资领域要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即政府简政放权和减少审批事项。

第二个转变是投资主体要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转为民营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国企应主要集中于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以及其他极少数特殊行业，才不至于对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治体系构成实质性妨碍。

第三个转变是实现工业投资结构的优化。鉴于现有投资结构是未来工业结构的前瞻反映，优化投资结构是应对当前工业结构失衡、实现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因此，必须把限制低水平加工工业投资、加强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尤其是要利用增加投资带动和优化存量资产，不断改善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的投资力度，推动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由规模化向集约化发展。

此外，相对于经济发展和实际资本要素供需而言，我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并不是完全市场化。应该说，非市场化的资本要素价格对于过去30多年我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不仅降低了项目的融资成本，使得工业项目可以以较低成本实施；而且，加快了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速度，为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随着我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非市场化的资本要素价格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一是人为压低的资本定价使得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偏向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陷入投资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而不能自拔，从而造成严重的投资过剩局面。二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取代所导致的资本要素定价过低，势必会引发资本的供不应求，并派生出大量的寻租和腐败；而且，也必然会有利于融资成本低的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加快资本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推进，也是推动我国工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

注：

①工业部门统计口径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例如：1998年以前统计口径为独立核算企业；1998—2005年，口径变为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2010年口径为主营业务收入5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年开始，口径扩大为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样本数据前后不一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与真实情况的偏离。但是，如果关注的是数据的中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的话，那么口径的变化也许可以忽略。

②比较投资产出率反应工业相对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投资产出效率。

③投资效果系数指工业增加值增量占当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

〔2013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A2013041008）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