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原上的脚印

时间，就像飘飘洒洒的雪花，能够抹去许多事物，但却抹不去我记忆中的一串脚印……

1983年6月，我从军事院校毕业，来到铁道兵十师四十六团三营八连任排长。在连队干了4个月之后，我被调到团宣传股担任文化干事。到团机关报到的当天，还没等我将行礼打开，政治处领导就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要我立即出发前往青海省德令哈，将部队急需的一批文化器材托运到陕北。除了车旅费外，我什么东西都没顾上带，就匆匆上路了，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我于次日傍晚抵达西宁，正好赶上开往格尔木的火车。

列车沿青藏铁路西格段西进，隆隆穿行在湟水河谷。青藏高原的10月，连阳光都透出刺骨的寒气。夜晚，气温更是降到摄氏零度以下，简陋的车厢里，让人感到寒冷异常。车窗外，不断传来西北风凄厉的怪叫。由于走时没来得及带棉衣，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出发之前，我已经患感冒多日，但凭着年轻气盛，根本没有将它当回事。到了青藏高原，由于气温急剧变化，加之我衣着单薄，感冒骤然加重。随着列车不断向西，海拔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气温越来越低，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吃不消。丝丝寒风，就像无数钢针扎透我的军装、绒衣，尖锐地扎在我的皮肤上。过了日月山，列车刚进入草原就遭遇了暴风雪，车窗上，先是贴满了大片大片的雪花，不一会就变成了一根根张牙舞爪的冰凌。我开始发高烧，咽喉干疼，涕泪直流，全身疲软无力，蜷缩在靠车窗的坐椅上，浑身直打哆嗦。

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如此脆弱。尽管非常困乏，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但我却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敢睡着，否则，感冒将会进一步加重，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此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早一点到达德令哈，早一点见到军医，早一点找一件皮大衣穿上。由我们铁道兵十师和七师修建的这条铁路尚未正式交付运营，路况不是很好，列车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几乎见站就停。我心里十分着急，也十分烦躁。

午夜，车厢忽然停止了晃动，我睁眼一看，列车已经停靠在位于青海湖边的哈尔盖车站。随着一阵闹哄哄的声音，车厢里涌进来一群藏民，有的往行礼架上扔包袱，有的忙着抢占靠窗户的坐位，有的在叽叽喳喳大声说着话。安静的车厢里，一下子变得嘈杂不堪。

有一位藏族妇女，抬头四下看了看，见我所在的这一排坐椅上就我自己一人，便扛着包袱径直向这边走来。她看上去约有30岁左右，个头中等偏上，体格健壮，脸庞黑里透红，眼睛大而明亮，穿一身厚厚的大皮袍，上面还能看到星星点点的雪花。她欠起脚尖，将包袱重重地扔在我头顶的货架上，随后又一屁股坐在我的旁边。在她坐下的当儿，我感觉到一股刺鼻的膻味扑面而来。由于环境及生活习惯的原因，草原上的牧民身上都有这种气味，这在当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对于从内地到牧区的人来说，开始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不适应。她转身向我笑了笑，嘴里好像还嘟嚷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可能是让我往里一点，我不太情愿地挪了挪身子，心里感到有一丝不快。

列车重新缓缓起动，行驶在茫茫的雪原上。旅客们渐渐睡去，车厢里又恢复了平静，只听见车轮撞击钢轨的单调而又乏味的声音。我被重感冒不停地折磨着，身子滚烫得像一团火，但心里却冷得像个大冰窖。我就像一尊被雨水泡坏的泥塑，仿佛随时都会散架，变成一摊烂泥。我爬在茶桌上，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只觉得脑袋又大又沉，似乎只要一站起身来，这头颅就会马上掉到脚底下。

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孩，我现在的处境还不如那个可怜的孩子，她的篮子里至少还有几根可以划着的火柴，而我的身边，竟没有一丝可以取暖的东西。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胡思乱想着。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以前的老连队，白雪覆盖的帐篷里，老班长正将一块块牛粪饼加入炉膛，随着一阵哧哧燃烧的声音，铁炉盖被烧得通红通红，半人高的火墙被烤得滚烫滚烫，我惬意地躺在火墙后面的大通铺上，尽情地享受着人间的温暖……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到吉尔孟车站，请下车旅客收拾好随身携带的行礼，作好下车准备。” 列车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将我从睡梦中吵醒。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天已大亮。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梦幻中的那顶帐篷虽然瞬间消失了，但它带给我的温暖并没有随之而去，仍然是那样真真切切。这时我才发现，有一件――确切地说是半件――厚厚的毛茸茸的大皮袍，正紧紧地包裹着我虚弱的身体，左边，有一只柔软的手隔着皮袍轻轻地揽着我，将皮袍的一角掖到我的腋下，而右边，是一个比火墙还要温暖百倍的女性丰满的胸膛，隔着薄薄的衣衫，我感觉到了一颗最母性、最高贵的心脏的跳动。这个胸膛是那样地宽阔，宽阔得像一望无际的草原；这个胸膛是那样地纯洁，纯洁得像湛蓝湛蓝的湖水；这个胸膛是那样地温暖，温暖得像雪山顶上升起的太阳。

吉尔孟车站到了。列车刚刚停稳，她便松开左手，将搭在我身上的半拉皮袍抽下来，利索地重新穿戴好。这时我才意识到她要在这里下车，当我正要站起身来帮她取行礼架上的包袱时，她连忙伸手将我按住，自己将包袱取下来挎在肩上，微笑着挥手向我告别。她的笑容是那样灿烂、那样美丽、那样温馨，就像二月的春光。由于她不会说汉语，我也听不懂藏语，我俩根本无法通过语言交流，连对方的住址和名字也无从知晓。也许是为我的病情担心，我看见她的目光里流露一丝忧虑的神情。她边走边回头看我，嘴里好像是在向我叮咛着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但似乎每一句又都听懂了。我想对她说一声谢谢，但话还未说出口，眼泪已经流了出来。此时，所有的语言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响过，列车慢慢驶出了吉尔孟车站。我拉开车窗，将头伸出窗外，寻找着她美丽的身影。我看见她挎着包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原上走着，渐渐消逝在漫天风雪中。

茫茫雪原上的那一串清新的脚印，至今仍然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青春之祭

许多年以后，我又一次站在这座校园的门前。

是的，这就是我的母校，这一片掩映在绿树和鲜花丛中的净土，是那样的静谧和安详，悄然沉淀在都市的喧嚣之中。

我的母校坐落在湘江之滨，一个叫黄土岭的地方。我在这里求学时，它还位于长沙城的南端。早上晨跑，沿着雨花巷向南，不一会就能看到蓝蓝的炊烟，绿绿的稻田。光阴荏苒，时过境迁，而今，这里已成经成了这个大都市的中心，在森林般疯长的高楼大厦之中，绿色的校园看起来似一座孤岛，又有点像一个陷落的湖泊。在我毕业不久，母校就更换了门庭，如今已物是人非，要不是熟人领着，我要找到这里恐怕得多费一番周折。

当我第一次踏进这一座神秘而又威严的大门，西南边陲那一个荒山野岭中的村落，就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今后再也不用重复父亲昨天的故事了，我的人生，再也不是一部冗长而又枯燥的黑白电视连续剧了。于是，这座大门便成了我的再生之门，这片校园便成了我的再生之地。

此刻，我又一次站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门槛上，仿佛经历一次生命的轮回，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如果说，人生有春夏秋冬，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哪一个季节。曾经的梦想，哪些变成了现实，哪些化作了云霓？今天的我，还是那个梦想中的我吗？我还在那个梦想中吗？我感到一阵茫然。时光，在我眼前如飘零的羽毛。

我沿着校园中的林荫小道，向记忆深处走去。远远望去，那座曾经多么辉煌的大礼堂，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回荡在那巨大穹窿之下的铿锵歌声，早已化作了厚厚的尘埃。礼堂门前的喷水池，时光的珍珠不再快乐地迸溅。只有那忠诚地簇拥在礼堂四周的荚竹桃，仍然开得那么执着、开得那么灿烂，仿佛永不熄灭的记忆之火。

我一路辗转，走过青青的草地，走过五岔路口的小花坛，走过那棵又高又大的女桢子树，向北拐一个弯，再向东拐一个弯，一排排苏式二层红砖楼房便映入眼帘。

这一片建筑群，是当年我所在系的学生宿舍。这些房子，除了所处位置不同，大小结构乃至颜色完全一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宿舍楼，是从东往西数的第二幢。当我找到这幢房子的时候，眼眶不觉湿润了。

我从南门进入楼房，里面空无一人。这房子现在到底有没有住人，我不能判断。要说没人住，几道大门又都敞开着，要说有人住，所有窗户和每一间房门又都紧闭着。我爬上二楼，来到过道尽头，寻找着记忆的蛛丝蚂迹。我分明记得，从里往外数的第二间屋子，就是当年我们的宿舍。我迸住呼吸，使劲敲了敲门，里面无人应答，只有空寂的回声，在幽长的楼道里徘徊。

这一间小屋，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个驿站。不知多少次，我在梦中回到这个青春的鸟巢。在这里，我们曾经叽叽喳喳，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这里，我曾经拼命地在书海中遨游；在这里，我们曾经偷偷骂过那个令人讨厌的区队长；在这里，我曾经含泪给父母写过一封封装满思念的家书；在这里，曾经有一张妩媚的脸庞新月般升起在我的梦中……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与许多原本素不相识的人结为同窗，他们有的成了我的好友，与我形影不离，有的成了我的对头，相互冷嘲热讽，甚至恶言相向，然而，不管是我喜欢的人，还是我讨厌甚至是憎恨的人，如今都让我难以忘怀。

宿舍楼北侧，是一座山岗，山上古木参天，啁啾之声不绝于耳，常有松鼠和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在林间出没，高高的树枝上，一个个棕色的鸟巢在浓密的绿叶间若隐若现。山顶上，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亭子中间是一个石桌，桌上画有棋盘，石桌四周分列着四个石凳。从这里极目四望，整个校园尽收眼底。那时，我常常沿着狭窄的林间的小路爬上山头，在亭子里或背诵课文，或朗诵诗歌，或放声歌唱。

我还清楚地记得，正对着宿舍楼北门的山根，有一个冷战时代留下的防空洞，平时滴水叮咚，凉气袭人，每当炎热的夏季来临，这里便成了避暑的好去处。夜晚，宿舍里热得像蒸笼，连电扇吹的风都是热烘烘的，酷热难耐的我们，便悄悄溜下床，三三两两来到防空洞里，一边纳凉，一边海阔天空地瞎侃……

可是，现在我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防空洞了。是不是被堵死了呢？可连一点封堵的痕迹都没有啊？究竟是我记错了地方，还是这里原本就没有那么一个洞穴？如果是后者，那它就是我记忆中的一个黑洞？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确切地说，我对记忆本身的可信性产生了动摇。如果说，记忆是连接昨天和今天的桥梁，那么，通过这座桥梁，真的能够抵达昨天、找回昨天吗？这座摇摇晃晃的桥梁，能够承载得起我失落的青春吗？在记忆里行走，似乎比走钢丝还要危险。我越想越糊涂，百思不得其解。

一阵轻风吹来，几片落叶从我的头顶飘过。我抬头看了看眼前这一片楼群，感觉少了些什么，仔细一数，才发现比原先少了一排。我恍然大悟，问题就出在这里。位于东面地势较高的那一排宿舍楼已经不复存在，正是它不经意的消逝，导致了我的记忆全面错位。事实上，我作为参照物的那一幢房子，才是我从前居住过的地方。刚才向我敞开的那一扇大门，还有我试图叩开的那一间屋子，原来是时间精心设下的一个骗局。

让我魂牵梦萦的那幢宿舍楼，已经成了危房。油漆剥落的大门上，贴上了厚厚的封条。玻璃残缺不全的窗户上，到处结满了蜘蛛网。住着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的那间屋子，我再也走不进去了。

在这幢房子的北侧，我找到了那个防空洞，它被水泥封得严严实实，像一张被堵住的嘴，已经无法诉说。经考古钻探发现，这座秀丽的山岗原来是一座汉墓，已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

距封死的洞口不远处，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个冷峻的大字：魏王堆。

我的母亲

一转眼，我离开故乡已经31年了，早已在外成家立业。母亲和小妹家一块生活。自打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将母亲从大西南那个遥远的小山村里接出来，在城里住上一段时间，也好让我这个做儿子的报答一下她老人家的养育之恩。

对于我的这个愿望，母亲的心里一直十分矛盾。从未离开过故土的她，连县城都很少去，更不用说繁华的大都市了。她的确很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子，但她又有许多顾虑和担心，怕不适应北方的气候，怕不习惯城市的生活，怕在外去世后被火化。还有一点，母亲虽然没有明说，但我心里清楚，她最担心和儿媳合不来，她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一点气都受不了。因为这些原因，我多次回家接母亲，她总是犹豫再三，临出发时又改变了主意，我多年的愿望也就每每落空。

在我将近不惑之年的时候，我从陕西调到了北京工作。小妹多次在电话里对我说，母亲的头发都快白完了，脸上的皱纹又深了许多，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想着母亲一天天苍老，我心里的内疚感越发沉重了。是母亲给了我生命，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现在她的儿子早已生活在繁华的都市，而她至今却仍然居住在偏僻落后的山村，母子两人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深深地刺痛了我，叫我良心难以安宁。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母亲接到京城来，哪怕住上一年半载也好。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加之乡亲们纷纷劝说，母亲终于同意来北京和我们生活一段日子。为了让母亲尽快适应城里的生活，我先将她接到县城的老战友家里住了几天。母亲显得异常兴奋，像个即将出远门的孩子。离开县城的前一天晚上，每隔个把小时，母亲就会来敲我的房间门，提醒我注意看手表，别误了乘车时间，最好早点出发，以免到贵阳赶不上飞机。后来我才知道，这天晚上母亲一整夜都激动得没有合眼。

母亲到北京后，我尽量减少一些应酬活动，一有空就陪她出去游玩。在公共汽车上，母亲常常发出这样的惊叹：“老天爷，坐了半天车子，到处都是一望无边的高楼大厦，这么大的城市，得装下多少人呀！”在颐和园，看着如画的湖光山色，母亲不停地赞叹道：“北京真美，比天堂还美！”以前，母亲曾经对我说过，假如有一天真的能够到北京，有三个地方她最想去，一是纪念堂，二是北京动物园，三是孟姜女庙。母亲说没想到这些愿望现在真的实现了。除了这几个地方，我还先后陪母亲去了故宫、天坛、北海、香山、八达岭……北京城里及周边的风景名胜，我几乎都带母亲逛遍了。

常言道：“老还小。”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虽然从小就被二老视为掌上明珠，但母亲并没有因此而娇惯我，对我一直非常严厉。直到我参军前不久，母亲还因为我的一个过错狠狠打过我，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怨恨过母亲。我知道，如果没有母亲的严加管教，我也许不会有今天。到北京后，我发现母亲昔日的威严不见了，有时甚至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次，我给她倒上洗脚水，正准备看书，她却对我说：“儿子，你帮妈洗洗脚吧。”从此以后，我就经常为她洗脚。还有一次，我看她不太会使用指甲剪，就接过来帮她剪，后来每过一段时间，她都要让我亲自帮她剪指甲。有时，我上街办事，或外出开会，她也不管我方不方便，总会任性地对我说：“儿子，带我一块去吧。”每当这时，我就会取笑母亲道：“我的妈呀，小时候，你赶场时我缠着要和你一块去，你不但不让我去，还骂我是个跟屁虫，你今天怎么也变成个跟屁虫了？”

我的故乡地处滇东北高寒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小时候，偶尔有点好吃的，父母都是留给我们兄妹几个，连尝都舍不得尝一点。即便是后来我有了工作，时不时给家里寄些钱回去，母亲也总是将钱用在要紧的地方，说啥也舍不得用它购买好吃的。再说，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即便是舍得花钱，又能够买到什么好东西呢？母亲来到北京后，不同意我花钱为她改善生活，她总是说：“只要天天见到你们，吃啥子妈都高兴。”母亲虽然这么说，但我却有自己的想法。她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受一下了。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副食，不管她喜不喜欢吃，但凡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我都要尽量给她买。她喜欢吃的，下次再继续买，如果不喜欢吃，就算尝个新鲜。一次，我花了800多块钱，带母亲到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吃烤鸭，当她得知许多外国元首都曾经到这里用过餐时，两眼含着泪花说：“儿啊，妈这辈子算是值了。”

在乡亲们看来，我的母亲是值得骄傲的，因为她培养了一个在首都当记者的儿子，而我却因此忐忑不安，诚惶诚恐。父亲年轻时就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计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双手。家里断粮时，是母亲走几十里山路到姨娘家去借，恶人欺负了我，母亲敢追上门去和他拼命，儿子的学费不够，母亲就“咔嚓”一剪子将秀发剪下来卖了。好不容易盼着儿子长大，我却又远走天涯。十六岁那年，我泣别父母，离开故乡，从此，我就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痛，成了她眼角的两行泪珠，成了她永远都够不着的月亮，成了她的一个遥远的梦幻。母亲给了我一切，而我回报她的却只是一个虚名声。不管我生活的城市有多么繁华，但如果身边没有母亲，我精神的原野上永远都是一片荒芜。

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母亲已经返回老家一年多了。她已年过七旬，我知道，我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和她老人家一块生活了。尽管母子情深，但我和母亲命中就注定要天各一方。母亲，你的似海恩情，我今世是报答不完的了，假如有来生，请让我再给你做一次儿子，我不会再去大都市，不会再当记者，我只想做一个能够尽人子之孝的农夫，陪伴你生活在炊烟袅袅的小山村。

曾正贤，大学文化，主任记者。1962年生于云南省镇雄县场坝乡安家坝村花园农业社，1978年参加中国人民，1983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兵学院，1984年随部队集体并入铁道部。历任战士、排长、团宣传股新闻干事、工程局宣传部新闻科长、中国铁道建筑报陕西记者站站长、北京记者站站长等职，现在铁道部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从事全国铁路建设宣传工作。共发表新闻及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文学评论150余万字，获部省级以上新闻和文学奖15次。曾出版有《雄性热土》和《零高度飞行》两部报告文学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