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玉:我这个作家很业余

王晓玉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前院长。从事文艺学研究，主攻影视文学理论，其主要理论著作有《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视文学写作》（外语教育出版社）等；主编有“传播学丛书”及“广播电视艺术系列教材”等教材。其文学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紫藤花园》《凡尘・赛金花》《九九玫瑰》等，中篇小说集《上海女性》《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房客・亲戚》等，曾于1998年及2004年两次获全国女性文学创作奖。

在赴约去见王晓玉之前，我一直觉得七宝古镇是很遥远的地方，可是真正过去了才发现，从徐家汇乘上地铁9号线，原来也只不过半小时的路途。就好像在真正和王晓玉面对面聊天之前，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精觉伶俐的上海女人，也许还有过一个紫藤花园式的丰盛童年，以及有28个如田教授家那般的精明亲戚――这才让她轻松描画出那些个生动又贴切的人和事来。结果我又错了，当我走进王晓玉紧邻着七宝老街的独门别墅，穿过四只大狗呼啦啦热情相迎的阵式后，见到的是一位亲切又爽朗的长者，脸上一点没有女作家惯常有的那种不动声色的矜持和疏离，反而一言一行中都透着一股亲近劲儿，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大大咧咧。我说，您看着真是不像“那种”上海女作家啊，她笑说：“是吧，其实我是个山东人。”

王晓玉说，其实在她的第一篇中篇小说里，她就提到自己从小就有根深蒂固的山东情结，“我脱不了浸透了我全身的山东人脾气”，因为王晓玉的父亲曾是闯上海的生意人，而其祖籍是在山东。“我是个山东人，虽然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现在看起来，还得老死在上海，但是山东人的血流动在我的血管里。我不是很精细，比较粗率，有时使我很自豪，有时使我很惭愧；写作过程中，体现出山东人的风格就是我不小家子气，这算是优点，同时我又不够细腻，这只能说是缺点。”嗯，果然是山东人，我还什么都没问呢，她已经畅畅快快说上啦。

因为当年就很喜欢《紫藤花园》，所以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长篇小说《紫藤花园》以华申水泥厂的沉浮兴衰为背景，以实业家沈源、报业人士张宗元与李可心、紫藤等之间的感情纠葛，展示了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历史变迁，小说在人物之间恩恩怨怨的哀婉故事中，在人物个体曲折坎坷的人生沧桑里，生动展现了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王晓玉说，她自己最满意的也是这第一部长篇小说《紫藤花园》，这本书后来有半本被改成电视剧，另外半本因为当时的各种原因腰斩了，她一直对此有些遗憾。王晓玉说，《紫藤花园》的成功，其实是一种女性文学作品的成功，同样一个历史更迭社会变迁大背景，我们既需要有宏大精准的男性视野去描述，同样也需要有温柔悲悯的女性视角来解读，因为，“女性文学作品是社会关系的剂。”

所以，女性作家的写作核心是怀有一颗悲悯之心么，我问。王晓玉却说不是：“对于女作家而言，写作最重要的资本，我以为是思想。”王晓玉表示，女性作家的写作不但要有生活，有感情，更重要的是要有感悟，有想法，有理性的思维，这样才不会流于浅俗，流于琐碎，流于简陋。“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对所有性别的作家都困难，而对女性作家而言更加困难。”王晓玉说，“另外，女作家以写女性为主，这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一个作家思想深刻与否并不在于她写的是男人还是女人，而在于她怎么样写男人和女人。”

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文艺理论课的课堂，这才想到王晓玉除了女作家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老师。对于这个身份，王晓玉表示，自己本来就是华东师大毕业的，又一辈子当教师，还有机会可以在母校开辟出一块处女地、且一手培养这个平台成为高地，她心里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所以在我心里，作家这个身份是第二位的，首先我是个教师。”

三年前，因为家中父母年事已高，杂事也多，所以王晓玉主动辞去了传播学院院长的职位，而在此之前，她只用了差不多6年的时间，就在传播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为学院争取到了一个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在她请辞那年，在全国的新闻学科院校排名中，甫成立6年的华东师大传媒学院已经可以排到第15名了――要知道，最初这个专业从中文系分出来的时候，所有教职人员总共才只有23个人。当然，所有的“获得”都离不开“付出”，王晓玉说，从2002年她做院长开始，她个人的文学创作就基本上停止了，出版的都是专业方面的学术专著，比如《中国电影史纲》《影视文学写作》等，这些著作后来被列为了十一五全国教材。“所以你看，”王晓玉说：“我这个作家真的是业余作家，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当教师。”

谈话间，王晓玉的先生黄源深从书房出来，穿过客厅，见我们都看向他，便露出抱歉打扰的一笑。因为之前就有耳闻王晓玉家是作家里少见的“教授一家门”，于是我好奇地向她探问，王晓玉连声说：是是是，我先生他可是个厉害的人，全国的外语系本科学生用的教材――四年本科八本教材――都是他主编的，他是个全国一流的外语专家。黄源深听了连连摆手，王晓玉却不容他谦让，继续夸奖自家先生：“真的，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里的成就和地位都比我高得多。而且除了研究外国文学和翻译理论，他也非常关注当代的中文写作，常常会对我的写作发表意见。”我问，那你会听么？王晓玉认真地点点头，说，会听的，他从前就是我的老师。――原来如此，其实王晓玉自己可能都没发觉，当她说到黄源深的时候，她的神态一下子变得飞扬起来，语气里充满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欣赏，让人忍不住想起那些美好的词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记者：听说你最早是在中文系教现代文学史的，后来才去了传播学院，那么文学和影视传播，你更喜欢教哪门课？

王晓玉：更喜欢文学，如果你现在让我选择教课，我还是选择教现代文学史，那里面值得挖掘的空间很大，所以后来我到传播学院之后自己开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史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学史的翻版。

记者：那么作为影视传媒的专业人士，你对当下的荧屏有什么看法？

王晓玉：目前我们的荧屏，我觉得需要呼唤好的原创作品――连小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材。一部新剧出来拍得很好反响也很好，这个作品就是最有价值的；之后再有人一窝蜂地去模仿人家的题材，即使拍出来收视率依然不错，但作品也是价值不高的。中国人的创造力有时候表现得让人无语，常常有一样东西做好了，后面马上一窝蜂跟上很多复制品：最近《幸福密码》火了，大家一看，“幸福”卖得好，马上都在名字里加个“幸福”，什么《幸福来敲门》《下一站，幸福》《幸福最晴天》……最后“幸福”就全变味儿了；谍战片也是，一部《潜伏》火了，你看看去年一整年的屏幕上都是各种各样的军统中统……我们创作人员的想象力怎么就这么贫乏啊。

记者：所以，你之前“田教授系列”的成功，是不是可以归功于它的“原创价值”？

王晓玉：原创是一方面，那时候市面上确实还没有相同题材的作品。我写“田教授系列”是在2000年初，世纪之交，当时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在2000年的时候，我写了《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那时候家政人员刚刚开始进入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生活，所以读者看了既觉得新鲜也觉得有共鸣；之后写了《田教授家的28个房客》，那时候正是商品房热起来之后的一段时间，很多上海人开始拥有自己的第二套住房，老房子就出租给日益涌入的外来人员了，于是房屋租赁现象又成为了当时热门的社会话题，后来改编的电视剧播出的正是时候，非常红火；最后我写了《田教授家的28个亲戚》，是因为我发现社会的风气开始转向金钱至上主义了，金钱关系替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让我很有感触。田教授这个系列的三部曲的成功，除了原创力，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都踩在了社会发展的点上，让老百姓产生了共鸣――这也是一个作家或者说创作者成功的关键，让自己的作品顺应时代，关照民生。

记者：的确如此，那么针对现在的时代和民生，你可有新的写作计划？

王晓玉：有一个长篇小说正在写的过程中吧，计划要四十万字左右。写长篇是个体力活，不过现在退休回来我觉得写作状态好多了，以前在学校里心思都放在教学上，事情太多。今年我刚送走我带的最后两个博士生，现在我终于一身轻了――这辈子的教学工作就都结束了。

记者：会不会很舍不得离开岗位？

王晓玉：不会。我1966年从华东师大毕业开始做老师，做了近50年了，我的人生中“工作”的这一部分已经实践得太充分了，应该可以结束了。（记者：呃，怎么听起来是一种解脱？）是解脱。从去年开始动笔写新的长篇，我就觉得落笔已经比以前放松了许多。以前当教师的时候，写作总是有意无意要受到条条框框约束的。

记者：哦？教师的身份对写作会有什么禁锢么？

王晓玉：当然有，最简单来说，比如情爱描写、描写，就不能写得太“野豁豁”。因为你今天在写，明天学生看了，后天你站在讲台上，他看到你再回想一下那一段――我觉得总是很不对劲的。所以那时候我的《紫藤花园》，很多人就评价说有点放不开，好不容易看了半本书，男女主人公终于拥抱在一块了，再翻一页一看――没了。所以做教师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放松的。

不过这种“不放松”只是单纯从写作角度来说的，生活中我很喜欢老师这个身份，也很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他们始终保持有一种活力，你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忘掉自己的苍老。比如我现在和你谈话，你唤起了我很多对文学的热情和对年轻生活的回忆，我已经忘掉我的年龄了；但如果一会儿我孙子回来了，我面对他，就会马上自觉恢复到一脸奶奶的样子了，我的话题也会变掉，马上就琐碎起来；而面对我的博士生我又马上变成老师的身份了，我就不会和她谈那么多感性的东西了，我要谈学术和理论。

记者：那么面对儿子呢？我听说他是个资深媒体人――他倒是没有跟着父母去做作家或者教师。

王晓玉：面对儿子当然变成罗嗦的老妈啦，我可以对着他数落一个多小时不觉得累的。（笑）其实，儿子黄飞珏除了做媒体人，也是会写写东西的，还曾经有一个美丽的笔名叫“西窗烛下”，在报纸上开的专栏很受女孩子们欢迎哦。并且他在16岁的时候就参加《青年报》的微型小说大赛获了二等奖，还用奖金买了一个吉他。应该说，他写小说，得奖，买吉他，都是有我的影响的――他的父亲是非常谦虚谨慎的人，我是有点棱角又有点冲动的人，他把我的缺点都学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