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效用的实证分析

摘 要：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以规则为导向的组织，被认为是一个公正的国际贸易组织。这也使人们认为在这个进步的机制下，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会得到好的保护。但是目前还很少有学者对此进行实证研究。文章以2001年至2006年的贸易争端为样本研究对象，研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效用，发现发展中国家作为申诉方会比发达国家作为申诉方获得更多的应诉方让步。而且当应诉方为发达国家时，发展中国家获得让步的可能性较大，

关键词：贸易争端；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DSM)；早期解决

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1-0052-05　收稿日期：2010-10-07

2010年我国面临的贸易形势曰益严峻，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同已然成为美国、欧盟、日本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2010年9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宣称，美国已向世界贸易组织提㈩两项针对中国贸易纠纷案的磋商请求，一项有关中国对从美国进口取向电工钢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案，另一项关于美国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在中国受限案。如何妥善应对和解决这些贸易摩擦，将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地消除世界对中国的担心和误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要为中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争取更多的权益，另一方面也要保护方兴未艾的民族工业，这样的利益博弈又只能通过现有的世贸机制来进行。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发展中同家在WTO体制下变得更加活跃。其中的原因普遍认为是由争端解决机制(DSU)所带来的法制变革，主要包括要求组建专家小组的权力，专家小组报告的自动生效：这些改革会抑制GATT体制下的强权政治，因此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使用其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Daniel Drache et，al，2000；J.H.H Weiler，2006)。

一、研究假说、研究方法及主要操作变量

(一)研究假设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缺少统一的规则，其判决缺乏执行力。相比较而言，WTO体制下做出的改革针对争端解决提供了一系列程序，尤其是制汀了更严格的争端解决时间表，赋予了专家小组更明确的权利，以及判决的自动生效机制(除非有“反向一致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效率。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作为申诉国来说意味着更及时的判决，降低了应诉国阻碍或推延案件的审理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会将更多的争端交给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通常来看，应诉方在协商阶段或专家小组做出判决前是最有可能做出最大让步的，这种现象占了全部争端的大多数(Daniel Draehe et al，2006)。在GATT体制下，发展中国家由于话语权比较弱，缺乏早期解决争端的能力。然而，目前WTO体系下发展中国家成员越来越多，代表性增强，再加上多方参与的效力，发展中国家可以共同提讼，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大为增强。此外，WTO对于专家小组成立后运作做出了许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这也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有判决做出案件中获得最大让步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争端解决能力在WTO体制下会有较大提高，其中原因包括判决的作用，基于以上推论，做出下面待验证假说：

假说1：发展中国家在WTO体制下会得到比在GATT体制下更多的由应诉方做山的让步(其原因有判决的作用)。

假说2：早期解决在有争端小组的案件下更难取得。

假说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早期解决能力上没有显著差异。

另一方面，由于WTO在同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作为一个国际规范的法律效力也相应增强。对于WTO的判决，国家会倾向给予执行，以获得国际好公民的名誉，这同时咀是迫于国际上其它国家的压力。基于此，做出下面假设：

假设4：有判决做出的案件更容易达成应诉方的完全让步。

此外，根据Marc L.Bush(2003)的分析，发展中国家作为不能获得更多的早期争端解决是因为其法律资源有限，而不是因为其报复能力相对不足。因此，有必要对于申诉方的报复能力对于判决影响做出概括性分析。根据前面所做出的假设，WTO的判决效力是使得贸易争端得到解决的主要因素，因此，有理由相信：

假说5：申诉方的报复能力对于败诉方执行判决的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根据WTO法条所述：当败诉方没有履行DSB做出的判决时，胜诉方可以根据其所受损失的大小向DSB申请对败诉方施加贸易制裁。DSB赋予的此种制裁权力应与受害国所受损失水平一致(22.4条规定)。然而，报复措施并不会促使败诉方执行判决。正如Kyle Bagwell，Pelros C，Mavroidis，Robert W.Staiger(2004)所论证的那样，WTO贸易制裁的报复措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Alban Freneau，2001：Qingjiang Kone，CAN，2002)。

假说6：申诉方贸易制裁报复措施需要进一步改革。

(二)研究样本和资料来源 为了找出发展小国家作为如何在全球贸易体制中不断演变的争端解决机制下参与诉讼活动，本文整理了从2001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WTO下的136个案件以及自1980～1994年期间GATT框架下的226个争端案例。本文时间段起于1980年是为了保证将成熟的GATT休制与WTO体制来做比较。表1对全部样本案件及经济指标进行了统计描述。对于早期解决的争端样本，本文是将没有做小判决的并且应诉方至少做出部分让步的案件作为样本，这符合文章最初的关于早期解决的定义，也是其他研究学者所采用的方法。

(三)主要操作变量

1　应诉方对于争端领域做出让步程度的衡量。

对于每个案件，从协商阶段到上诉阶段(如果有上诉的话)，按照应诉方对于争端领域做出让步的程度，可将判决结果分为：做出完全让步，部分让步，无让步。“完全让步”是指应诉国对于申诉国的诉求完全接受或是对WTO争端解决小组的判决完全接受并执行(当应诉国胜诉时，反之)；“部分让步”是指应诉国对于申诉国的诉求部分地有条件地接受或是对WTO争端解决小组的判决有保留地执行或拖延执行(当应诉国胜诉时，反之)；“无让步”是指应诉国对于申诉国的诉求完全不接受或是对WTO争端解决小组的判决采取不理会，不执行的态度(当应诉国胜诉时，反之)。这种分类方式曾经被应用于分析GATT争端(Sara Marsden，2003)。在本文搜集的GATT／WTO下的362个案件中，35％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结束，19％部分让步，46％无让步。

2　对发展水平的衡量(穷国与富国)。

为了将WTO机制改革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影响差异做出比较，有必要对国家的所属类别做出划分。为了分析与举例的方便，简单化，按照

Marc L.Busch所采用的方法，将美国、加拿大、日本、挪威、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15国划分为发达国家行列，其余的GATT／WTO成员国划分为发展中国家行列。

3　早期解决的定义。

以前的实证分析都证明早期解决不论在GATT还是在WTO体制下都是争端解决的关键时期，因此有必要对于“早期”做出定义，以此划分案件。“早期”是指协商阶段或是专家小组成立后做出判决前对案件的调查、分析、商议阶段。强调判决做出前，是因为在早期，争端得到解决靠的是争端方的磋商能力，有点像GATT体制下的外交性质，而不是靠WTO的法律制裁效力(Kyle Bagwell et al，2004)。

二、实证分析

(一)在WTO体制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作为申诉方获得应诉方让步程度的比较从表2可以看出，在GATT体制下发展中国家作为申诉方的案例中有36％获得应诉方国家完全让步，而在WTO体制下这一比例减至32％。相对应，发达国家作为申诉方在GATT下有40％案件得到完全让步，在WTO下只有22％。由于GATT体制下的贸易争端样本是已经结束了的争端，而WTO体制下的样本尚未完全结束，所以这种比例下降不能说明WTO体制下申诉国获得应诉方完全让步的可能性减小了。但是，可以得出WTO使得发展中国家作为申诉方获得应诉国让步的状况好于发达国家。这与Marc L.Bush(2003)的研究结果相反。

从表3中的结果也可以看出，申诉方国家人均收入与让步程度是负相关的，所以申诉方发展水平高并不代表其从应诉国那里获得的让步就越大。但由于该结果不是显著的，所以这种负相关也并不能说明相反的结论。与让步程度正相关的自变量包括应诉国人均收入，应诉国GDP，由于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因此这种正相关性可能说明发达国家作为应诉国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可能会做出更多的让步，这一结论表明，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发生贸易争执时，出于希望成为在WTO体制下的“国际好公民”和获得发展中国家市场准人的目的会多做出一些让步。但是这种影响是很小的，正相关性不大，而且不显著。值得关注的结果是，自变量判决倾向申诉国与让步程度是正相关的，而且也是显著的。这说明WTO这种倾向判决会对应诉国进行施压使其做出让步。WTO的判决本身对于应诉国遵守WTO规则是有力的。从这些估计来判断，我们前面的论点结论是清楚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作为申诉方获得应诉方让步的可能性，穷国也可能在诉讼中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不论他们的市场有多大。更进一步，富国在与穷同发生贸易争端时更容易做出让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1。

(二)申诉方收入水平，争端小组的建立与案件得到早期解决之间是否有影响从表4所得的结果看㈩，申诉方的收入水平与早期解决间为负相关且并不显著。这说明申诉方的收入水平并不会影响案件在协商阶段或是专家小组做出判决前得到解决的机率。换句活说，富同作为申诉方在判决做出之前并不比穷国更容易得到让步，得到早期解决：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早期解决中的磋商能力增强，在WTO下在早期解决问题上的状况并没有比发达国家差，同时也支持了假说3。其它相关性中，只有专家小组建立和多方案件是显著的，且它们都与早期解决负相关。这说明建立专家小组和有多方参与的案件更不容易获得案件的早期解决。该结论与本文前面的论点和Marc L.Bush的研究结果相符。WTO的确鼓励争端方进行上诉，因此也破坏了早期解决的作用。这些结果证明了假设2。

(三)WTO所做出的判决对于获得让步程度的关系从表5中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应诉方做出让步的程度与WTO判决是正相关的，并且也是显著的，这说明WTO判决本身是有执行力的，应诉国对于WTO的判决还是会遵守，对于贸易争端领域会做出有实质意义上的让步，以符合WTO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及口号。这些结论证实了假说4。

(四)申诉方的报复能力与败诉方做出让步程度的关系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山申诉方的人均收入及GDP水平与应诉方做出让步程度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证实了假设5也同时支持假说6，也同样支持了Marc L.Bush(2003)的论证分析。尽管人们常常强调弱小的市场能力严重地影响了其作为申诉方获得让步的能力，即使它赢得了判决。但本文的观点是不同的。WTO更加合理化，法制化的争端解决机制给予成员国寻求法律机会的意愿及能力。有了这种能力，申诉方便处于一个较好的位置而在协商中施压于应诉国。由于有法律援助和双边技术援助的存在，即使穷的发展中国家也可雇用法律人员，利用WTO更加法制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争端。我们的结果表明申诉方的报复水平对于其获得让步，使争端领域得到更好解决没有显著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实证分析发现，WTO以更公平，更法制化地处理争端的目的得到较令人满意的结果：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获得应诉方让步的程度要好于发达同家，这主要是由于WTO判决的效力，判决对于应诉方的威慑力。这也表明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成员的行为会受到WTO的影响。另一方面，早期解决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这一阶段靠的是争端方的磋商能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加上世界经济实体间相互依赖性的提高，国家间的贸易依存度增大。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磋商能力也相应提高。因此，主要靠磋商能力解决争端的早期时期对于发展中国家也不是什么难以克服的障碍了。此外，回归分析表明，申诉方的报复能力(用人均收入及GDP水平衡量)对于应诉方执行WTO判决并没有显著影响。这更说明了WTO的判决本身的效力。

在2001～2006年WTO136个争端案件中，中国作为申诉方的案件一例，中国台北两例，中国作为应诉国的案件四例。可以看出，中国利用WTO机制解决争端的比例还很小。中国对于WTO的机制还不是很熟知，因此不愿意也不自信通过这一较陌生的机制解决端。其中也包括政府的原因，惧怕强大的国际力量。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加强培养相关的法律人员，加大资源投入法律建设。在贸易争端的面前不能畏缩，要将WTO争端解决机制利用起来捍卫自身的利益。鉴于发达国家对于“国际好公民”称号的追求，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时，不要被强大的对手所吓倒。事实上，发达国家更容易在WTO贸易争端中向弱小国家做出让步。

由于WTO争端解决的资料保密性，本文的局限在于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报复机制不能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对于报复变量的定义也没有可借鉴的指标。另外，文章统计分析中采用了一系列虚拟变量，对一些变量的定义虽然沿用过去学者的研究方法，但是也不能排除这种分析方法的主观性。对于案件的分类统计也是通过WTO网站上的描述对案件属性进行辨别归类，难免有些不统一。对某些特殊案件的判断也可能会存在不科学之处。

(责任编校　罗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