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3 05:57:14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了一份名为《预防慢性病：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的报告，报告中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数字庞大得令人吃惊：5580亿美元，这是中国从2005年到2015年，由于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导致过早死亡而将损失的国民收入估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统计显示，绝大部分心脏病与中风与糖尿病有关。
一般认为糖尿病是不可逆转的，但在前期，病情还没有明显显现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和药物的干预，是否能把糖尿病扼杀在摇篮，让患者重返健康行列呢？要知道，这是一个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课题。
一项经济的工程
1921年，艾略特・加斯林――哈佛大学加斯林糖尿病中心的创始人，在《美国医学联合会杂志》上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在宁静、榆树成荫的大道边曾经矗立着3栋房屋……这3所房子曾住过4个女人和3个男人，其中6人最终死于糖尿病。尽管他们毗邻而居，且死于同样的病症，但是当时没有人想到这是一种流行病。相反，如果患者死于猩红热、伤寒或者肺结核，那么地方和国家的卫生部门就会做出紧急反应，采取措施发现传染源和预防复发。但是由于该病是糖尿病，而且从发病到死亡的间隔时间较长，这种灾难便被忽视了。”
在加斯林糖尿病中心学习过3年、又当了两年客座副教授的纪立农，对这段后来被收入全球权威糖尿病教材《加斯林糖尿病学》的话再熟悉不过。
80％的2型糖尿病可以预防，即使发展成为糖尿病，如果可以在早期对血糖和并发症加以有效控制，医疗开支也并不高。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城市居民中，一个没有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直接医疗花费是451美元/年，但在出现并发症后，数字就上升到了1694美元/年。
纪立农设计并主持了北京糖尿病前期干预和逆转研究(BPRP)。这项研究，在2007年到2010年这3年中，将对入选的2000名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的人随机分组，加以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这项研究的目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让糖尿病前期的人逆转回到正常血糖状态。
1986年，我国在大庆进行了一项为期6年的糖尿病干预实验，并在以后的时间里进行跟踪随访。当时25岁的孙丽生完孩子那一年，筛查出血糖偏高，已经属于糖尿病前期。
“那时我们不像现在的产妇一样知道什么叫合理进补，也不知道什么健康饮食原则。反正坐月子时家里给我使劲补，专吃肥肉，一顿能吃七八只鸡蛋。我体重从53公斤直窜到77.5公斤。”站在糖尿病边缘的她，身体变弱了，走几步就喘，还总是咳嗽，小毛病不断。而如今的她，体重51公斤，脸色红润，行动矫健，怎么看都不像年近50的人。
当时，孙丽被分到饮食和运动干预组。她坚持控制主食，此外，早上跳1小时老年迪斯科，晚上跳1小时的交谊舞。2年后，她瘦了，明显感觉体力和精神恢复。项目进行到第6年时，血糖正常了。
逆转，有成功的先例
飘着小雨的傍晚，赵满树开着他的灰色速腾轿车，穿越白颐路。
每天晚上，他开车到妻子单位楼下接她下班，下面的行程通常是一起吃饭――赵满树对美食很有心得，单位周围哪家饭馆好吃，哪家不过是徒有其名，哪家品质逐渐下降，他都能一一道来。他说，以前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吃的却是心情，所以尽管他对北京馆子里做的鱼不太喜欢，还是很乐意陪着老婆去一家出名人多的店吃水煮鱼。
他刚过35岁，笑起来还像个大男孩，却总把老气横秋的“到了我这个年纪……”挂在嘴边：“到了我这个年纪，开始知道，很多东西并不只是个人的事，至少会有两代人受到影响。”
不过，说归说，做归做，等妻子从写字楼下来的当儿，他拉开一罐果汁啤酒，喝了一大口，惬意地倚在驾驶座上。
这不是他此时应该做的事。
“没关系，这里面没有酒精。”
可真正的问题，出在糖上。
以现有的任何标准，赵满树都不是一个病人，可他属于IGT――糖耐量受损人群。忙着工作和操办婚事那阵，他突然血压升高，而且很不稳定，到医院做了一串检查，血压的问题解决了，却发现血糖有点不正常。检验单上，他的胰岛素120分钟浓度是31.86uU/ml，而参考值为2.6～24.9。
“这种情况一般预示着胰岛素抵抗的存在，常见于体重超重或肥胖的人，如果不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紊乱，无需药物治疗，但是，长期胰岛素抵抗的存在可以导致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纪立农说。
实际上，几乎90%的IGT人群都将于20年后发生糖尿病，而中国IGT人群迈向糖尿病的速度比美国的更快。
赵满树参加了纪立农的糖尿病逆转实验。如果通过实验，赵满树的胰岛素抵抗问题能得到解决，那糖尿病将不再那么可怕。
“糖尿病的危险在于它是一种数字病。”纪立农说，“经典意义上的病，是当一个人感觉不舒服了，去看医生，才叫病人，但糖尿病对人体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症状，医生依靠数字进行诊断，再依靠数字加以控制。”这增加了糖尿病治疗的难度。
对于比糖尿病更依赖数字的糖尿病前期人群，干预的难度更大。
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的研究结果显示，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这些人转化为糖尿病的风险降低58%，而服用二甲双胍的人降低31%；芬兰研究FDPS只选择生活方式干预，风险降低58%。但是，它们都不能解答，在中国，在北京，一个局部城区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每10个成年人就有一人患糖尿病的地方，一个因为医疗资源限制不可能像美国DPP研究中那样用巨额投入保证强化生活方式转变持续下去的地方，究竟哪一种才是更好的逆转方案。
小贴士
纪立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北京市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内分泌的临床工作和糖尿病分子遗传学及糖尿病强化治疗的研究，此外还擅长糖尿病的强化治疗和糖尿病的基因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