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调查组四进中关村

中关村曾被当作一个“试验区”，那里不但检验着各种新技术和新产品，同时也检验着各种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1987年春天，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在西山空军招待所召开，到场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吴守伦。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他和他的同伴们总要提出“白颐路问题”，批评的声音特别高。而在1987年春天的这次人代会上，他们的情绪特别激愤，七嘴八舌，其中最尖刻的话有这些：

“什么科技产业化啊?大街上就看见卖电脑的。”

“科学家不好好研究，老师不好好教书，全跑到大街上。”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是‘电子一条街’，还是‘骗子一条街’?”

很多年后官方出版一本《中关村大事记》，里面记述此前两年的情况，说“电子一条街在争议中发展”。这可不是无病。围绕中关村的批评一直没有平息，举报信绵绵不绝，立案调查也没间断。

其中有几位把一封举报信直接呈送到中南海，信中指出中关村的非法经营已蔚然成风，其涉嫌违法的事实牵涉到资金来源、恣意涨价、非法套取外汇、偷税漏税，乱发奖金乃至败坏既成的科研秩序，还指名道姓地说出四家公司――四通、科海、京海和中科，作为证据。有位领导人闻讯大为震惊，当即指示属下“认真调查”。

调查组来到白颐路上，一次比一次带来更多的指控

根据档案中保留下来的文件，调查组是由18个人组成的，他们来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北京市委和工商局。中央办公厅还在等着他们的报告。已经就任市委副书记的贾春旺千方百计地维护“电子一条街”，而市委书记李锡铭也是站在他的一边。两人一唱一和，试图影响那些来自中南海的人，居然产生令人惊讶的效果。调查报告几乎是在逐字重复李锡铭和贾春旺一个月来反复说的话，最终作出一连串明显倾向“被告”的结论：“成绩应予以肯定”、“应允许一部分人去搞些民办事业”、“要支持，不要卡死”，云云。

一年以后，也即1986年3月，调查组在换了一班人马之后再次开进来。这一次倒是没有谁的批示，而是源自全国展开的新运动――“打击经济犯罪和纠正不正之风”。批评者于是卷土重来，然而中关村再次逃过一劫。3月20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采取行动，把国家科委《关于明确对技术成果转让的政策界限》发下来，要全国执行。中央政府显然不想让国家陷在道德和法律的泥潭里。他们指出，实行技术成果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都是科技改革的重要内容，并非“经济犯罪”，也不属于“不正之风”。北京市科委接着公布一份最新调查结论，说中关村的公司里面，“纯粹经商的仅占总数的6．2％”。明眼人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被大大缩小的数字，与实情相去甚远。当时一份官方文件这样写道，这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扩张时期。其实这也是个分裂时期。在这争论不休的年代里，春天是个特别令人激动也令人担忧的季节。每逢此时，总有一队不速之客――调查组来到白颐路上，而且一次比一次带来更多的指控。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谣言流行在白颐路上，接着又在全国的大城市里不胫而走。就是从这时起，白颐路便多了一个名字：“挖社会主义墙角一条街”。

有证据表明，当时北京市市委书记和市长，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如何回答那些批评白颐路的来信，甚至不止一次来到中关村查问事实真相。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人当时在心里一定想着那个问题：支持它还是反对它?可是居然没有人能够找到答案。“他们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当时的海淀区副区长邵干坤说，“也没有让我们拿出个报告送上去。”

这年夏天，地方政府终于有机会腾出手来，反守为攻，组织一场规模空前的科技展览会。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次盛会更能反映当时政府的心机和手腕了。他们把展览会的地点放在圆明园里，前门对着清华大学，中心设在福海，旁边搭起中国科学院的展台。把白颐路上那些和技术沾点边儿的产品全都搬来，摊得满园都是，晚上灯光一射，花花绿绿，既好看又壮观。又请60个记者来撰写新闻，请100个警察来维持秩序，所有的人，不论什么时候来都欢迎，门票一律免费。今天回想起来，如此煞费苦心，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为了避免受到伤害，希望中央在这场论争中就算不站在自己一边，也能置身事外，不要一道指示下来就让中关村土崩瓦解。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1987年冬天，中南海的气氛格外激昂，刚刚召开了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尽管还是讳言“市场经济”，但却大张旗鼓地谈论“商品经济”了。经过连续7年的自发革命，对于白颐路上那些“叛逆者”来说，有―个问题已十分明白，只有中南海拥有为他们扫清意识形态屏障和道德羁绊的力量。

11月的最后一周，新华社一位名叫夏俊生的记者，来到中关村，被这里的新气象和新产品弄得情绪激昂。他带着一种振奋的、在当时环境下是“一边倒”的想法回到城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里面对中关村除了赞扬，就是同情。几天以后，夏俊生听说他的报告居然引发中南海的一个行动，不免张口结舌，那是他迄今为止的记者生涯中最大的震惊。

12月15日，调查组又来了，这一回势头更大。其成员来自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协、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岁名叫于维栋的官员率领着，开进白颐路。白颐路上的最新传言说，调查组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这个于维栋就是“钦差大臣”。这并不是无中生有。根据于维栋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释，当时他的背后不仅有中办负责人在支持，而且还有高层。事情是由新华社记者夏俊生的那份调查报告引起的。于维栋说，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那上面已经有四位领导人签署的意见，这意味着，他得到的这件差事是不寻常的――中南海在后面看着他。于维栋回忆起这段往事，承认他当时满脑子都在想这个问题。他甚至还向同事们讲起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位科学顾问促成“曼哈顿计划”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悟出一点什么来。

于维栋小组的调查持续了两个月，涉及至少100家企业和所有的政府部门，还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召集一个又一个会议，不仅面见白颐路上那些最出名的生意人，而且把那些对白颐路怨言最甚的政府官员也都请来了。他声称自己的调查叫“全样本”，意思是“电子一条街”上的所有企业都在被调查之列，一家也不能少。

我们仔细检查中关村的历史记录，可以知道，由中南海组成调查组，这已经是第四次。然而这次调查不同于以往。中南海似乎对没完没了的闲言碎语厌倦了，也不想继续“和稀泥”，至少那些头脑冷静的人在考虑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当时调查组一位成员的回忆，在1988年的最初几周，中央办公厅这位负责人连续三次把调查组召进中南海，先是指示于维栋“把这个调查搞彻底”，不必顾及任何人的喜怒好恶，然后又宣布：“要支持中关村一条街”。在迄今为止此起彼伏的争论中，这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砝码毫不含糊地放到“叛逆者”一边。

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叙述，每年一度的区人代会上，中关村都会成为分歧的焦点。1988年早春的这次人代会依然延续这个传统。副区长邵干坤成了人民代表质询的对象，其中最尖锐最直截了当的问题，还是那一个――“到底是电子一条街还是骗子一条街?你给我说清楚!”不同的是，这一次邵干坤态度强硬，作为中央调查组的成员，他看出中南海正在转向，也不再模棱两可了。有人说，白颐路上的所谓新公司其实都是“骗子”。他就说：“我有事实，它是光明正大的，没有骗。”有人说，科技人员的收入太高了。他就说：“一点也不高，是太低了。”有人质问：“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就把头一抬，大声说：“电子一条街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要大做文章。”人民代表面面相觑，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1988年3月7日，星期一，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们再次汇聚中南海勤政殿，现在有了既新鲜而又令人激动的议题。这是中关村第一次成为中南海正式会议上的一个话题。中国科技领域里面的这些决策人物，当场同意建立一个科学技术园区。

（摘自《中国的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