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中国

《人民文学》，一个令中国文学界人士喜欢和追求的名字。喜欢，是因为它与共和国同岁，见证了共和国的成长与辛酸，60年来一直坚持“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追求，是因为一旦成为它的作者或被它培养的作者，其在文学界的成功就近在咫尺。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再度打开《人民文学》，感受这份文学界的“国刊”60年的成长历程。

成长的轨迹

文学界的人习惯于把《人民文学》称之为文学界的“国刊”，说它是文学“国刊”，既源于《人民文学》诞生的背景，也因为《人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责任。

1949年10月25日，在新中国宣告成立25天后，一本由建议、郭沫若提写刊名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京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的坐姿照片，背面即是亲笔为《人民文学》提写的“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时任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为《人民文学》圈定了发展宗旨：“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

在回溯《人民文学》的发展足迹时，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人民文学》分为“”前17年和“”后、改革开放直到现在两个阶段。中间“”十年，中国文学停顿，《人民文学》也停刊。但《人民文学》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条主线，即用文学的形式在记录中国。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自然也是记录和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在《人民文学》创刊后的17个年头里，刊发了数百万字反映部队生活、革命战争和生活的文艺作品，时至今日仍让人记忆犹新的作品有刘自羽创作的反映部队生活的《火光在前》、康濯和马烽创作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买牛记》和《村仇》。然而，1963年秋后，“左”倾思潮重新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很大限制。虽通过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在发现与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后的版面上却难于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

在第二个阶段，《人民文学》开启了中国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大门，其中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记录了10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在反思我们的社会。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在公众中有力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和科学的声望；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又通过徐星、刘索拉、莫言等人的作品开启并推动了先锋文学的发展。此时的《人民文学》才算真正意义上回到其办刊宗旨上。1978年至1982年，在连续五次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获奖数量的第一位；在1977～1980年和1981～1982年两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船长》等都榜上有名。

有一种坚守叫责任

或许，《人民文学》自创刊之日起就担当了一份责任――对一个民族文学事业的责任。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自然担负着紧密联系和广泛团结全国作家、发现和重点扶持文学新人的使命，承担着推举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新成果、以高质量并有特色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诸多方面精神需求的任务。第一任主编茅盾在发刊词里这样写道：“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

基于这种责任，《人民文学》60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文学事业贡献力量。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部，每个编辑都负责一定的片区，对自己所负责片区的作者情况了如指掌，如果在一段时间没有好作品面世，编辑会自我谴责。这种做法，用最通俗的方式解读，就是区域内没有好作品，不是作者的责任，而是编辑的责任。在现任主编李敬泽看来，《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承载的是中国文学的责任。对于发现的好作品，哪怕是一个好的创意，编辑部都不会放过。作家刘心武发表《班主任》时还是一个业余作者，在讨论稿子的修改意见时，时任主编张光年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小说的题材抓得好，但矛盾要写得尖锐，不痛不痒不好。刘心武汲取了张光年的意见，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后经编辑两次修改，刊发在1977年的1月号，开启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大幕。

对作品如此，对作者更是不遗余力。《人民文学》对作者有一个“养”的策略。对于尚不成熟的作者，编辑会和他保持联系，并尽最大可能提供帮助。作家毕飞宇就是《人民文学》“养”的结果。在作者看来，有《人民文学》的关注和帮助，其本身就是一种幸运。然而，对于“养”作者的策略，李敬泽却认为，这个“养”不是谁养谁，说的是一种眼光和耐心，就像看见一棵小树，然后耐心地守着它，等它长大。“实际上，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就是对真正的才华的发现、鼓励、等待。有时，大家看到有的作家出名了、成功了，但你不知道，我们的编辑在此之前已经和他有长期的交往，甚至是从他完全无名、自发来稿时开始。这种眼光、耐心和责任感，说起来没有那么华丽，没有那么时髦，但我认为，一代一代的编辑把它坚持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人民文学》对责任的坚守还体现在他对文学热点事件的关注和聚焦以及对新一代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在经历了2006年众多诗歌事件之后，特别是所谓的“梨花体”、“口水诗”的争论，以及后来发生的“朗诵”、“叠罗汉事件”之后，诗歌的命运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2007年3月，《人民文学》推出“诗特大号”，这一期专号上发表了75位诗人的近400首诗作。同时，编者在这期的《留言》栏目中还写道，“真正写出好诗的是深入诗内部的默默耕耘者，由于专注而凝神，已无暇顾及其他。恰恰是这些‘非著名’诗人延续了诗的优良传统，并开拓出中国新诗更为广阔的疆域。”评价以一种文学责任的方式对诗作者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文学不是浮燥的产物，它需要作者对生活有着深厚的理解和感悟。此后的11月号又推出了青年作家专号，这期专号上，既有“70后”的实力派青年作家魏微、徐则臣、田耳等的中短篇小说力作，又有备受关注的“80后”作家安意如、笛安、“打工诗人”郑小琼等人的新作。李敬泽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本期专号阵容强大，作品质量齐整，既有对文学传统的致敬和发扬，又有对现代意蕴的挖掘和 创新。”2009年，《人民文学》第600期被冠名为“新锐专号”，大部分作品出自“80后”作家之手，其中包括郭敬明的长篇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节选，吕魁的《莫塔》、王甜的《集训》和马小淘的《春夕》。短篇小说分别是吕伟的《狼烟》、赵松的《邻居・象》和朱岳的《敬香哀势守・迷宫制造大师》。散文和诗歌的作者则包括了蒋方舟、苏瓷瓷、顾湘、三米深、春树等。在谈到新锐专号时，李敬泽说：“虽然‘80后’作家的身上有不少弱点，但是我最看重的、也是他们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年轻作家对人生、世界的独到看法。”

应该承认，正是因为这些专号的存在，使得在当时还存在争议的作品得以面世，一些无名的作者伴随这些专号而走向前台，为人们所熟知。或许，这正是《人民文学》推出专号的目的和用意。用李敬泽的话说，这也是体现了《人民文学》的一种责任意识。

在新形势下选择创新

办一本杂志就像办一个企业一样，它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人民文学》也不例外。按照传统的消费理论，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文化消费会迅速增加。但是，这对于纯粹的文学刊物而言似乎并不有效。现状是，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纯文学类的文化产品消费却在减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媒介多元化，二是价值观多元化，三是生活节奏加快，四是叙事方式在发生变化。作为代表中国文学最高层次的刊物，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特别是目前办刊经费一直靠自筹的《人民文学》，更需要想办法改变。毕竟，没有读者就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人民文学》选择了一条坚持宗旨，不断创新的道路。它坚持反映生活，记录中国的成长，但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适应新媒介形式。在百度里输入“人民文学”的字样，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民文学》网站，这个网站呈现在网民面前的既不是单纯的《人民文学》电子版，也不是简单的形象网站，而是《人民文学》开拓网络市场的平台。众所周知，网络一代多半是“70后”和“80后”，这一群体受到新兴思潮的影响，自我表达欲较强，其行为特征并不像祖辈们一样，“一杯茶一本书一天生活”，而是习惯于一种快速方便的阅读。《人民文学》面向这个群体，出售网络阅读卡，购卡获得阅读权。同时，读者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实现零购、订阅《人民文学》印刷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文学》的网上书店更像是培养受众的一条路子。网络人群喜欢浅阅读，而文学作品，特别是像《人民文学》所载的内容，需要读者参与到媒介之中，参与到作者的思维之中，并与其产生共鸣才能达到物我同一的美学境界。所以，《人民文学》通过网上展示、推荐阅读，其实质就是力图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一部分网民放下鼠标、键盘，端起茶杯，拿起书本去品书中之味。但对于新生代而言，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商震接受媒体采访时得到了印证，他坦言：“我特别担心读者群的断档问题。现在《人民文学》的印发量有四万七千多份，但35岁以上的自费订阅读者不足百分之五。十几年前，我们有100多万份的发行量。但现在不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的年代，《人民文学》的目的是把最好的作品送到想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手中，给那些应该看到《人民文学》的人看。”基于这一点，《人民文学》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年龄在30岁左右的这一群人，因为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只有培养和抓住他们，《人民文学》这棵老树才能新芽不断、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