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金融研究述评

[提要] 本文针对非正规金融，客观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概括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如何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进行结合所提出的建议，并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为进一步考察非正规金融问题提供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区域农村

基金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河北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安排及农户融资行为研究”（G2014209317）支持项目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30日

一、引言

国际学术界最先提出非正规金融问题的是Mckinnon和Shaw。20世纪70年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开创了二元金融问题的研究。Adams &Vonpischke（1992）、Isaksson（2002）等研究显示非正规金融活动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广泛地分布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对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一部分学者从供给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是金融供给抑制所导致的结果。但是金融供给抑制论在解释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这一事实方面缺乏说服力，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了金融需求上来，运用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和合约理论来解释非正规金融生成的原因，认为非正规金融长期存在是由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独特性所导致的。早期研究非正规金融的大多数文献主要基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并未给予非正规金融以足够的重视。

二、国外非正规金融研究

在麦金农・肖的分析框架里，非正规金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无论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重要。对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关系，理论界和政策决策层普遍地认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两者对储蓄资源上的竞争，当然有时也存在贷款上的竞争。Hoff & Stiglitz（1997）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各有比较优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互补关系。

近年来，国外学者（Narayan，1999；Peng，2004；Tsai，2007；Fafchamps，2007）开始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重新理解非正规金融。现实表明，这种非正式契约比正式契约更具有效率，关键在于契约私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各种社会约束力。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私人治理机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青木昌彦，2001），社会资本和声誉机制成为保证借款户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融资后还贷的重要因素。重复博弈和社区惩罚机制的有效性是保证信贷契约被有效执行的基础。实证分析对于社会资本指标测度的差别很大，如Knight & Yueh（2002）用家庭所拥有的亲友的数量来度量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Burchardi & Hassan（2011）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合并后东德村庄发展的影响时，用村庄层面在西德的亲友关系表示村庄社会网络。这些研究都拓展了非正规金融的研究方法。关于如何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进行结合，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建议（Stephane straub，2005）。

三、国内非正规金融研究

在国内的文献中，主要以非正规金融的融资渠道功能为基本切入点来讨论其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姚耀军（2009）基于金融功能观认为，在转轨经济中，中国正规金融体系没有发挥正常的金融功能，在许多农村地区，正规金融的缺位被非正规金融所弥补。国内一些文献（郭斌和刘曼路，2002；徐军辉，2013）也通过案例或者小型调查研究了我国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对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机理，国内学者近年来也着重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展开分析，马光荣和杨恩燕（2011）、杨文（2012）从契约理论展开分析，认为非正规金融契约执行主要是依靠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来实现，嵌入在各种社会性联系与约束之中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是其违约率较低的关键原因。对于社会资本的测定，主要集中于亲友数量、礼金支出、城市亲戚联系、党员干部政治关系等若干指标，这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四、未来研究方向

就当前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证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制度效率上，对非正规金融正规化问题的思考并不多见。已有关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结合的文献（史小坤，2010；刘小红，2013；徐军辉，2013）的缺憾在于，没有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到金融约束的考量中来。对于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显不足，大多数研究主要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发，忽视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较少有文献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型的视角去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非正规金融制度是如何演化生成的，特别是对于区域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运作机制、农村重要借贷主体之一的农户的研究涉及较少，这就为进一步考察该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Mckinnon R I.Money and capitao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2]Shaw E S.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Adams，D.，VonPischke，J..Microenterprise credit programs：dejavu[J].World Development，1992.20.

[4]Anders Isaksson.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l Finance in Kenyan Manufacturing，th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R].SIN Working Paper，2002.

[5]Hoff K.，J.Stiglitz.Moneylenders and Bankers：Price-Increasing Subsidies in a Monopolistically Competitive Market[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52.

[6]Narayan，D.and L.Pritchett.Cents and sociability：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4.

[7]Peng，Y.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4.109.5.

[8]Tsai，L.Solidary groups，inforn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7.101.2.

[9]Fafchamps，M.and F.Gubert.The formation of risk sharing network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3.2.

[10]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11]Knight，J.and L.Yueh，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a[R].Oxford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2002.

[12]姚耀军.非正规金融市场：反应性还是自主性？―基于温州民间利率的经验研究[J].财经研究，2009.4.

[13]郭斌，刘曼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14]徐军辉.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J].贵州社会科学，2013.1.

[15]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经济研究，2011.3.

[16]杨文，孙蚌珠，王学龙.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J].经济研究，2012.4.

[17]史小坤.基于二元金融结构的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联合模式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0.8.

[18]刘小红.政府角色与制度回应：以民间金融的法治化路径为视角[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