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资金来源

[摘 要]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而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是书院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书院数量众多。书院的支撑要靠经费，徽州地区如此众多的书院经费从何而来？研究徽州书院的经费由来，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徽州书院。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经费来源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最早出现于唐代，在宋、元、明、清时期开始盛行。从宋代起，书院数量的多少就成了衡量中国区域教育发展程度和学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徽州的书院一直十分发达，特别是明清时期。当时所谓“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1）。在明清时期的整个徽州地区，据李琳奇先生的统计，明清徽州地区共有书院约93所。众所周知书院要维持和运作下去资金是其重要保证，所谓“经费志养源也”，“必经费有余而后事可经久”。（2）故本文拟对明清徽州书院的经费来源问题进行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据统计，明代有书院1962所，（3）清代有书院4365所，其数是唐、五代、辽、宋、金、元、明各朝书院总和的1.49倍。（4）明代书院中官办比例为57.21%，（5）清代书院中官办比例为56.67。（6）可见明清时期官力成为书院发展的主要力量，官方出资是书院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徽州地区却是以民办书院为主体，民间的捐助是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民间捐助大体上可以分为宗族捐助和徽商捐助。

一、宗族与徽州书院

徽州被称为“宗族之乡”，清代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故老杂记》中说：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名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卦；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从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宗族势力非常强大。宗族势力如此强大，主要是因为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中原士族为了躲避战火纷纷迁入徽州地区。这些中原士族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族文化，使他们的宗族文化得以在徽州复制。《新五代史》云：“故唐公卿之族丧亡且尽”（7）而在徽州地区宗族制度却得以保存。（8）

（一）宗族对教育的重视

徽州宗族大多来源于迁入徽州的中原士族，他们继承了中原士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在休宁《茗州吴氏家典》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9）徽州宗族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一方面来源于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教育有着很深刻的认识。

1、宗族的强大要靠教育

徽州宗族已经没有了原来中原士族那种世代出仕的特权了，所谓“巨室强宗之所以绍隆而不绝者，有世禄尔”（10）；“子孙才，族将大”（11）一个宗族的强大政治上，学术上必须要有地位。没有了世代出仕的特权，要想在政治上，学术上有所地位只能靠教育，通过科考仕进之途取得和保持望族的地位。正如明歙县人汪才生对其子弟所说：“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12）

2、宗族成员的个人品德要靠教育

自古以来中国古人就很注重个人修养，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徽州宗族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也毫不例外的很注重个人的修养。徽州人有句古话叫：“读书非徒以取科名，当知做人为本”。（13）徽州人一直把族人的品德看做宗族能够延续下去的重要保证。

3、宗族抵御外来侵害要靠教育

明清时期，“世风不古，外患易生，横逆之不，时所常所”，特别是“官民异体，力

不能抗，未有不遭其鱼肉者”。但是“苟能身列青衿，尚可据理陈词，少当其锋。若在齐民，畏惧刑拷，有屈无伸，唯有择祸从轻一说耳”。所以，仅从生存环境考虑，徽州的宗族之人“是以谆谆望子孙之读书也”。（14）

（二）宗族对书院的捐助

正是因为徽州宗族重视对书院的捐助，当时徽州地区书院的数量在全国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些书院中大多数都是宗族性的。如：婺源的桂岩书院、太白精舍、开文书院、西乡书院，歙县的西畴书院、竹山书院、飞布书院，祁门的李源书院、窦山书院、集成书院，休宁的率溪书院、新溪书院、明善书院等等，这些都是宗族所建书院的典型代表。所谓“各村自为文会”（15），“书院所在多有”（16）讲的正是书院在徽州的盛况，基本上遍布徽州的每个角落。

徽州宗族对于书院的捐助主要是族产和学田。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族必有产”。这些族产就是宗族的共有财产，有些强大的宗族族产十分可观。据绩溪《金紫胡氏祠产册序》上记载“金紫家庙，产业颇丰。”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拾遗》上面也说“吾族祀产最多，自宗祀、支祠、下逮近代各家无不毕有”可见徽州宗族的族产是很普遍的，而这些族产其中的一部分是用来捐助书院的，如婺源明经书院由考川胡氏“合族重建”，婺源太白精舍由“潘氏合族建，置义田百亩，以资来学”（17），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宗族，从族产中“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18）。徽州宗族除了用族产来捐助书院以外，许多宗族还专门设有学田作为书院的日常开支，如休宁古林黄氏宗族，“课子孙，隆师友，建书舍为砥砺之地，置学田为膏火之资。”（19）黟县《鹤山李氏宗谱》卷末《家典・置学田义》说道：

族之兴也，必有贤子孙为之纲纪。子孙之贤，必先纳之党塾之中，俾读圣贤之书，明义理之归，授之成法，宽之岁月，涵育熏陶，而后人才有所成就。然方其入学也，有修脯执贽之仪、有礼傅膳供之费；及其长而能文也，则有笔札之资、图籍之用、膏火之需；其出而应试也，则有行李往来之供；其从师访友也，则有旦夕薪水之给、朋友庆吊酬酢之情。故欲教之使之有所成就，尤必先有以资其养，使之有所藉赖而率其业。是故，得所养则所谓修脯执贽、礼傅膳供、笔札膏火、行李往来、旦夕薪水、庆吊酬酢之费皆有所出，其暴弃者不足道，有志之士则莫不诗书风雅，大之观光上国、作宾王家，次亦侧身庠序、不失为识理之君子。不得所养，则费无所出，其昏愚者不足论聪明才俊之子，埋没于贫窭之中者，不知凡几矣。……人有养而后定志于学也。今欲其定志于学而无以资之，亦殊非祖宗所以培植人才之至意也。……而在善体祖宗之意以教育一族之人才，自宜创立学田，垂之永久，使世世子孙有所凭藉而为善。

正是徽州宗族的这种以全族之力去捐助书院，才有了徽州书院的蓬勃发展，而徽州书院的蓬勃发展又促进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人才辈出。许多族人通过在书院的学习走上了仕途或者成为学术大家，反过来提高了整个宗族的政治学术地位，使之成为当地的望族。而为了维护自己宗族的这种地位，整个宗族又会不断的继续下去。书院与宗族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下向前发展。

二、徽商与徽州书院

徽州地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20）山多地少，而这么一点土地不足以养家糊口，顾炎武曾说，“徽郡……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21）徽州人为了生存，光靠种田根本解决不了生计问题，只能另谋出路。大部分人为了生存选择了经商这条路，“从贾者什七八”（22）。徽州商人的足迹遍布海内外，成为明清时期最重要的商帮之一，可谓是富甲一方。据记载明中叶，“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23），而到了清中叶，徽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24），可见徽商资本雄厚。而当时有种说法叫“无徽不成镇”正是徽商强盛的真实写照。

（一）徽商对教育的重视

徽商区别与别的商人最重要的一点是“贾而好儒”，戴震曾经这样评价过徽州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25）。徽州商人对教育的重视跟自身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1、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最后的。徽商的政治地位与他们显赫的经济地位不成正比，甚至还要受到官员的压榨，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自己的子孙，让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提高整个家族的政治地位。而要想科举入仕，关键是教育，所以徽商们不惜重金投入教育，培养他们自己的政治人。

2、许多徽商在从事商业以前，就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

许多徽商从商之前就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从事商业。如明休宁汪镗，“父病，又时举发，乃不能卒举子业，去海上业贾”。（26）清婺源汪辑五，“幼习举子业，志在观光利用，旋家贫亲老，遂弃而就商”（27）又如明歙县程次公，“故在外傅，业以受经，父老倦游，夺之儒而命之贾”（28）等等，许多徽商都是这种情况。正是这份遗憾，当这些商人取得成功之后，不想子孙跟他们一样失去“习举子业的机会”，希望子孙们能完成他们没完成的事业。

3、徽商重视教育也是为了经商的需要。

徽商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之一，其影响力遍布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徽商的影子，这跟徽商的个人能力是紧密相关的。而个人能力的培养需要教育，商场如战场不能理性的去应对，掌握正确的方法，徽商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们经商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会书写各种文书这也需要教育，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要想交结上层社会你也必须要投其所好，而上层的士大夫们喜欢的是儒家文化。所以徽商重视教育也是他们的一种经营手段。

（二）徽商对书院的捐助

徽商对书院的捐助比比皆是，像休宁商人吴继良创建商山明善书院，婺源商人项儒珍创建的周溪玉林书院等等。从很多文献中我们都能看到徽商捐助书院的影子。如歙县人鲍肯园，“生平好施，独不喜建佛堂道院。其乡有两书院，一在城内曰‘紫阳’，一在城外曰‘山间’，并垂废矣。公慨然与乡士大夫作新之。以状白盐使，请援扬州安定书院例，出库金增诸生膏火，自以私财白金三千两益之，于是城内之紫阳书院成，又出白金八千两自制两淮生息，以复城外之山间书院”。（29）“黟邑碧阳书院，嘉庆十六年（1811年）前令吴君甸华谋于邑中人士，裒费建成，并以余银六万两分发盐典生息，计岁入息金三千六百，以为延请山长修金、生童住院膏火，而邑中之应乡会试者于此中给以资斧，其他诸用亦各条分缕析，预防流弊”。（30）又如黟县人舒大信，“邑人议建书院，大信存二千四百金助之”（31）等等。记载徽商捐助书院的文献记载可以说是恒河沙数。徽商对书院的大力捐助，是徽州书院繁荣发展的一大动力，徽州的许多书院都烙上了徽商的印记。

三、余论

明清时期是徽州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的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徽商、徽州宗族的捐助是息息相关的。徽商、徽州宗族的捐助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而书院的发展也提高徽商、徽州宗族的政治、学术地位。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下，徽州出现了文化繁荣，人才辈出的壮观景象，使徽州地区成为明清时期的一颗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1]胡寅.斐然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汪道涵.太涵集[M].万历十九年刊本.

[3]雍正・休宁茗州吴氏家典[M].

[4]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家谱[M].

[5]张习孔.家训[A].檀几丛书[C].清康熙新安张氏霞举堂本.

[6]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7]民国.黟县四志[M].

[8]光绪.婺源县志[M].

[9]民国.歙县志[M].

[10]黟县.鹤山李氏宗谱[M].

[11]绩溪.西关章氏族谱[M].宣统刻本。

[12]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M].乾隆刊本.

[13]道光.《徽州府志》[M].道光七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

[14]李琳琦.《徽州教育》[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15]歙县.《棠樾鲍氏著存堂宗谱》[M]，嘉庆十年刻本。

[16]《明史》[M]，1974年版校点本。

注释：

（1）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2）史致昌：《彝山书院志序》。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五章《书院的繁荣与辉煌》第261页。

（4）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六章《书院的普及与流变》第404页。

（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五章《书院的繁荣与辉煌》第271页。

（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六章《书院的普及与流变》第414页。

（7）《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

（8）叶显恩教授在《徽州和珠江三江洲宗法制比较研究》（1995年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中指出，“徽州宗族制一直保持与正统文化相一致，堪称为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则为“宗法制的变异”，乃是“虚拟宗族”。

（9）（雍正）休宁《茗州吴氏家典》卷一。

（10）胡寅：《斐然集》卷二《个竦堂记》。

（11）（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家谱》卷首上《祖训》。

（12）―（31）引自有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