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和交大西迁精神的共性研究

2019-10-02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西南联大和交大西迁精神的共性研究

摘 要: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选择的结果,西南联大的成立和交通大学西迁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交大西迁精神和西南联大精神的共性进行了研究,二者的共性主要体现为:追求卓越精神、爱国精神、团结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和严谨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交大西迁精神;西南联大精神;共性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49-02

在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迁校事件,分别是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和交通大学西迁,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西迁精神和西南联大精神在高等教育学方面是一个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在文化意义上则是一个既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又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重构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至近年来,“大学精神”逐渐在学术界的学术话语中凸现出来,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长期沉淀而形成的稳定的、为大学主体所认同和共同坚持的内在价值体系的精华、理想信念及大学特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的集中凝练的反映。

一、两校迁校的历史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陷入敌手,北大、清华、南开奉教育部之命迁湘,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张伯苓(南开)任常务委员,集体负责领导。1937年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存续不足6个月,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亦多次遭日机轰炸,初步决定西迁昆明,1938年4月2日奉命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务会主持校务,5月4日在昆明开学上课,直到1946年5月4日结束课业。7月31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度过了8年多的艰苦岁月,它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唯一一所“与抗战相始终”的联合大学[1]。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仍然做出了公认的卓越贡献。这些贡献表现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直接为抗日战争服务、推动爱国民主运动、支援云南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

交通大学西迁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党中央确定我国的基本建设方针是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上海部分重要工厂、学校要内迁。总理在主持解决交大迁校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1956年以前不能不照顾到两点:国际形势及对旧的弱点的注意,那是方针。工业布局是放在内地,沿海紧缩,工业内迁,交大内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2]对于中央的决定和有关精神,交大党委领导于当年5月进行了部署,并结合当时的新的形势,交大校委会提出了新的迁校方案即将原来的全部西迁改为实行一个学校,两个分部(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并积极组织实施。1956年6月初,交通大学先遣人员及家属到西安,1956年9月,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西迁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

在迁校的艰难岁月里,交通大学做出了很多贡献,主要表现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推动西部经济建设等方面[2]。

二、两校大学精神的共性

(一)追求卓越精神

西南联大和交通大学两校校训充分体现了追求卓越的精神。如果说“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而交通大学的使命则在于自觉传承老交大人工业救国的思想,以建设祖国西部为己任。对于西南联大来说:“刚毅坚卓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对三校精神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继承和弘扬,这一精神最能反映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精神风貌,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无论是距“七七事变”爆发仅三个月后长沙临时大学即完成提议、筹建、组建到开课的所有工作,还是从长沙到昆明,实现了1 671公里的远距离整体搬迁。

这种精神也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交大人最具代表性的精神风貌,它不仅体现在整个搬迁过程中,而且体现在整个后来的发展中。

在交大西迁的基础上,西安地区的部分高等学校,以交大为中心,也做了部分调整,交大的规模和师资阵容也大为增强,交大西安部分到1959年底,就发展为万人大学(在校人数达到9 524人),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创举[3]6。

50多年过去了,西安交通大学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大学,使西安交大成为开发大西北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成为国家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的成功范例,成为中共中央表彰的全国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4],它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正是交大师生追求卓越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爱国精神

在西南联大校园,教师学生中最为浓烈的情感就是爱国的情感,这种精神在西南联大经历了忧国――报国――学术救国的思路历程。西南联大人将自己定位在以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来保存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以文化的复兴带动民族的复兴,他们的爱国精神更多地体现在学术救国、文化救国上。陈寅恪所说的:“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罗家伦所说:“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将学术活动作为报国、新中国成立的“个人职守”,这正是西南联大师生爱国精神的写照。

对于交通大学来说,迁校问题的顺利解决,从迁校西安到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再到西安、建校,充分体现了交通大学师生能自觉传承老交大人工业救国的思想,发扬了老交大人爱国爱校、顾全大局,一心为祖国富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的革命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俊在他的“迁校回忆――纪念迁校45周年”一文中写到:“交通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响应国家及国务院的号召,毅然放弃在上海比较舒服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自觉来到西北,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觉悟水平,是值得大书特书的”[3]147。

(三)团结精神

原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历史教授郑天挺认为:“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5]。团结精神是作为西南联大精神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团结是最能反映其联合办学过程中现实特点的新精神。西南联大的团结主要体现在领导、师生的团结上。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并将三校在联合办学过程中的团结视为西南联大人可资纪念的四个方面之一。团结精神也是西迁精神的集中表现,彭康校长曾向全校提出,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团结合作问题,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敢说话,敢负责。在彭康校长组建的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中,作为骨干教师的教授、副教授占到67%,副校长岗位上先后有陈石英、张鸿等资深学者。

这种团结不仅仅体现在教师与教师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而是贯穿于西迁的整个过程及后来的发展。

(四)自强不息的精神

朱自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概括清华的精神为“实干”,南开大学自成立起就一直践行苦干精神,苦干实干的精神被带进西南联大,而经西南联大的发扬进一步得到光大。

西南联大自强不息的精神,首先表现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文化创造不停息的勇气和不懈追求。西南联大迁昆明后,不仅面临战事不断恶化的压力、日军空袭的破坏,更主要、更直接的是面临物价飞涨所带来的生活贫困的巨大压力。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师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以文化救国的责任,坚守着学术阵地,在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其次这种精神还体现在克服困难创造性地改善教学科研条件的努力方面,三校在匆忙间南迁,大部分仪器设备未能带出。但是西南联大师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应进行的科研教学或等政府拨款重新购买,相反,他们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以保证教学科研的进行。吴大猷先生“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恢复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才”,自己动手把“三棱柱放在木制夹上拼成一个最原始形的分光仪,试着做些拉曼效应的工作,化工系的实验室是助教们自制设备建设起来的,面积不大,功能不小,承担了本系工业分析和外系普通化学以及选修课程”发酵、纸浆与造纸等课程的实验任务[6]93。

西迁交大自强不息的精神,首先表现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科研,初创时期的西安交大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尘土泥泞触目皆是,冬夜不时还有野狼出没,当时为了解决开大会的困难,学校总务部门请来了南方的能工巧匠,用竹子盖起了一座临时大礼堂,这个大礼堂能容纳

5 000多人开会,竹编的大礼堂可以遮风挡雨,但是冬冷夏热,地是砖、泥、沙混合地面,没有椅子,只有一条条很长的凳子,交大人亲切地叫它“草棚礼堂”。如果说迁校、建校是一场巨大的考验,那么,迁校后的各种考验接踵而来,如三年自然灾害的来临,师生吃饭成了棘手难题,学校自办农场、腐竹厂、酱菜园,有桃园和苹果园,还养猪和鸡,尽一切努力为师生员工解决生活问题。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交大师生们还经受住了“拔白旗“、刮共产分的考验、”“、大炼钢铁的干扰等等,交大师生在彭康校长的带领下,奋勇前行,稳定和壮大了队伍,发展了事业,创造了世所公认的交大又一个黄金时代。

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充分体现在克服困难创造性的改善科研和教学条件方面,在教材建设方面,由于当时面临西方对我国的封锁,苏联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填补缺少中国自己教材的空白,交大教师自己编写教材,这些教材立即在校内外印刷出版,而且在全国各高校中试用,当时为编写教材而奋斗的教师们经常挑灯夜战至天亮,而这也仅仅只是当时困难环境下进行教学和科研的一个缩影。

(五)谨严的科学精神

谨严的科学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学精神的基础。对事物准确地描述才能保证认识的科学,准确的描述就来源于谨严的态度和科学方法。西南联大的陶葆楷教授认为:“在工学院方面,清华大学的影响最大。教师和学生都以治学严谨著称”,严格的要求,不仅使学生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而为将来的科学研究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心中培育了谨严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规定了他们将来治事做人的轨道。西南联大学生能够在1949年以后成就大业,以致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占据重要的一席,显然与在西南联大时期受到谨严精神的熏陶有直接关系。李政道认为:“在昆明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学物理过程中的大关键,因为有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在1946年秋入芝加哥大学之后,便可立刻参加研究院的工作”[6]287。

交通大学以培养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著称,人才培养质量是交大的生命线。彭康校长给全校提出的目标:“我们要多培养几个钱学森,或者比他更好的”,当时还做了“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学生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的报告,他极为看重交大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曾多次组织教授专家系统总结老交大优良办学传统,倡导良好的校风学风,响亮地喊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的口号,陈人亨教授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曾写道:“严格要求是交大的老传统,这不仅是对学生,也包括对教师。如果教师备课不充分,讲课抓不准重点,概念不清,或者教学工作不负责,学生反映,经系里核实后,就得下讲台或撤换该项工作。当时学生考试不需要监考,也没有人愿意作弊,在教学方面师生都很自觉,十分投入,考风严肃,考纪严明”[3]195。

这种谨严的精神贯穿于交大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保持了良好的生源和第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1-24.

[2]竹前.交大之树常青[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79-81.

[3]祝玉琴.交通大学西迁回忆录[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4]朱继洲,刘朔,崔瑞锋.西迁精神:交通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88-92.

[5]郑天挺.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83.

[6]笳吹弦诵情弥切[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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