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客体化与女性自我客体化

摘要：性客体化通常指女性成为取悦或供他人使用的身体或身体部分的集合。生活中的性客体化无处不在，主要通过媒体、人际以及一些隐秘的环境表现出来。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容易成为性客体化的目标，而女性的自我客体化会影响到女性的心理健康，导致进食障碍、抑郁和障碍等。文化吸引力标准的内化和社会比较是导致女性自我客体化的重要心理机制。未来应扩大研究群体、运用多种方法、探索干预措施、以及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推进性客体化与女性自我客体化研究。

关键词：性客体化；客体化理论；女性自我客体化；内化：社会比较

分类号：B849：C91

“我看上去怎样？”或许这是很多女性有意无意间挥之不去的念头。从古至今，在很多文化中，女性的身体都是处于一种被评价和观看的境况中，如同一件没有生命力的物体或装饰品。如中国古代对女性小脚的赏玩，19世纪欧洲对女性束腰的追捧，女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她们的这些身体部位是否满足当时的标准。这种现象作为男权社会下的产物，一直鲜有关注，直到20世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才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这种不平等待遇。90年代初，Bartky（1990）提出了性客体化（sexual objectifieation）的概念，指女性的身体、身体部分或脱离了她本人，沦为纯粹的工具或被视为能够代表女性个体本身。即当被性客体化，女性会被视为身体，而其身体存在的价值仅仅是为了取悦他人和供他人使用。女权主义者指出性客体化作为一种性别压迫，会对女性的身心产生危害。心理学观点认为，性客体化会影响女性的自我知觉和行为，使得女性化身为一个观察者来看待自己，关注可观察到的身体属性，将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基于外表被观看和评价的客体（Fredrickson&Robe，s，1997），进而对女性的心理健康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如进食障碍、抑郁、障碍、物质滥用等（cair&Szymanski，2011；Tiggemann&Williams，2012）。当今社会，性别问题仍然突出，性客体化视角对于解读女性自我及其心理健康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1、性客体化的表现形式

1.1 媒体性客体化

性客体化最常见的表现是通过大众媒体对女性的身体展现（Fredrickson，Roberts，Noll，Quinn，&Twenge，1998）。诸如杂志（Hatton&Trautner，2011），电视（Aubrey，2006）、音乐视频（Frisbya&Aubrey，2012）等，这些媒体就常常聚焦于女性的身体或身体部位，忽视女性的个性，将女性视为被观赏的客体。广告是一个集中体现。例如。Hall和Crum（1994）发现在啤酒广告中表现出对女性的身体主义倾向，镜头更关注女性的身体部位而非脸，而且女性常常以穿着泳装形式出现，更大程度的暴露她们的身体。王春梅（2005）通过对化妆品广告的分析，也发现女性完整的形象常常被一双眼睛、一条、一个红唇所取代。这些广告以女性的部分肢体代替完整的女性形象，将女性等同为性客体或装饰品。不同类型的媒体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Vandenbosch&Eggermont，2012），如音乐视频主要强调对身体视觉化的呈现，如穿着性的服装，并表现出性姿势，诱使男性凝视她们的身体（Ffisbya&Aubrey，2012），而杂志通常会“教”读者如何根据当前理想美修改自己的外观，如一个杂志的封面标题是“52步让你的臀部更翘”（Aubrey，2010）。但实际上，这些不同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类型的媒体性客体化女性的方式是类似的。

1.2 人际性客体化

人际性客体化主要是指在实际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的性客体化，如吹口哨，打量或注视女性的身体、性评论等（Fredrickson&Roberts，1997）。对于女性，生活中的人际性客体化是司空.见惯的。例如，有研究对美国大学生的日记进行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报道更多性客体化经历，女性平均每周经历1 38次性客体化评论和行为，而男性则仅为0.35次（Swim，Hyers，Cohen，&Ferguson，2001）。随后的研究发现性客体化经历在其他女性群体中同样是常见的，女同性恋和女异性恋报告了类似水平的性客体化经历（Engeln-Maddox，Miller，&Doyle，2011；Hill&Fischer，2008）。对于这些人际性客体化经历，Fredrickson和Roberts（1997）特别指出客体化注视是人际性客体化的一种最隐秘和主要的表现形式，它是对一个人身体的视觉观察。通常男性更多是注视者，女性更多作为性客体化目标，而且这种注视往往不可控的。除了上述性客体化的普遍形式，不少女性还会遭到性骚扰、等犯，这些可视为性客体化的极端形式。

1.3 隐秘的性客体化环境

除了以上性客体化形式，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很多隐秘的性客体化环境。例如，健身中心，其周围有许多潜在的性客体化特征，如全身镜，展示理想身体的媒体（如，海报、音乐视频），暴露的衣服，男性的目光（Greenleaef 2005；Prichard&Tiggemann，2008）。同样，对于一些重视外观或瘦的体育类型，如芭蕾、体操、游泳、跳水、健美操等，也会传递着性客体化的信息（Harrison&Fredrickson，2003；Tiggemann&Slater，2001）。此外，在一些文化中也存在着被社会认可和鼓励的性客体化女性的形式，如选美比赛、拉拉队、鸡尾酒服务员、艳舞表演等（Moffitt&Szymanski，2011）。对此，Szymanski，Moffitt和Cart（2011）总结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男性主导的环境、女性缺乏权力、关注女性的身体、对男性客体化目光认可等性客体化环境标准。

可以说，生活中的性客体化无处不在，而且日趋多样，越演越烈。Hatton和Trautner（2011）通过对40多年的《滚石》杂志封面的内容分析，指出女性被过度性感化，大众媒体对呈现女人昧的可接受方式在不断缩小。不仅有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女性同样会性客体化女性（strelan&Hargreaves，2005），而且男性也被日益性客体化，虽然男性的性客体环境的标准及经历可能与女性有所不同（szymanski et a1.，2011）。

2、女性自我客体化及其心理机制

2.1 客体化理论与证据

对于生活中这些随处可见的性客体化，虽然一些女权主义者很早就指出其会对女性的身心产生危害，但并未进行进一步探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更好理解性客体化文化对女性造成的影响，Fredrickson和Roberts（997）提出了客体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认为由于生活在性客体化的环境中，会使女性内化一个第三人称（观察者）的视角来看待身体自我，关注可观察到的身体属性（如“我看上去怎么样？”），而不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关注不可观察到的身体属性（如“我能做什么？”、“我感觉怎么样？”），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基于外表评价的客体，称为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这种观察者的视角会要求女性长期“监视”或者监控她们的身体，即身体监控（body surveillance）。自我客体化或持续的身体监控，理论上会导致女性消极的心理或主观经验，如身体羞耻、焦虑、减少最佳动机状态（心流）和降低内部身体状态意识（如饥饿、性唤起），进而可能积累和导致某些心理疾病，如进食障碍、抑郁、障碍（图1）。

客体化理论提出以后，已有不少研究结果支持或部分支持客体化模型，发现无论是女性自我报告的性客体化经历（carr，2011；Hill&Fischer，2008），还是通过观看性客体化媒体（Aubrey，2007；Aubrey，Henson，Hopper，&Smith，2009；Harper&Tiggemann，2008）均会促进女性的自我客体化，进而与女性的进食障碍（Augustus-Horvath&Tylka，2009；Calogero，2009）、抑郁（Peat&Muehlenkamp，2011）、障碍（Lustig，2012；Tiggemann&Williams，2012）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自我客体化与更广泛心理结构有关，例如，糟糕的认知表现（Gay&Castano，2010；Quinn，Kallen，Twenge，&Fredrickson，2006）、低自尊（Mercurio&Landry，2008）、身体不满意（Lindner，Tantleff-Dunn，&Jentsch，2012）、低主观幸福感（Breines，Crocker，&Gareia，2008）、消极的月经态度（Robens，2004）、消极的母乳喂养态度（Johnston-Robledo&Fred，2008）、积极的整容态度（Calogero，Pina，Park，&Rahemtulla，2010）、物质滥用（Call，2011）、改善外观的运动动机（Prichard&Tiggemann，2008）以及更少的社交（Saguy，Quinn，Dovidio，&Pratto，2010）等。不难看出，性客体化通过诱发女性的自我客体化，进而给女性的心理和生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2.2 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心理机制

对于性客体化环境如何使女性采取这种视角看待自我的具体发生过程或作用机制，迄今还未见专门的细致探讨。可以认为，自我客体化作为一种对身体自我的认知方式，与身体意象当有相通之处，在针对环境或文化影响身体自我的过程中，二者可能有着类似的心理机制，例如内化和社会比较。

2.2.1 内化

根据身体意象的社会文化理论，社会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与行为，并对个体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被他人看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家庭、同伴和媒体是社会文化的主要来源，三者传递的社会文化压力会通过外貌比较和理想瘦内化对身体意象产生影响（陈红，2010；Thompson，Heinberg，Almbe，&Tantleff-Dunn，1999）。同样，对于性客体化的环境或文化，其强调女性的身体外观和文化吸引力标准，也会影响女性看待自我的方式。类似的，有研究指出包含性客体化内容的媒体随处可见，但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受影响，需要将媒体呈现的理想瘦形象内化。进而才能对女性的自我客体化产生影响（Aubrey，2006）。即女性在接触性客体化的信息后，要通过将理想美或重视外观的价值观进行内化，进而才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观，并以外观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形成自我客体化。例如，Morry和Staska（2001）的调查发现，社会理想美内化在阅读美容杂志预测女性的自我客体化中起中介作用。同样，Vandenbosch和Eggermont（2012）对美国少女的调查发现，媒体性客体化和理想美内化直接相关，理想美内化在媒体性客体化与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监控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Vandenbosch等指出自我客体化的过程应开始于“理想美内化”，即以社会规范的尺寸和外表作为他或她自己的尺寸和外观的标准，这些标准反过来决定了哪些可观察到的身体属性是重要的，以及这些身体属性如何评估，进而才能自我客体化。赵方（2011）的实验结果也支持此观点，通过让女大学生观看性客体化的媒体，发现会引起女性自我客体化水平升高，外表观念内化在其中起中介作用，高外表内化的女性比低外表内化的女性在自我客体化水平上更易受到媒体的影响。

2.2.2 社会比较

Festinger（1954）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具有评估自身能力和观点的需求或驱力，但由于很多时候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进行社会性评价的绝对标准，人们必须通过将自己的状态和他人的状态进行对比才能形成明确的自我评价。同样，对于身体意象社会比较理论，是指个体通过将自己的身体或外观和他人的身体或外观进行比较，并形成自我评价的过程（张林，周盈英，2011）。那么面对性客体化的环境，女性是否也会激起身体比较，进而形成自我客体化？一些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例如，Tylka和Sabik（2010）在客体化理论框架下结合社会比较和自尊对进食障碍进行研究，发现身体比较调节身体监控与进食障碍的关系，指出身体监控可能促使女性与其他女性的身体比较，专注于自己外表的女性更可能注意其他女性的外观以及它与自己比较起来如何。同样，Lindner等（2012）的研究发现自我客体化、客体化他人和社会比较均与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有关，认为自我客体化和客体化他人与社会比较可能是相同过程的两个部分。即在自我客体化和客体化他人的“客体化循环”中可能存在着一个外观比较的过程。自我客体化的过程可能激起女性与他人进行比较，以此来得出自己是否“合格”。同样，比较的过程中也可能激起对自己和他人的客体化。不难看出，由于多是相关研究，对于自我客体化与社会比较，二者的因果关系目前并不清楚。

2.2.3 其他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从其他的角度来阐述性客体化与自我客体化之间的作用机制，虽然目前还缺乏实证证明，但能为我们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视角。例如，Morry和Staska（2001）从社会学习的角度，认为女性生活在一个性客体化环境中，并且这个环境传递出性客体化能给女性带来价值或奖赏，那么女性就会学习这种性客体化的视角，进而参与到对自己身体的客体化中。而Strelan和Hargreaves（2005）通过对澳大利亚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女性的自我客体化程度与客体化其他女性正相关，认为自我客体化与客体化其他女性存在一个“客体化循环”，即自我客体化的女性更可能客体化他人。同样客体化他人的做法可能导致女性增加自我客体化。那么就有可能是女性在接触性客体化环境中，先习得了客体化他人，进而导致对自我的客体化。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两个观点类似于内化，都是通过对性客体化行为的内化进而导致自我客体化。近期，Moradi（2010）指出自我客体化可能并不是直接测量的单一构造。它可能是一个过程，由性客观化经历促进，并表现为文化吸引力标准内化和身体监控，进而与更大的焦虑、身体耻辱、心流减少、内部身体意识缺乏相关。

总之，性客体化作为一种环境或文化现象。对女性的影响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很难判定女性究竟在什么时候形成了这种视角看待自我。此外，也不能忽视女性的个人因素，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受到性客体化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女性面对这种环境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和处理策略（Fredrickson&Roberets，1997）。

3、女性何以更易被性客体化？

客体化理论认为，当被性客体化时，女性会被视为取悦或供他人使用的身体或身体部分的集合，相比女性，男性很少被性客体化（Fredrickson&Roberts，1997）。Strelan和Hargreaves（2005）的研究也指出女性会遭受更多性客体化，不仅男性会性客体化女性，女性同样会性客体化女性。对此，一些研究者从认知的角度进行了解释。Gervais，Vescio，Forster，Maass和Suitner（2012）让83名美国男女大学生随机观看一张从头到膝盖穿着衣服的人物图片，经过短暂的停顿，屏幕上出现两张图片：一张没有修改的原始图片，另一张是对性身体部位进行略微修改的原始图片，让他们指出哪张图片是刚才见过的，两张图片以整个身体或身体部位的形式呈现，结果发现女性的性身体部位单独呈现时更容易被识别，而男性的性身体部位以整个身体呈现时更容易识别。这表明无论男女，看到男性更多是整体加工，而看到女性则更多是局部加工。这可能意味着，相比男性，女性的身体会被降低为性身体部位，而非人。类似的，Bernard，Gervais，Allen，Campomizzi和Klein（2012）结合人与物体识别的研究提出了性别身体倒置假说，并进行了检验，发现性感女性的身体倒置时会和正立时一样容易识别（像客体识别），而性感男性的身体在正立时要比倒置时更好识别（同人类识别）。即无论男女，看到性感女性，都将其视作物体，而看性感男性时，却视为人。这种对男女身体的认知差异为女性更容易被性客体化提供了解释。

事实上，这种将女性视为物的认知差异在其他研究也得到了证明。例如，Gervais，Vescio和Allen（2012）通过让大学生观看一些男女图片，然后对图片中的人物进行身体脸配对，结果发现，无论男女，对于女性身体脸配对的错误率要高于男性，表明女性更多被视为物体，因而比男性更容易被类似身材的其他女性替代或互换。此外，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当个体被性客观化，就意味着被否认人性，被视为缺乏有关人类的精神状态和道德状态的品格（Loughnan et al.，2010）。Heflick，Goldenberg，Cooper和Puvia（2011）的研究发现，无论男女，当聚焦于女性的外观时，会诱导对女性的客体化，认为其有更少的能力、热情和道德，而关注男性的外观，却不会影响人们对男性的感知。还有研究发现，当女性的外貌被关注时，人们会用更少的人性词汇来描述她们，将她们更多视为客体而非人（Heflick&Goldenberg，2009；Loughnan et a1.，2010；Rudman&Mescher，2012）。

除此之外，近些年也涌现出一些新的解释，如从威胁（Goldenberg&Robe，s，2011）、权力（Gruenfeld，Inesi，Magee，&Galinsky，2008）、主观不确定性（Landau，Sullivan，Keefer，Rothschild，&Osman，2012）角度来探讨客体化的原因。例如，Gmenfeld等（2008）发现在权力条件下，接近一个社会目标，更多受目标的有用性驱动，而不是目标的人类属性品质，即拥有高权力会更多客体化他人，将让他人视为工具。这一结果能够解释男性为什么更多性客体化女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往往比女性占有更多的权力与资源，但是却不能解释女性为什么也性客体化女性。最近，Landau等（2012）认为无论是应对权力时工具化他人、还是在应对威胁时非人性化他人，都是自己对成功与他人互动能力不确定性的反应，即人们越是渴望与他人有积极的关系，但同时对自己有效地理解和控制他人的能力感到不确定，他们就越有可能通过淡化目标的主观属性（如技能、爱好）和关注具体属性（如身材、性感）来弥补这种不确定性。但Landau等的观点同样不能解释女性为何会性客体化女性，因为根据Vaes，Paladino和Puvia（2011）的研究，女性是为了与性感的女性保持距离而客体化她们，并非想与她们建立积极的关系。综上所述，这些解释多针对某些场景的客体化或性客体化的某些表现形式，并不能完全广泛地解释性客体化，需要后续研究作进一步验证和探讨。

4、问题与展望

性客体化女性身体的文化由来已久，但直到Fredrickson和Robe，s（1997）提出客体化理论，研究者们才开始关注性客体化对女性心理的深刻影响。可以看出，十几年来客体化理论已经得到了大量的验证与扩展，但由于客体化理论的初衷是针对西方年轻白人女性，对于其他群体或文化可能存在片面之处。例如，对于非洲裔美国女性，除了一般的身体监控外，还包括肤色监控（Buchanan，Fischer，Tokar，&Yoder，2008）。而且对于女性，更高的自我客体化与追求瘦的身体有关，但对于男性，更高的自我客体化分数与追求更强壮的身体有关（Oehloe Musher-Eizenman，Neufeld，&Hauser，2009）。此外，除了性客体化经历，一些研究发现边际身份态度（Moradi&Rottenstein，2007）、异性恋主义（Haines et a1.，2008）等同样与客体化变量相关，进而影响女性的心理健康。为此，一些研究者对客体化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改，例如，Moradi（2010）将不同群体的特点以及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到客体化模型，Szymanski等（2011）认为性客体化经历与女性的心理健康风险存在直接的途径。但是就目前来说，这些修改还未得到足够的证明。未来在探讨性客体化与女性自我客体化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已有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年轻女性，应扩大研究群体。事实上，除了年轻女性，其他群体如老年女性、男性、同性恋者等也会遭受性客体化的影响（Aubrey，2006；Augustus-Horvath&Tylka，2009；Engeln-Maddox et a1.，2011；Wiseman&Moradi，2010）。因此，未来研究不仅要考虑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女性，也要加强对男性、同性恋群体的探讨。此外，也要考虑到被试的特点，如人格、女权主义态度、民族身份、性别角色等，这些特点可能在性客体化或自我客体化的影响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对于同性恋群体，在性活动中扮演被动角色的个体（zheng，L.，Hart，&Zheng，Y.，2012），可能更容易遭受性客体化的影响。

第二，改变研究方法单一的现状，运用脑科学等多种指标。现有研究主要是采用自我报告式的测量，或从一些行为指标上进行探讨，未来可借助脑科学方法，更深入地探讨男女对性客体化的认知差异以及性客体化对女性影响。例如，Cikara，Eberhardt和Fiske（2011）发现对于性别歧视的男性，性感女性的图片会引起与精神状态属性有关脑区活动的减少，如内侧前额叶皮层、颞极等。那么这一结果是否可以扩展到一般男女对性客体化女性的去人性化或物化上呢？同样，近期Riva和Gaudio（2012）发现神经性厌食者可能被锁定在身体的非自我中心（观察者视角）的负面记忆。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自我客体化对女性进食障碍的影响，为自我客体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

第三，通过纵向研究设计，探索干预措施。迄今少有研究探讨自我客体化的干预，但开始涉及一些可能的保护因素，例如运动（Slater&Tiggemarm，2012）、高自尊（Mischner，vail Schie，Wigboldus，van Baaren，&Engels，2013；Thagersen-Ntoumani，Ntoumanis，Cumming，Bartholomew，&Pearce，2011）、身体功能的欣赏（Rubin&Steinberg，2011）、低认知闭合需要（calogero&Jost，2011）等。由于这些研究多是横断研究，这些因素是否能够抵制或改变自我客体化还有待纵向研究检验，进而形成一些有效的干预措施。

第四，重视我国文化背景下的探讨。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西方文化，而性客体化的文化现象在我国也是普遍存在的并有其独特性，如广告中将女性描述为某种传统的角色形象（钟建安，楼劫，叶耀荣，2006）。中西方的性别文化审美标准有所不同，如中美身体意象的对比研究发现，美国的男子气概强调强壮而中国的强调文武双全（Jung，Forbes，&Chan，2010），那么这种不同对于性客体化的表现有何影响？更进一步这种影响又是如何转化为女性的自我客体化的？这些都是未来研究必需要加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