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1 07:47:41
“证严上人带领这个基金运作，自然大家都在看。孔夫子讲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骗得了一个人，你可以骗得了大多数人吗？你可以骗得了这个人一时，你可以永远骗人家吗？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监督。”
中国大陆的民众熟知慈济，可能是从骨髓移植开始的。作为亚洲最大的造血干细胞资料库，台湾的慈济在1997年为中国大陆提供了第一例骨髓捐献。因为有着“血浓于水”这样一个强烈象征，1997年的这次捐赠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截至2012年9月30日，慈济的骨髓资料库共为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2985例造血干细胞，中国大陆有1262例，成为最大的受益地区。
但慈济绝不仅仅是一个骨髓资料库，慈济基金会的事业涉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海外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等领域，有近200万名志工在全球70多个国家从事救济扶贫工作。他们共同将台湾花莲的静思精舍视作自己的心灵故乡，这里是慈济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清修的道场。
1966年，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凤林镇某私人医院探望弟子德融的父亲，见地上一摊血迹，听人告知，为丰滨一名原住民妇女小产，却因缺少医院所需保证金新台币8000元而无法开刀，只得又带回部落。此即“一摊血”事件。后来证严法师又遇到三位穿着修女会衣的海星中学老师贝蒂、黄雪文和高凌霞修女因为郊游路过普明寺；不期而遇的情况下，比利时籍的贝蒂修女在谈话中对她说：“佛教信徒这么多、力量这么大，如果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影响会更大。”证严法师大受震撼，决定在花莲开展社会救济工作。她要求自己的信徒——30位家庭主妇每天省下新台币5毛钱投入竹筒，六位同修弟子每人每天增产一双婴儿鞋，开始了济助贫困、拔苦予乐的工作。
在台湾地区，证严法师最早“走”出了自己的道场，开始倡导以大社会为个人生命修行之依归。直到今天，在台湾地区的火车站或者商业区，依然能见到这样的宣传册，某某法师正在发动捐赠筹建医院或者其他慈善机构。“贫病相依”“因病而贫”，有感于台湾东部地区长期缺乏医疗资源，1979年，证严法师发起建立慈济医院。但是消息后，因为花费太高，并没有得到支持。直到5年后，才筹得善款，在花莲市区原花莲农工牧场土地动工，两年后正式完工。慈济医院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家免缴住院保证金的医院，后来台湾地区卫生主管部门才开始要求全台所有医院照此执行。医院建院完成后，医院有硬件而无软件──即医疗人员，便逐步推展教育志业工作，建立慈济护专、慈济医学院。而护专、医学院后来相继升格为慈济技术学院、慈济大学。
1991年孟加拉水患揭开慈济海外赈灾的序幕，同年中国大陆华中、华东地区水灾，慈济也伸出援手。慈济的境外赈灾也在台湾地区内部引发不少批评，指责他们用台湾地区的钱援助中国大陆，但慈济的立场是跨越政治、跨越种族，甚至跨越宗教。慈济在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开展过项目，2008年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境外合法设立的基金会。
在慈济的全球运转中，志工是最重要的力量。“志工”是慈济人特别强调的一点，他们认为志工与义工是有区别的，“义工是义务工作，在休假或工作休闲的空余时间，去做不支薪的服务工作；志工则是将付出、服务人群当作志向，出钱又出力，有责任心、使命感，不计较时间、代价、体力的付出，能克服艰难，完成任务，并且做得满心欢喜。”在花莲的静思堂——慈济基金会所在地，极少看到工作人员的身影，都是身着蓝色套装的慈济志工。在台湾地区，仅慈济的志工就有20万人。脱鞋走进静思堂，这些志工确实带给你强大的感染力，他们以兄弟姊妹相称，神态平和地从事着各种工作，拖地、倒茶、为游客做导览，或者在食堂做饭……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固定的，明天也许就是另外的志工出现在这些岗位，因为每个人都要体会不同位置的滋味。
吴添福已经在慈济做了20多年志工，退休之后的时间基本都呆在花莲，只有周末才回台北和家人在一起。1991年慈济第一次援助中国大陆时，他便作为其中一员造访了华中、华东地区。现在，吴添福更多时间会呆在静思堂，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同参观的访众分享他跟慈济的故事。
Q = 《旅伴》
A = 吴添福
Q：做志工总感觉是在帮助别人，你在慈济做了20多年的志工，你收获了什么？
A：当然了，比如说我到了安徽、江苏、河南，看到他们的苦，就启发我的慈悲心，现在生活当然是好了，但是我不能随便任意花一毛钱，要珍惜。我们集合大家的力量盖了全新的学校，看着孩子毕业了、长大了，他今天也会懂得回馈社会，他愿意回去那个学校当老师来教孩子，说你们以后也要帮助别人，那我是不是觉得很有意义？因为里面有我的一份钱在里面，一份爱心在里面。
Q：其实慈济的理念听起来是很容易的，它相信善是可以循环的，但是真正在具体操作中，比如说你去建一个学校也好，盖房子也好，你得跟当地人打交道，你得跟修房子的人打交道，你得跟负责检查房子质量好不好的人打交道，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这些当中会不会很难？
A：有困难。就像我们去清迈盖学校，县政府说可以捐一部分的地，但是慈济总还要再买一些。买的当中也有人贪，所以我也会碰到困难，也在那个地方难过、落泪。我们慈济都无所求，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帮助你们，你们为什么还有那种贪、那种欲望。但是我们有时候又静静地思考说，困难总会有，可是我真的是无私的那种，不是有什么私心，还是希望用慈悲、智慧慢慢把那个问题克服。
Q：清迈你去了多少次？
A：30多次。
Q：这应该算出差吧？
A：出差都是我自己口袋掏钱的，慈济不会负担志工的差旅费，只有正式的职工才有薪水可拿。
Q：我在台湾的这几天感受，慈善就是一个很随手的事，比如随处可见捐发票的小箱子，不要的发票捐给慈善机构，让他们刮奖去。在上世纪60年代慈济开始做慈善的时候，台湾社会有没有这种慈善的风气？
A：那个时候一般人的生活都很苦，你让他拿钱出来帮助别人，哪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的，仓廪足才知道荣辱。我的生活基本够到一个水平，才会去注意说我要关心别人，尤其是苦难贫穷的人。所以我就说证严上人的慈济是一个带头，是一个典范。那个时候一般人生活都还很苦。我们也期待中国大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要忘了中国的伦理、文化，不要忘了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不要忘了孔老夫子的教义。若干年大家只是发展经济，都往钱看，未免就太可惜了。
Q：作为捐款者、志工，你能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慈济基金会的财务运作信息吗？
A：有些活动我是能看到的。至于基金会的财务，我没有看过，它是报政府。我想它的考量，比如说今年慈济一共募款40个亿，可能人家会觉得捐款都被慈济拿走了，所以我们都没募到钱。有这样一个负面的观感，所以这一方面一般应该是看不到。
Q：但是作为慈济的志工，为慈济捐款，却看不到慈济一年能够拿到多少钱，或者花出去多少钱，会不会有担心？
A：我为什么要担心？我随份随意嘛。比如说我一年捐5万块，我就捐了5万块，我心安理得，我很自在，我做我能做的，跟大家结一份缘，这样不是很好嘛。今天证严上人带领这个基金会，跟那些出家法师，绝对是不会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她们依然是那样，吃的菜是自己种的，自己做蜡烛、薏仁粉、薏豆粉，卖这些东西来维持精舍生活的费用。社会大众对她们的信任、尊敬，我觉得就是这样。如果说像传统道场，我来给你诵经，然后你给我一个供养，你想想看，人家会对佛教尊敬吗？肯定不会的。
Q：在中国大陆的慈善机构出现过一些弊案，所以公众会有强烈的要求想知道到我捐的钱花在了哪儿，可能会和你或者其他志工的想法不一样。
A：除了某些特殊的，比如说四川跟缅甸的赈灾专案，这些会对外公布，但是全年的不会。证严上人带领这个基金运作，自然大家都在看。孔夫子讲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骗得了一个人，你可以骗得了大多数人吗？你可以骗得了这个人一时，你可以永远骗人家吗？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