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干部制度存在的弊端及原因探析

2019-10-01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 要]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苏联共产党的干部制度存在着不同的弊端,对苏联的亡党亡国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认真分析苏共干部制度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根源,有利于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将为进一步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苏联 共产党 干部制度

干部制度作为苏联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到苏联垮台,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干部制度始终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成为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现阶段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充分认清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局限性,进一步认识苏联解体的深刻原因,更有利于深入指导当前中国干部制度的深化改革,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一、苏共干部制度的历史沿革

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造就了一支基本上实现了知识化、专业化的宏大的干部队伍。斯大林重新建立了干部选举制度,但是没有很好落实,其干部制度突出的弊病是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和终身制。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各届领导人,进行了改革干部制度的许多探索和尝试。赫鲁晓夫时期曾规定和实行干部按比例更新制度,加强干部更替力度,对干部的任期进行严格的规定,为党和国家吸引了大量人才,但过分强调按比例更新,使政策的执行走向了教条主义的极端,造成干部断层,队伍的稳定性大大减弱。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按比例更换干部的制度,扭转了赫鲁晓夫时期干部队伍大进大出的不正常状态,促进了干部队伍的稳定,但又造成高层领导干部的老化,从而导致其后期干部制度的保守和僵化。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制度方面还逐步完善了干部的考核鉴定制度和培训进修制度,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对干部政策作了重大调整。1987年1月,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决定》,改变了任用干部的标准,提出决定性的标准是“对待改革、对待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加速任务的态度和在实现这些任务方面的实际业绩”。戈尔巴乔夫对党政领导机关频繁改组,对党政干部大幅度撤换,可以说是后来苏联社会全面失控、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苏共干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苏共干部制度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而不断发展。不同时期的领导人根据主客观情况,制定了不同的干部制度,在党和国家建设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些制度中也滋生着各种各样的弊病,不断的侵蚀着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厦,并最终成为苏联解体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1.终身制、委任制严重破坏了选举制。斯大林多次主张党和国家的干部要由选举产生,并且建立了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但在实践过程中,领导干部终身制、委任制却大行其道,这严重的削弱了制度的严肃性,偏离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这个干部制度的重要原则。党对干部的集中统一管理,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实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1]也就是说党的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均由上级组织任命而不是经过选举产生。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实行委任制也导致了国家的政府机关必然也采用委任制。事实上也是如此,苏联政府各部门和企业的负责人,都毫无例外地由党组织指定安排。即使是在后备干部的培养方面,实际上搞的也是委任制,往往是由领导者个人来“物色”和“挑选”,当这些领导者离开领导岗位时,就由他们指定的“接班人”来接替他们的领导职位,从而排斥了选举的制度。如果说在卫国战争等特殊时期,对某些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委派是非常必要的话,那么在建立了选举制度后,仍然坚持终身制、委任制,这可以说是苏共干部制度建设中的一个严重失误。

2.干部队伍中官僚特权阶层蜕化变质严重。苏联建国初期,苏共的革命干部清正廉洁,与群众同甘共苦,不享受任何特权。随着几代领导人不断完善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得干部享受特权成为了一种风气,并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人为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逐渐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断通过行使特权,假公济私,贪污受贿,积攒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他们对苏联的存亡毫不在乎,苏联解体反而使他们能够浑水摸鱼,所以,当社会主义大厦将倾之时,他们非但不用紧张,反而非常乐于在后面推上一把。同时,官僚特权阶层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严重。他们盲目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逐渐丧失了革命意志,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抛在了一旁。特别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狂热吹捧“思想解放”,热衷于“民主”、“自由”等,从而逐步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从而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结果导致亡党亡国。

3.干部监督体制名存实亡,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出现真空。在执政党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构想,始于列宁。其倡议建立的专门机构――监察委员会,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它不属于各级党委领导,专门负责监督各级党委。[2]然而到了斯大林时期,党内监察制度被修改,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受到削弱,权力受到限制,监察工作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党的监察委员会无权参与和监督中央的政策,失去了对中央领导人的任何监督作用。中央的监察制度严重削弱的直接后果,是斯大林本人推行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不受阻碍,集体领导原则受到严重破坏。同时,本来就已经被削弱的监察制度,又未能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制度结合起来。[3]例如斯大林时期的宪法规定了人民群众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没有规定必要的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有效地监督各级领导干部,未能体现通过群众监督来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原则。又如1940年制定的关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条例,就根本没有规定吸收劳动群众参加监督工作。监督机制失去了人民大众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必然难以发挥其功能作用。干部队伍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的情况下,逐渐滋生出一系列问题,从而与群众渐行渐远。干部失去民心,意味着共产党的曾经强有力的群众基础正在逐步塌方。

4.集体领导制度遭严重破坏。斯大林曾在理论上论述过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性,并且还领导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集体元首制。但是,从30年代末开始,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制度已经严重削弱,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党中央的少数领导人身上,特别是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中。以斯大林为例,开始只是担任党的总书记,1941年开始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45年又兼任了国防人民委员会主席,逐步地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他一人之身,而且还是终身任职,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里搞终身制的先例。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的集中、个人威信的增长和民主原则的削弱,斯大林逐渐违背了自己关于集体领导的正确理论,使集体领导制度,特别是党和国家最高层的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破坏,导致了许多严重的后果。集体领导制度的逐步削弱,导致了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而个人崇拜反过来进一步破坏了集体领导和民主体中制,窒息了民主空气,使得一言堂、家长制、独断专行盛行起来,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给党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苏共干部制度问题的根源剖析

造成苏共干部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层次的,其中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认真剖析现象背后的本质,才能做到拨云见日,对其有一个更清醒、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1.封建残余对领导干部执政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专制思想、极权意识等封建残留在人们包括不少领导干部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种不良思想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立即肃清,因而必然要影响到社会主义干部制度上。干部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家长制、终身制,干部享有特权,以及斯大林所说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小家族”、“小团体”等现象,都与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2.苏联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干部体制的发展有客观局限性。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采用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秘密斗争方式、战斗命令制、军事革命作风等,客观上对斯大林时期的干部制度民主化建设有着―定的影响。比如委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是对战争时期和地下斗争时期作法的承袭。[4]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高度统一,避免堡垒从内部攻破,从而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党不仅向党的内部,而且向国家政府、军队内部和部分重要经济部门委派了大量的干部,这种委任制度,必然在客观上限制和削弱人民群众在决定干部问题上的作用,延缓干部制度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对干部制度的民主化有着较大的制约作用。虽然苏联早在1936年就建立了新的选举制度,而且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受整体水平的影响,群众还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在决定干部问题上的巨大作用,这也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干部制度的民主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3.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对干部队伍破坏极其严重。斯大林时期,仅在1935年到1941年开展的肃反活动,就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清洗的党员达120万人。领导十月革命的24名中央委员,有14人被非法处死。1919年到1935年间,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遇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1966人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捕或被枪决。军队总数为733人的高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被镇压579人(包括80名最高级军事委员会中的75名),红军中只剩下154名高级干部。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于是全国上下广泛搜寻“暗害分子”,一大批专家、教授受到折磨,甚至被枪决。在恐怖的社会氛围中,苏联人民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经过多次政治清洗和组织筛选之后,苏联造就了两类干部:一类是能力平庸但听话的干部,另一类是处事圆滑、善于见风使舵的干部。干部任用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基层组织成为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在专制的组织路线下,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各级领导层,干部队伍智力资源走向贫乏和枯竭。所以,苏联在斯大林之后之所以长时期没有出现具有政治眼光、有魄力、有见识、有工作能力的接班人,很大程度上同大镇压、个人迷信和过度集权的体制有直接的关系。[5]

4.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对干部制度产生了最根本的影响。列宁在他逝世以前,曾建议改变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状况。而斯大林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把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采用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彻底定型化。由于干部制度从属和受制于政治体制,干部制度同政治体制在总的特征上是一致的,所以,尽管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在干部制度民主化方面从理论上做过许多正确的论述,在实践上也进行了大量努力,但由于没有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导致党的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并不是集中到中央委员会,而是更多地集中到政治局,尤其是书记处,最终就形成由总书记个人专权的局面。[6]不仅正常的干部工作不能依法开展,在重要干部的作用上主要是一个人说了算。干部工作作为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过度集权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一个重要的制约方面。

5.干部人事制度在理论源头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斯大林在强调干部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未能指出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个理论上的缺陷导致在后来的实践中片面夸大干部的作用,把干部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绝对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自下而上的挑选干部工作完全集中起来并把它提到全面的、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高度,为此就要取消把考察、提拔和挑选干部的工作分散于各部门各科的作法,而是要把它集中在一个部门。”[7]从这个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斯大林正逐渐脱离列宁时期那种自下而上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制度,而是倾向于把干部的管理集中化、极权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干部制度不断远离人民的视野,群众自治理论逐渐消失,这就必然导致削弱群众在干部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和民主权利。之后的赫鲁晓夫时期,新制定的干部更换制度造成的干部大进大出,政策不完善和不彻底造成了干部工作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勃列日涅夫急于稳定干部队伍,对赫鲁晓夫干部更新制度的合理因素,即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进行了全面否定,走向了过于强调稳定的另一个极端,导致了苏联领导阶层罕见的老龄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并没有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的干部政策对改革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改革的严重阻力来自于干部阶层中的既得利益者,而错误地认为“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对于苏联的改革来说,“很清楚的是必须从思维与心理、工作组织、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开始改革”。并为此提出了对“党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革”的思想。这一系列的错误思想不仅是把干部制度的改革而且是把整个苏联的改革引向了死胡同。

参考文献:

[1]《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高放、李景林、蒲国著,123页。

[2]《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高放、李景林、蒲国著,123页。

[3]《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1期,斯大林时期苏联干部制度的历史考察,杜康传、李秀林写。

[4]《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1期,斯大林时期苏联干部制度的历史考察,杜康传、李秀林写。

[5]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高放、李景林、蒲国良著,130页。

[6]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高放、李景林、蒲国良著,123页

[7]斯大林文集《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并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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