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轨中的文化转型

摘 要：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并存与交织而整体上远未达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制度转轨中的困境，也成为文化转型异常艰难的根本原因。文化无优劣之分却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弄清楚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在时代性背景下营造出文化的后发优势创新力，是摆脱文化转型困境的关键。

关键词：文化转型；制度转轨；后发优势；文化创新力

中图分类号：D621；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2-0007-05

作者简介：张弘政（1983- ），男，河南郸城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一、制度的优劣性与文化的优劣势：关联性与差异性

文化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而丰富的范畴，它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类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构筑起来的人的形象、精神结构和人格，是人类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无形、深层、稳定的气质。因此，从文化本身来看，它是个中性的概念，各种类型的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源与流的区分和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无高下、优劣之别。

制度是在社会活动中规范和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规、规则及尺度。秩序性是制度的主要价值目标，而稳定性和发展性则是社会繁荣与否的表征所在。从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来看，制度是有优劣之分、高下之别的。一种良性的制度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而劣性的制度则会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并造成人的单向度发展。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局限性、单面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将最良性的人类社会制度和人本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诉诸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优越性的社会制度。

制度有优劣之分，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又与文化密切相关。制度蕴涵着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合理性与合道德性的正义性探求的价值预设，体现着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民众的人格特征与精神结构。制度并非凭空而生，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而其良性运行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支持。文化从深层次上来说，是人们行为和思想的“路径依赖”，一种新的制度的引进和创新，必须打破这种依赖，否则，在原有的路径锁定背景下进行制度的创新与转轨，必定是越发艰难的。［2］由此可见，虽然制度变迁与文化转型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谈论制度的优劣性时不能简单地搬用到其产生和形成的文化上，但文化本身有其优势和劣势，却是毋庸置疑的。

从个人与社会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可以将制度背后的文化形态分为注重“伦理”、“等级”的集团文化形态和注重“有效”、“合理”的经济文化形态。这并非绝对的区分方法，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中，都兼有这两种文化形态的成分，只不过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

总的来看，东亚儒教文化圈主要是一种以家族集团为中心的集团文化，而欧洲则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经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是以人性本善的“礼”为核心的集团文化形态；而西方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科学文化，是以人性本恶的“法”为核心的经济文化形态，“礼”与“法”可以分别看做是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制度伦理的正义性基础和核心价值原则。以“礼”为核心，派生出的是“以善抑恶”的崇善制度伦理；以“法”为核心,则自然会形成“以恶抑恶”的法正义。

崇善制度伦理以集团主义为基础，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以忠诚与服从为伦理准则。其核心是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化和行为方式的秩序化,形成社会组织与家族紧密相联的贯通式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其特征是：把人性善作为制度伦理的出发点，形成以忠孝为原则的“亲亲尊尊”、上下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和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善正义，通过善的教化，形成以“礼”为核心的“敬德”、“保民”的政治价值观，以忠孝为准则的人际交往原则，以及重农抑商的经济价值观念。

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以恶为制度建构的出发点，核心是利用恶去平衡恶、抑制恶。承认人的自私自利性和个人利益冲突的合理性，是这种制度的出发点。它认为，人天性中具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倾向，人的利己动机优先于利他动机存在；个人对社会的关心，是以社会对自己的关心为前提的。反映到制度设计上，就是利用人性恶的倾向，把人类对自我利益的追逐看成社会进步的“普遍的动力”，力图通过社会公共选择的合力，形成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制度”［3］，以增进社群的秩序与和谐，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善。从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到善于精心核算的“理性经济人”，再到脆弱的“有限理性人”和“冷淡理性人”，崇恶契约制度伦理对人性的理解，将道德伦理的欲求置换成经济效率的合理求，进一步还原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诉求，深刻揭示了这种制度文明对人类道德风险的预警和对法正义的执著追求。

通过对中西方两种制度伦理的人性假设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形态下制度文明的历史走向和对正义诉求的内在逻辑关系。崇善制度伦理和崇恶制度伦理分属于秩序文化中基于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上的较为典型的集团文化和经济文化这样两种形态。应该说，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它们只是体现了一定社会、一定历史时期不同的人们把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定方式。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各种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融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合理方向。从历史进程看,一个社会中集团文化和经济文化的平衡协调发展、集团原则和经济原则均衡状态的维系、个人利益驱动力与集团原则秩序的维持之统一，是社会文化真正繁荣的必然要求。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价值取向和基本理论,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西方文化蕴涵的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悖论与陷阱：文化后发优势创新力何以可能

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面临转型的阵痛，文化转型与社会的整体转型相伴而行但却更为艰难，这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整体向现代化转型背景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应当是一个全面的、深刻的、多方位的变革，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不但是一个经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更是一个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理性化的过程，而国民精神的理性化和现代化，则处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对文化而言，这便是一个改变劣势发挥优势的问题。中国文化的缺陷是长期的封建制度和长期的传统计划体制造成的。因此，文化转型就自然成为制度转轨的迫切的内在要求。

必须看到，文化是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是一种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具有惯性和滞后性的因素。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经过建国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对封建残余的改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段时间里并未形成对封建残余的彻底围剿之势，甚至还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扭曲的局面。、、“”等极“左”思潮的泛滥，便说明了这一点。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仍未摆脱以人伦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儒家人伦中心意识、工具实用取向、科技的政治依附性乃至经验论的思维模式等，尚未得到根本改观。

作为人类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一旦生成就必然对置身其中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制约和规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变迁或转型总是人类社会最深刻、最深层、最艰难的变革。文化现代化转型指的是人的生存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性转变，它直接制约着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实质上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问题正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化而跃升到中国社会的“表层”,成为社会转型的关键和核心。

从现实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制度转轨的阵痛当中，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并未真正完成；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任务同样十分艰巨。文化转型并非文化断裂，而是有着自身的逻辑与理路。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技革命等几百年时间完成的任务和历程，却要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突出的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借鉴、吸收与融合，在较短时间内较快地实现社会整体的变革；另一方面也使中国面临很多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的问题，解决起来更为艰难。在当代中国，前现代的因素仍然在发挥强大作用，现代性的成分整体上远未生成，后现代的成分却已经在发挥影响，这一困境对中国的文化转型来说尤其如此。诸多论者倡导的文化现代化转型当然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化现代化转型在文化创新中所预设和导致的陷阱与悖论。

一方面，文化现代化转型是中国近代以来面临强大的外来压力情况下促生的，是社会整体变革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进而到文化层面的必然逻辑，这就自然形成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下的视角审视和现代置换。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救亡与启蒙并行。当中国人开始以“世界眼光”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时，终于在西方人的“帮助”下发现了自己的停滞和自己千疮百孔的民族性格，进而感到屈辱，感到自卑，同时也从中获得进取与奋斗的力量。我们反思并批判自己的国民性，从技术、制度与思想信仰的层面逐步展开，在努力改造自己的器物、制度与精神的过程中，走上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否定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历史与传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已变成我们现代化运动的文化―心理背景。我们首先认同了停滞的“中国形象”，然后必然地选择并接受了来自西方的进步―进化的“神话”。它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不难理解：它唤醒了中华民族，使其走出自身历史下落的曲线，并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不好的一面值得注意：在我们认同西方的“中国形象”并将其置换为“中国的真实”时，停滞便既是中国的“现实”，又是历史的灾难与罪恶。为了这个民族的拯救与复兴，我们彻底地接受了西方的启蒙神话，将变革或革命极端化。由于害怕停滞，我们就彻底地摧毁传统；因为追求进步，我们不怕盲目；因为崇尚科学，我们轻视道德。然而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高速发展也会造成新的贫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一种生态贫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道德贫困；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是信仰贫困。走出这种新的贫困，意味着更为困难的民族文化重建。对此，有些学者指认为是“现代化的陷阱”，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4］

另一方面，“现代化”是个迄今远未取得一致性认识的概念，是指赋予了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过程，并被看做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总体来说，它实际上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其具体表征可以归结为：经济上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社会生活上追求个人成就和创造的世俗化，文化上的科学独断化和哲学上的理性化等。［5］现代化本身存在着巨大的悖论：将社会发展等同于理性和知识进步，是以唯科学主义思潮作导向的；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却偏离了人性的真正发展，表现为轻视生命意义，重物轻人（即忽视人的精神和情感需要），无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无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导致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对人的“报复”，使人的自由本性和真正解放成为幻想。这既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了社会与主体关系紧张，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个人化，生活的机械化使个性泯灭，生命的乐趣消失在社会所赋予的功能里。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现代文化自然有着巨大的悖论和不足。

对于现代性观念转向工具化和形式化的问题，马克思作为第一位对“现代社会”做深刻研究的思想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予以深刻的揭示。在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分析和批判的理论。此后，人本主义也展开了对科学主义的深刻批判。晚期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最大差异之一，就是现代性的两大支柱――人本与理性的大分裂。当年法国哲学家卢梭所忧虑的“科学进步并不能必然导致道德醇化”的命题，演化为一个新命题：伴随工具理性迅速发展的作为现代性两大支柱之一的人的本位性正日益衰落和丧失，现代性已失去其目的和意义。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等一个个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思想家，将人本意蕴不断演化而出，非理性或反理性的人本―价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性的新支点。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认为，根源在于启蒙的人本精神正在被物欲主义的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所异化；莱维纳斯以切肤之痛呼唤一个“绝对的他者”；萨特则从自由价值本位出发，以“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阐明：没有属人的、人本价值含义的理性，对人说来也是无。因此，现代性文化本身在当代就面临着困境和转型。

文化转型的意义在于发挥文化的后发优势创新力：就是通过在民族性、时代性、融合性三个基点上实现系统的文化创新，将被遮蔽或阻碍的文化优势（包括一般优势和特有优势）在社会整体后发历程中显现并发挥出来；将显现并发挥着不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文化劣势加以抑制与克服，从而实现文化转型，发挥文化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应当注意，文化的后发优势创新力并非一定与社会整体的后发优势相伴而行，在许多情况下，它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三、“根不可断”与“应时而造”：超越中心的融合创新文化观

近代以来，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内容在更新，中国传统文化正经历着根本性变革。但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许多困惑，中国文化转型的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解决好文化转型中的文化决定论、中西体用论和“中国化”这样三个理论困境：文化决定论在处理文化问题与经济政治问题的关系上，把出路归结为文化问题，企图从思想文化领域中寻找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出路，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中西体用论的困境，在于未从中西体用的框架中挣脱出来，局限在“中体”还是“西体”、“中用”还是“西用”的狭隘文化思路上，以地域、民族或语言等文化形式上的差异为根据，来对中西文化作判断，试图在中外文化中为某一方面争个高低，但总体上都是注重文化的形式，而不是从文化的精神实质出发，“中体西用论”、“西学中源论”、“全盘西化论”、“国粹论”等，都属于文化形式体用论的范畴；“中国化”的困境在于化什么、如何化、化到何种程度，从走欧美日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中国式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在自省中觉悟，在觉悟中超越的心路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转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各种原因，文化转型的任务至今并未真正完成，我们任重而道远。

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正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中。在中国，现在最为迫切的任务是要实现由“前现代”(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但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本身就存在巨大的时代落差：当我们向以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整体迈进之时，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趋势却已经呈现出后工业文明的特征。农业文明以人与自然的自在、天然、原始的合一为其文化精神；现代工业文明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支撑；消解主体性、解构自我、倡导文化多元、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则是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特征。在当代中国现实背景下，三种异质文明的共时态并存和历时态转换，必然给文化和人们的精神以巨大的冲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自由、平等等现代性因素原本就很欠缺，整体上需要尽快确立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和行为模式，消除传统文化蕴涵的弊端和劣势，同时，又要警惕现代文明的悖论与不足，前瞻并适应后工业文明的发展趋势，这正是中国文化目前的现实处境与转型困境。

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尤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基点：

首先是时代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产生过各种指导思想，如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文化保守论、以我为主融合创新论等，大体都是在一种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下提出的，隐含着文化的优劣性预设，忽略了文化本身优劣势的置换与转化。在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上，必须跳出简单化的中西对立、古今分化和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根据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全方位地、不分主次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既要以中国文化“化”国外文化，又要以外国文化“化”中国文化。只有突破体用论和中国化的框架，才有可能冲破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所面临的时代性困境。

其次是民族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同样，社会主义文明也只有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一方面，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7］。在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进程中，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仍有其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其返本开新，还在于它在当代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当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个体认同、儒学与全球伦理、中国哲学与生态问题、中国哲学与人权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最民族性的也是最世界性的，中国主流文化数千年来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不但不应中断传统，还应让传统延续并不断赋予其新质和创意。另一方面，又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8］，坚持不懈地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作坚决的斗争，以消除前现代社会的不良影响。

再次是融合性。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为紧迫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绝不能轻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存在与影响。中国目前所处的特殊历史方位，体现了时代的融合性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文化转型必须坚持融合性以实现文化的后发优势创新力。全球化作为一个时代性事件，内蕴着一种时间上的完整性，它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了一体。所以，当代中国文化正面临着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共存状态。同自然经济、宗法制度相联系的，以孔孟之道为核心，具有群体本位、泛道德化、世俗性、单一性和封闭性等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现代化的停滞性因素，其自在的“天人合一”精神与模糊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阻碍着自由自觉的现代主体的生成。而作为一种超越或延续工业文明的独立理论形态的后现代文化，又包含着许多极端化的文化价值取向，其对现代性、主体性及对自我的消解和解构的文化价值取向，有可能将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来者”刚刚凸现的主体性、自我又消解到原初的、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状态中。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又是现代化的一个积极性因素。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关系的重视，后现代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技术理性批判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价值的批判，都有利于我们在融合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21世纪的中国将要建成经济发达、社会法治、科学昌明、政治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与之相应，需要建构一种会通中西古今优秀思想资源的、全新的多元文化体系。21世纪全球化与民族化多元共生的特征，也决定了新型中国文化的建构必须以全球化与民族化为基点。这就要求我们，关注文化转型的时代性、民族性和融合性，克服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态和僵化的思想观念。应该看到，每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都有其时代背景。面对当今时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类自身繁衍之间关系交织的复杂巨系统，如何有效运转和发展，如何认识和运作，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它既是一个战略大转换后的运作策略问题，更是一个思维科学理念的转变和新的文化观形成的首选议题，需要我们在认知思维和理念上进行一场革命。吸取人类思想精华，确立适应信息网络时代需求的融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应成为我们发挥和挖掘文化后发优势创新力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2］张弘政：《中国制度转轨过程中文化转型的机理及其内蕴》，载《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2期，第120-122页。

［3］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4］周宁：《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274页。

［5］何中华：《“现代化”观念的逻辑意蕴及其历史表征》，载《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7］［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