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押粮记(续)

到郑家屯组建编车站

1949年元旦过后，我接了新年的第一个任务，押全列大豆首赴新区大连。

1月16日夜里两点，列车从哈尔滨出发，开上滨洲线朝西行进，第二天上午10点到达安达后，机车被摘走，整趟列车就躺在了荒凉的县城边。下午一点来了机车挂上，列车继续朝西行驶。晚上7点多到了昂昂溪，机车又扔下列车被摘走了。守车上只剩我一个人，西北风刮得车窗嗡嗡作响。我把炉火生旺，借着火光写起日记。

过了半夜机车挂上，列车离开滨洲线拐上平齐线，开始朝南行驶。天亮过泰来，不久又过了白城子。下午5点多，列车跨过辽河大桥，驶进了东西辽河交汇点双辽――郑家屯，机车甩下列车又“跑”了。因为这是新区，我通宵没睡，看了一夜车。18日清晨挂上机车，列车离开平齐线朝西行驶，到了通辽又拐向南行驶，过了彰武天已黑下来了。到绕阳河大桥时只见有工兵正在抢修，列车缓慢地驶上大桥，经过很长时间才从桥上通过。半夜到了新立屯，列车停下来，等着前面抢修铁路。这里曾是辽沈战役敌我激战的战场，从站内可以看到弹痕累累的凋堡和破烂不堪的车辆。下半夜两点列车从新立屯开出继续南行，过黑山、大虎山，开上北宁线，调转车头拐向东行驶。这时，守车上上来几个地方干部，正围着火炉聊天，其中有个人竟说日本人在东北没白呆，把东北建设起来了。我一听立刻火了，说他是吃日本饭过来的，到现在还有一身亡国奴的“自豪感”，呛得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中午车到沈阳南站，机车被摘走，列车呆在原地等着机车前来牵挂。沈阳西郊后丁香屯是我的祖籍，我幼时曾随家里从我出生地迁回来住过，并在前丁香屯读过4年小学。真想回老家看看，但任务在身，车站也不能出。下半夜3点列车开出沈阳朝南行驶。天亮后车过辽阳时从左侧看到了著名的辽阳白塔；车到鞍山时从右侧看见了小学课本上“鞍山制铁厂”的轮廓。列车继续南行，这里的铁路没遭战争破坏，因此车速很快，枕木飞一般地从守车尾部向后闪去。车经也是小学课本上读到过的熊岳城边的望儿山时，不由得想起了母亲――儿行千里母担忧，心里一阵酸楚。

车过普兰店到了石河子站时被甩下，车厢连结处的风管子都卸了下来往回返。打这往前就归苏联管了，和两国交界一样。困极了，我打开一个棚车，躺在粮袋子上就睡着了，但不时被冻醒。因为和接收单位没联络上，在此等了一天。没想到这里很不“安全”，夜里“老大哥”上车偷豆子，看后头偷前头，看前头偷后头，绕着26节车厢转了一夜，整整折腾了我一宿。

终于联系上了接收单位，上午到达大连。此时这里还和旧社会差不多，接收单位工作人员油头粉面，摇头晃脑。办完交接手续我便急忙跑到海边看大海。第一次看到望不到边的大海，立觉心神开阔，视野无边。

第二天上午坐火车离开大连北返，车过三十里堡站突然停下，一位“老大哥”跳车，据说是没买票。火车停了一个多小时没开，这时从后面开来一列货车停下要先开，我急忙下火车上了货车。见守车上有瓦房店车站军代表，便同他聊了起来。他告诉我说大连有一百多台火车头，“老大哥”扣着不给我们用，却往他们国家运，所以这里机车非常缺。大家说着都很气愤。这次去大连加深了我对“老大哥”的“尊敬”。

1949年的春节是在喜庆不断的日子中到来的，整个哈尔滨到处是欢庆的海洋。从春节前开始的庆祝活动到正月初六又掀起了新高潮，为平津解放、华北解放，全市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冰天雪地里人们没有丝毫寒意，一辆辆彩车、一队队秧歌，场面热烈极了。

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形势飞快发展，新任务接连不断。2月中旬的一天，组织上决定调我去新区开辟工作，到郑家屯组建编车站。

到郑家屯后，我和同来的两名工作人员坐马车来到县政府，交上东北行政委员会商业部介绍信。县里很重视，很快将军阀吴大舌头（吴俊升）的公馆批给我们。下午，在县政府协助下找到铁委办事处，他们在火车站调车场附近为我们找了一处办公用房。一切妥当之后，我打电话向哈尔滨公司做了汇报，同时接到公司通知夜里到火车站迎接编车站主任常宝善和17名工作人员。

郑家屯又称双辽，即东西辽河汇合处，这里是交通咽喉，东进四平，西去通辽，北通白城子，南下康平沈阳。旧社会这里很繁华，是商业集散地，军阀吴俊升的司令部在洮南，但他却经常住在这里。时值早春，从蒙古刮来的大风终日不停，路人经常被风刮得东摇西晃，稍不注意就会被刮进满口沙子；不时的还有大旋风卷起沙土直冲云霄，遮天蔽日；火车站台上等车的人都用衣服遮着脸，小孩被大风刮得直哭，把头藏进大人怀里。站前小商贩们不分昼夜地叫卖荞麦面煎饼和“跳肉”（免子肉），据说在附近大草原上拉网抓兔子，一网能抓几十只。街上有不少俘虏兵，据说是“六十熊”（六十军）正在这里集训整编。

新组建的编车站有三十多人，由我负责的业务部门是车辆组和押运组，虽然办公用房尚未修整好，但已开始接收任务。主任常宝善，不到三十岁，晋冀交界地方口音，大高个，没架子，是从牡丹江调过来的。他从延安来东北，曾给当过警卫员。他刚到就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工作很有魄力。

因吴公馆距离火车站太远，主任决定全站人员集中住到调车场附近的房子。这处门窗不全、四处漏雨的房子必须修缮后才能住人。全站人员从舒适的吴公馆搬到这里，睡觉得蒙着头，起来满床是沙子。虽然条件艰苦，可同志们情绪却很高，没有叫苦的。这时到关内支援解放战争和新解放区的粮车正源源不断地到达，在这里重新编组后进关。押运组人员明显不足，后陆续从牡丹江和吉林调来一些，大部分是新招收的。

到了4月中旬，大风终于停了，一场贵如油的春雨让辽河两岸刚刚翻了身的农民不等雨停就赶紧下地忙了起来。空气中有了水份，口也不干了。此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常主任告诉我要在编车站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号召青年提高觉悟，争取当一名光荣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我当场向常主任提出了口头申请，随即写了自传，填了入团志愿书，介绍人就是常宝善主任。

不久，上级公司从哈尔滨迁到沈阳，决定我们编车站马上迁到山海关，归东北东兴公司直接领导，今后凡东北进关的粮车，到达山海关后，一律交给我们，经编组后由我们押送到终到站，直接交给接收单位。常主任第二天就带着全编车站人员出发去了山海关，留下几个人交给我负责处理善后。期间，中共铁委办事处党委来人通知我，县委已把批准我入团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他们那里，入团是5月18日批准的。我听后心里立时热乎乎的，盼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团结周围的青年去克服艰难险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处理完善后，我先后到县委县政府、铁委办事处和火车站运转室，向各方领导告别。5月21日，我告别了这个令人留恋的辽河岸边古老的小县城。地处辽北的双辽，是我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地方，是我政治生命的起源地，也是我度过18岁生日长大成人的地方。在这里，我对以后的革命征程充满了憧憬和信心。

南下上海考查运粮沿线情况

山海关，的确不负盛名，有山有海也有关。北面是巍峨雄壮的高山，古长城像一条巨龙沿着山脊婉蜒起伏直上云端；南面是波澜壮阔的大海，古长城又像一条巨龙从天而降头入大海。在这山海之间是一座完好的被高高的城墙盘绕着的古老的城池，四面是高大壮观的城门，其中东门便是万里长城的第一关，城门上端正中高悬着苍劲有力的“天下第一关”匾额。在这个城门外还有外城，是“八一五”日本投降前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洲和支那的“国界”，老百姓叫它“鬼门关”，中国人进出这个地方是很难的。山海关解放前，军在宽阔的城墙上面挖战壕修工事，将它破坏得百孔千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师长竟在被他们糟蹋得破烂不堪的城楼里为自己树一石碑，上面刻有“用古人筑长城之精神建设吾中华”。如今，这座古老而壮丽的城池已由人民永远收回了，现在这里是辽西省山海关市。

巧的是，我们全站人员又住进了吴俊升在山海关的公馆。这里四面是高大的围墙，院落比郑家屯的还大，青一色是有着高台阶大屋顶的房子，房间很多也很宽敞；院门很大，用铁皮包着，上面全是大铆钉，两扇门上各有一个兽头，鼻子上当啷着大铜环。大门一关，整个大院像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

虽然山海关解放半年多了，但社会上仍很混乱，旧社会的各种势力在这里都有据点、黑窝。在火车站、天下第一关以及市场等地方流氓恶棍经常出没，一个“卖烧饼”的汉子把烧饼往行人身上一扔就要钱，不给就大打出手。现在这里正在进行反动党团、封建会门的登记。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全站人员一律过着军事化生活，定时作息，星期日在大院内自由活动，未经允许谁也不准外出。

任务剧增，人员不断增加，押运员已增到120多人。经团市工委批准，我担任了编车站第一任团支部书记。由于押运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常主任决定我专职押组组长工作。正当前线和新解放区需要的粮运高峰之际，从6月下旬到8月上旬，同时发生天灾人祸，造成大批粮车滞留在山海关车站，致使大量粮食受损。

天灾是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连降暴雨引发洪水造成火车停运，滞留在山海关车站的粮车上苫盖的席子普遍漏雨，导致粮食受潮变质发霉。而人祸是在6月下旬，正当气温进入零上30度左右的高温之际，山海关火车站接到东北铁路总局命令，45吨车及超过45吨的车、木制车、制字车这三种货车不准进关。可是，东北铁路总局所属各分局分配给各始发站装运的粮车却并没有这三种车的限制，这三种车仍源源不断地从始发站开来，装粮的货车有将近四分之一都是这三种车。山海关站从接到命令之日起，凡到的这三种车一律甩下来不准过关，要等锦州分局重新配给车皮倒装后才能放行。不管天气闷热，淫雨连绵，粮食损失多么严重，前线和新区多么盼望粮食，铁路方面就是不慌不忙，无动于衷。我再也控制不住了，和山海关站站长拍了桌子，指责他们制造混乱，阻碍粮运。我说既然这三种车不准进关，各分局为什么还往始发站分配这三种车装运进关的粮食？45吨以上的车重不能过关内的铁路桥，怎么装有15吨煤和35吨水的100多吨重的火车头能过？在山海关车站倒装车造成的损失铁路方面负责不？站长对这些问题一概回答不了，只知道执行命令，电话打到东北铁路总局调度，也是支支吾吾回答不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坐观损失一天比一天严重。无奈之下，我给《东北日报》写信求助。直到严重损失发生之后，东北铁路总局才在8月16日的《东北日报》上公开答复，承认总局命令后领导上未能深入检查，同时推诿由于下面执行命令不彻底而造成在山海关站的换装。

持续半个多月的淫雨渐渐停了下来，8月15日陆续通车，超过45吨位的货车也挂走了，也没听说关内哪座铁路桥由于有超过45吨位的货车通过而发生毁桥事故的。人祸比天灾厉害。

由于连降大雨，不少地方受灾严重，津沪铁路沿线广大地区都发生了洪涝灾害，浙江和上海还遭遇了台风袭击。这时，粮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津沪铁路沿线，主要是河北到山东地段，许多灾民强扒火车外逃，看见运粮的敞车就上车哄抢，其中混进的坏人乘机抢劫，情况相当严重。而粮运任务在本已剧增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增加，接收站点愈来愈多，线路愈来愈长。为了保护粮食不受损失，押运员们自发地不坐守车，顶风雨、冒危险坚守在敞车上。原来两个人的任务现在增加到4个人，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制止扒车和哄抢，而且押运员的人身安全也面临威胁。为此，早已撤走的警卫部队，上级又给调了回来，根据车数和路段，派荷枪实弹的战士护送。就在这时，有六百万人口的大上海告急，去上海的粮车陡增。上级指示，一定要确保去上海的粮车畅通安全，这关系到上海解放后我们能不能管理好，是重大政治需要。这是在陈云同志领导下，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易秀湘带领有关部门到上海与上海军管会领导商谈后决定的。为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解决押运力量的不足，上海军管会派上海粮食公司办公室尚主任带一个50多人的押运队进驻山海关，和我们联合押运去上海的粮车。

为了解从山海关到上海铁路沿线粮车的中转编组、到站交接、安全运行和提高押运警卫人员的周转效率，双方主任决定让我和上海方面的押运队宁队长对这一铁路沿线进行考察，并与有关部门就上述问题进行洽谈。行前，常主任叮嘱我沿途注意安全，因为所到之处都是新区，他还把自己的德国造小手枪及枪证给我，叫我藏在衣服里边以防不测，把我平时带的匣子枪留了下来。

9月13日下午我和宁队长及他带的一名战士乘火车离开山海关南下。这个宁队长40多岁，满口东北话，原来他是辽宁著名民主人士宁武的晚辈，曾任老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一名营长，进关后辗转到了上海，上海解放前随部队起义，现在上海海关工作。他一身戎装，佩带一把很漂亮左轮手枪。

列车很快进入夜间行驶，14日清晨3点多钟到了天津。我和宁队长下车后，从站内运转室得知，因缺少机车，得等到下午才有南去的客车。我们步出车站，只见市内高楼林立，但秩序很乱。饭后，宁队长返回车站，我则找到押运员来天津住的招待所，看望了没办完交接手续和因等车滞留在这里的同志，并对这里粮车的调度和接收情况进行了了解。天津是最早接收东北粮食的大城市，目前交接双方配合很好。

下午两点，坐上火车继续南行。出天津不远，就见铁路两侧一片，愈往南行水愈大，望不到边。成千上万亩将要秋收的庄稼被洪水吞没，有的地方水面上露着苞米秸尖儿；淹没在水中的房屋仅露着房脊，没被淹没的房子大多墙倒屋塌。看不到炊烟，看不到人影，一片荒凉；途经的火车站附近到处是扶老携幼逃难的人们。这里是刚解放不久的新区，后方老解放区的党和政府正在动员群众踊跃捐献，救济灾民。列车在洪水中慢慢穿行，车上乘客从表情可以看出心情都很沉重。而我和宁队长此时又多了一番沉重，担心粮车经过这里时的安全。

15日天刚亮，火车到达德州。天正下着雨，停在站内的军车上，战士在敞车里顶着雨吃着凉馒头。很快列车进入齐鲁大地，这里没有洪涝，头上包着毛巾的农民在地里忙着秋收，有的在果树林里采摘水果，一片安居乐业景象。我和宁队长都舒了一口气，因为粮车经过这里比德州以北安全多了。

中午车到济南，因为缺少火车头和给军运让路，要等明天上午才能开车。我们走出火车站，宁队长带战士去游览，我则跑到市粮食公司了解和商谈粮车到达的交接和押运员的食宿等问题，对方都是从部队抽调的同志，因此谈得很顺利。

16日一早，火车从济南开出，午夜在临城停了很长时间才开，走走停停，常常要给军车让路。这里军车比北面多多了，为了目前频频的军运，这段线路现在是边修边行，所以火车到这里车速很慢。17日清晨4点多车到徐州，车头扔下车厢喘着粗气独自开走了。

下车后先到调度室和运转室了解了从东北到达和通过的粮车情况。这里的工作人员可能因为刚解放不久，看到我们一个个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本来是联系工作，他们竟像接受命令似的，一一答应凡到达的粮车立刻给送到接受单位的专线，对过往的粮车一定及时编组尽快挂走，并答应马上将现在滞留在调车场的6节粮车编组，当天一定发走。

晚上8点，火车从徐州开出并很快进入安徽境内，18日早到了安徽重镇蚌埠。又是一个编组站，火车头甩下车身又跑了。我们在运转室打听到，客车要等到下午才有机车挂走。于是顺便和调度谈了一下东北粮车在这里的调运情况，和在徐州一样，都很客气。晚上6点，列车有了机车牵引，我们继续南行。车速仍然很慢，19日清晨进入江苏，4点半到达浦口站。火车在这里停留了一整天，不是因为没车头，是为了防空，要等到夜里火车才能轮渡到对岸的南京站。大势已去的反动派仍在垂死挣扎，经常派飞机来这里轰炸、扫射，骚扰封锁渡口，妄想阻当历史的车轮。

我和宁队长下车后，到铁路调度室联系粮车到这里时的调运事宜。这里是重点车站，因有飞机的封锁，轮渡只能在夜里运行，货车在这经常受阻，现在就有不少货车滞留在这里。大出所料，调度室工作人员架子十足，瞧不起我这个从老区来的“土八路”（我当时穿着供给制的灰制服破了一个袖子，皮鞋也掉了个后跟），哼哼哈哈地应付，我们立刻要去找军代表（因为这里完全是军事管制），他们这才比较老实了。我们以东北人民政府和上海军管会的名义，向他们讲清楚了粮运的重要性，告诉他们粮车到这里不能滞留，要及时编组调上轮渡发往上海，如耽误了发车，要他们负阻碍粮运后果的一切责任。这里是火车过长江的唯一通道，这帮人就是仗着有这个权力作威作福惯了，他们凭借这个通道不知己勒索过多少过往的车辆。我们又到军代表处，传达了东北粮食运上海的有关决定，请他们予以协助。军代表热情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夜里11点，列车改为去上海的特别快车，到了渡口，开上已和渡口钢轨对接好的渡轮甲板上。人乘火车，火车乘船，航行在宽阔的长江上。时间不长，轮渡到了南岸。火车从船地对接好的钢轨上开下来，然后很快通过了南京站，向东疾驶而去。

20日清晨5点半火车到达终点站上海。这个中外著名的大都市虽然解放3个多月了，但不法资本家配合美蒋反动派对上海的包围封锁，囤积居奇，造成社会上物资奇缺，粮价上涨，饥民遍市。对此，在中共中央主持下，上海市军管会和东北人民政府商定，在东北粮食进沪的同时，东北主要的大城市在上海招收学生、职员和工人到东北上学、工作，动员无业群众到东北去开荒种田。

下车后，宁队长直接把我送到事先安排接待我的招待所上海百老汇大厦，住到第11层的一个高级房间。从下火车到进大厦，一直感到热浪扑面，但走进房间，凉风从纱窗吹进，顿感凉爽多了。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楼，第一次住这么高的楼层，第一次住这么高级的房间，一切都很新鲜。洗澡间的浴盆、喷头、坐便全不会用，幸好有粮食公司同志的热情指导，他们深知老区来的同志不会用这些洋玩意儿。

下午，市粮食公司领导到大厦来看望我，约定明天下午接我到粮食公司商讨双方配合的有关事项。他们还给了我一个“中国人民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胸章，叫我在上海期间要带在左胸前，这是为了安全，并告诫我手枪一定要带在里边，说刚入城时，带在外面皮带上的短枪、包钱的布包经常被盗，让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大意。

第二天上午，宁队长陪我去南京路，给俱乐部买了两只“内金声”口琴，给主任买了一些葡萄糖注射液，又到书店买了几本书。下午我和宁队长来到市粮食公司，双方谈得很融洽，一致表示要在建立互相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确保顺利完成从东北到上海的粮运任务。

第三天晚饭后，我和宁队长上了上海直达天津的快车。24日中午11点多到达天津，因宁队长要在天津办些事，我独自换车于当晚回到了山海关。

这次南行上海，领导上很满意，也很重视，责成我加强和上海驻山海关押运队的联系，处理好双方协作关系，共同制定粮车去上海沿途的安全措施，重点是事故易发地段的人车安全，确保去上海粮车的安全畅通。

半年里连续两位押运员因公牺牲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山海关全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活动。我们全站同志游行结束后，回到机关门前留下了一张终身难忘的珍贵照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山海关合影留念》。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我们全站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日新月异。根据公司和市委的布置，全站按上级下达的标准进行酝酿评选劳动模范。经过大会投票表决，我被选为全站一等劳动模范。

年底，我深深爱戴的常宝善主任调走了，新来的是一位姓胡的主任。

不久，团市工委布置的在全市团支部间开展竞赛争当模范团支部夺取“团的光荣”红旗运动掀起高潮。我们全站90%以上是青年，已有团员30多名，很快也在站里原来开展竞赛的基础上迅速行动起来。

孰料，1950年元旦刚过，一个不幸的消息使全站上下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刚过完16岁生日的青年团员刘臣为保护粮食，于1月3日夜里在北戴河站信号外从敞车上掉下牺牲了。我立刻给沈阳公司（此时已改为东北人民政府商业部东北粮食总公司）打电话报告，并派人给刘臣在黑龙江的家人发去电报。公司很快打来电话指示，要求处理好善后，追认刘臣同志为运输模范，开好追悼大会，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当天深夜刘臣的遗体入棺运回。

刘臣的哥哥从黑龙江老家来了，是一位朴实憨厚的农民，好长一段时间方才止住悲痛。我将整个善后处理和治丧安排情况说给他听，这位来自老解放区的纯朴农民表示很满意，没提任何要求，并表示感谢党和上级的安排，我们深为感动。

1月9日上午，刘臣的追悼会在山海关市粮食公司大院举行。仪式结束后，我双手托着刘臣的遗像走在前面，与全站同志一起，在寒风中缓缓走向城南己准备好的墓地。在哀乐声中，大家将灵柩缓缓下葬。

丧事刚过，粮运任务陡增，沈阳公司同时下发了继续在全系统开创新纪录运动的指示。为了确保完成上半年艰巨的粮运任务，防止因刘臣牺牲在押运员中产生畏惧情绪，继续严格执行在押粮途中坚守在敞车上的制度，经主任同意，1月13日夜我亲自和3名押运员出发押全列去天津。在240多公里的行程中，我一直坚守在敞车上。时值严冬，列车风驰电掣般疾驶，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般地疼，幸有风镜可以望。过了半夜，有的同志得知我一直在敞车上便来看我，押运员小穆硬要拉我去守车，说我穿的衣服太少。我很感谢同志们的关心，但告诉大家坚守在敞车上不只是为了遵守制度，更主要的是为保护国家粮食，尤其春节将近，一定要提高警惕，隐藏的敌人一直在寻机对我们进行破坏。同志们可轮换到守车上取暖，但粮车上决不能没人，有情况可打手电联系，切不可麻痹大意。听我这么一说，大家谁也不去守车了，都上了敞车。我便一再劝大家轮换去守车，说取暖是工作的需要，冻坏了更要影响工作。

清晨4点，列车到了天津站，我和同志们一起到接收办公室办手续。看到值班办手续的工作人员慢吞吞的很不热情，我找到负责人，不客气地向他们提出批评意见：押运员冒着严寒和危险为天津押送粮食，你们竟如此冷淡，还有点革命感情没有？不然我们一起到天津市政府去说道说道。我们的人说明了我的身份，他们才站起来表示道歉，有了笑模样，一再表示以后保证改正。

返回山海关后，正好赶上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各界劳动模范庆功大会，为去年末各单位选出的劳模进行表奖。

在出席庆功会的31名各界劳模里，我被大会选为12名市级劳模之一，排在第2位。市委宣传部部长亲自为我们12名市级劳模戴上了大红花。

快到春节了，为解决缺粮地区的节日需要，从东北各地来的粮车不分昼夜川流不息地向关内进发，数量不断增加。为了加强春节期间的工作安全，经主任同意，腊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又一次和押运员一起押车去了天津。正值三九严寒，大家在敞车上用围巾把脖子脸包裹得严严的，只露着戴着风镜的双眼向四外望。为了不使押运员冻坏身体，我决定每到一个停车站，大家必须轮换一次到守车取暖，同时研究改进了一下敞车上望的位置，将这个位置设在前面的第一辆粮车上，用粮袋垛成一个掩体，押运员坐在里面可向车后望，这样既挡风又比较安全，也便于望，有情况可用手电和守车上的押运员联系，而坐在守车里的押运员要坐在车长对面的望座位上向前望。押运员们对这个改进很高兴，一致认为这样既安全又有利于工作。车到天津，我到调车场对正等待编组发往济南、徐州方向的粮车上的押运员进行了上述布置，并再三向同志们强调春节期间一定要提高警惕性，防止隐藏的敌人伺机破坏。随后，我于当天夜里返回到山海关。

一觉醒来已是大年三十，家里几乎只剩机关的二十来人。为配合目前的繁重任务，在家的人组织起来为公出返回又马上要出发的押运员做好过节的准备，让押运员们吃好、睡好。午夜前，机关人员把煮熟的饺子送到车站内运输组值班室，正在这里值夜班和等着开车的押运员们吃上了热腾腾的饺子。这些同志很受感动，一再表示感谢站领导的热心关怀，保证准确无误地完成工作任务。说话间午夜已到，烟花爆竹顿时响彻长城脚下古城的上空，紧接着锣鼓声响遍全城，普天同庆新中国第一个春节的到来。我们勇敢英武的押运员同志们在这战鼓般的鞭炮声中登上了粮车，机车一声长鸣，驶向了远方。

3月30日，公司（此时已改为中国粮食公司东北区公司）的田副经理来山海关检查工作，当天晚上在市粮食公司大食堂向全市粮食系统职工做报告。这位老八路的报告很实际也很生动，不时引起热烈掌声。出我意料，他在报告中表扬了我们押运组开展创新节约运动提高效率的事迹，要我们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政治经济学初级读本的学习，准备迎接新的工作任务。

4月初，团市工委召开全市团支部书记会议，评选模范团支部，结果我站以压倒多数当选为山海关市模范团支部，夺得“ 团的光荣”大红旗。在随后召开的全市团员代表大会上，我又被选举为出席5月中旬在锦州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之一。不久，东北区粮食公司出版的内部刊物《粮运简讯》第89期全文刊登了我写的《山海关竞取红旗运动总结》，我们山海关编车站的模范事迹立时传遍了东北六省的粮食系统。

5月1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省城锦州隆重开幕，我作为17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主席台就坐。时任中共辽西省委书记郭峰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辽西青年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号召辽西青年“为完成1950年生产建设任务，适当改善人民生活而奋斗”。

17日是团支部工作先进经验典型发言，一共6个典型，我第四个发言。散会时听代表们反映说第四个发言很有说服力，值得学习。第二天上午主席团开会，讨论通过了团辽西省出席团东北区首届团员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我名列36人之中。

从锦州回来不几天，收到《生活知识》报社的一封挂号信：

恒励同志：大作《在粮食押运战线上》一文，在本报第五十六期刊出，应得稿酬二十七万八千元整，敬请查收，并在收据上盖章寄来为荷。

原来，这次锦州团代会期间，该报记者找我采访，我向他讲了押运员们在粮食押运战线上的模范事迹，随后一气呵成写了这篇《在粮食押运战线上》，没成想这么快就发表了。这下，我们这个押运队不仅在本系统和辽西省出了名，而且在全东北乃至全国也造出了影响。6月初，公司又一次给我们加油，山海关编车站押运组被评为本系统东北区模范押运组，公司派人专程从沈阳来为我们这个东北六省人数最多（160多人）的押运队伍授旗。

6月下旬，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团组织的壮大，团市工委经中共山海关市委同意，会同各片的党委研究决定在条件成熟的单位组建团总支委员会。我们单位在组建之中，经站里团员投票选举，我被选为团总支书记。7月中旬的一天，团总支正在我办公室开会，不幸的消息再次传来，又一名押运员为保护国家粮食而壮烈牺牲了。电报是从蚌埠火车站打来的，牺牲的押运员叫刘玉明，是个工作积极，正在申请入团的好干部，刚从家完婚回来第一次公出，押车去蚌埠。7月13日，车过宿州，临近蚌埠灾区，这里是坏人抢粮的不安全地段，为了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刘玉明坐在列车前部的棚车顶上向后望装着粮食的敞车，不想车过淮河大铁桥时，铁桥上端的横梁撞在他后脑上，人当即从棚车顶上掉下。站里立刻向沈阳公司做了报告，领导指示马上派人前去处理。因时值大署，气候炎热，遗体已放置3天无法运回，决定就地安葬，同时通知家属到山海关予以抚恤。胡主任决定由我带4个人前去安葬，处理善后。

在火车上，我心情沉重，已有刘臣同志牺牲的教训，如果我把安全教育工作做好了，这次很可能发生不了玉明同志牺牲的重大事故。我很是自责。

18日上午一行人到达蚌埠。由于连降暴雨，蚌埠全市几乎泡在水里，不少房屋倒塌，主要地段水深不能行人，人们将大汽油桶串连在一起，上面铺木板当船摆渡。在蚌埠市粮食公司的帮助下，我们找到铁路公安处，一起来到淮河大桥北岸的守卫部队。部队负责人将玉明同志遗物交给我们后领着来到掩埋遗体的地方。守卫战士说近日这里持续高温，每天都是零上30多度，如不将遗体掩埋起来会腐烂得更快。大家商量决定第二天入殓安葬，随后回到城里买了棺材、服装鞋帽等物品，并找石匠刻制了墓碑。

第二天早起就听到一连串闷雷般的声音，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淮河上游即将到来的洪峰发出的声音，当地军民从昨夜开始就都上大堤抗洪去了。我们紧忙找到市政府值班室，请他们协助雇了4名有办理丧事经验的民工。为避腐烂气味，给他们每人买一条毛巾，还买了两瓶白酒。因为洪水，棺材不能船渡，先从市区乘汽油桶舢板运到火车站，在火车站的帮助下用工务段工务车将棺材运到淮河北岸。忙完这些已是下午5点了，当天安葬已来不及，决定先将遗体入殓，明日再行安葬。民工们将掩埋玉明同志遗体的土挖开，下面的遗体被苇席包着，草绳捆着，上面都是大蛆，一股强烈的异味立刻呛的人们不能喘气。见此，民工们把锹一扔，说：“是俺爷爷也不干了，再给一千万也不干了！”我立刻火了，玉明同志是为给这里灾区送粮而牺牲的，你们竟在这时候进行要挟，还有没有天理良心？好！不用你们了。我掏出刚买的多用刀具，把绳子挑开，用锹翻开了席子。遗体已全部腐烂，强烈的异味使人窒息，大堤上抗洪的人们都被呛得跑开了。看到玉明被车轮碾成六段的遗体，我悲痛极了。在异味强烈的熏呛中，我和同志们边哭边用锹将遗体按顺序一段一段地摆到棺木里面。衣服已无法穿戴，只好按顺序摆放在遗体上。此时，民工们也被我们的行动感动了，主动过来帮助盖好棺木，将灵柩下葬到地下。翌日，我们从市粮食公司借了铁锹，买了玉明生前喜欢吃的食品及酒，将刻好的墓碑仍是求火车站工务段帮助运到河北岸，抬到墓地。修整好坟莹、立好墓碑、摆好供品，同志们伫立在玉明同志坟前，久久地哀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泣不成声。在细细的小雨中，大家在坟前三鞠躬，告别了永远长眠在淮河北岸的刘玉明同志。

不久，东北人民政府发出号召，要在全东北开展消灭事故运动。沈阳公司田副经理打来电话指示今后再不要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根据上级的号召和指示，结合上半年连续牺牲两名同志的教训，我和胡主任商量，决定在确保粮运任务的完成情况下，把安全第一列入了竞赛立功运动，把评薪晋级中产生的热情迅速引入保证粮运任务的完成和安全创新的立功竞赛当中去。

代表山海关市出席首届东北团代会

8月底的一天，团市委田苗书记通知我去锦州，准备到沈阳出席东北区团代会。第二天早饭刚过，田书记就和片党委书记等领导来站里送我，他讲话说：“同志们！我们今天欢送恒励同志代表山海关市全体团员和青年出席东北区首届团代大会，祝他一路顺风，胜利归来！”我当即表示感谢党和团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信任，一定不辜负市委、团市委以及全市团员和青年的希望。随后，大家一起送我到火车站，在同志们高唱“我们是时代的青年”的歌声中，我登上了去往锦州的列车。

9月3日，我与出席团代会的全体代表在团长引光的带领下从锦州乘火车出发，晚上6点到达了沈阳。第二天上午，大会秘书处向每个代表送发了代表证、大会徽章、纪念册和装有大会文件的文件袋。我的代表证号码是132号。

9月5日上午9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北区首届团员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在奏起国歌、为革命先烈默哀等仪式后，大会主席首先致开幕词。接着，东北军区司令员贺晋年、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车向忱、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长刘芝明和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等领导先后向大会致贺词，他们一致对大会及全东北的团员和青年在经济建设中提出殷切希望。随后，东北著名青年英模赵国有、梁军、郭玉兰和田桂英等也先后发了言。会前，我曾找到赵国有、梁军、田桂英，请他们在大会发的纪念册上有他们个人照片的插页后面签字留念，他们都热情地满足了我的要求。赵国有题写的是“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奋斗”；梁军题写的是“为人民服务”；田桂英题写的是“紧密的团结一起，反对美帝侵略战争”。这本纪念册我一直珍藏着。

下午，团东北区工委书记韩天石做了题为《把东北的建设任务变成广大青年的自觉行动》的工作报告。随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来到会场，在接受大会献花献旗后，他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向大会做报告，他说“东北的青年团，现在已是拥有四十八万团员的大组织，由于团东北工委领导干部及各级干部和团员的努力，青年团在各方面积极响应党、政府的号召，起带头作用，工作是有成绩的”。

东北区首届团代会开至9月9日胜利闭幕，期间时任北京市代市长、中华青年联合会书记长吴晗发表了题为《青年进步的方向》的讲话，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光荣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

从沈阳回来后我到团市委向苗书记汇报了团代会的盛况，他当即决定叫我做好准备，要在全市团总支委员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他同时正式通知我，已经中共山海关市委同意，调我到团市委工作，并说团省委给山海关市到中央团校学习的一个名额，希望我能去。我听后非常高兴，表示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然而，这时站里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情况，在“沈阳公司不同意”的借口阻挠下，我最终没能调到团市委工作和到中央团校去学习，甚至全站选举出席沈阳公司第一届劳模大会的劳模，本来我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但却被宣布无效，最后因所谓“有新的任务等我去执行”，要我“限期”到沈阳公司报到。我心里很明白，由于沈阳公司召开表奖劳模大会的日期临近，为了压制群众的正常选举，只有把我调离。

全站上下都知道我马上要调走了，许多同志拥到我的小屋，纷纷找我签字留念。我将所有的三十几本书签上字分发给同志们，大家满怀惜别之情，不少人眼含热泪。离开山海关的那天晚上，全站人员几乎都来到火车站送我，同志们久久不肯回去，等到火车开动，不少同志还随车跑着，不停地招手。我再也忍不住了，哭了，心情极度痛苦愤懑，因为这不是正常的工作调动。

到了沈阳公司后，人事室老张到招待所来看我，说根本没有要求我“限期报到”一事，是有人要压压我的积极性，在选模之前把我调离山海关，不让我出席庆功大会，也不让我调到山海关团市委。张告诉我目前只有耐心等待开完庆功大会工作才能商定。我请张转告人事室杜主任，保证服从调动，决不讲价钱。

连续几天，在招待所无所事事，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从没有过的清闲，整天睡大觉。后来就睡不着了，从办公室借来报纸看，几乎所有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邻邦朝鲜的战事。听说我们的部队正在调动，严阵以待。再也无心睡大觉了，决定人事室找我谈工作时，首先报名预约，请组织上首先批准我到前线去，为了和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抛头颅洒热血我甘心情愿，让党在战争中考验我的忠诚。

终于，人事室找我去谈工作，决定让我到哈尔滨办事处押运大队去工作。我立刻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并表示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努力把工作做好，同时提出如果国家要派兵到朝鲜我首先报名，请组织批准我到前线去。杜主任听到我这个要求很高兴，当即表示如果有这一天一定满足我的要求，并关心地让我在沈阳过完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再办手续去哈尔滨。

10月1日一早吃过饭，公司全体工作人员在大院集合后，列队出发到中山广场旁指定的位置站好参加国庆观礼。此时，沿和平大街和中山路附近整齐地排列着英姿飒爽的陆、海、空军接受检阅的队伍。上午10点，从中山路与和平大街交叉的方向传来了部队接受首长检阅的欢呼声，不一会儿，首长们骑着威武的高头大马，从东面威风凛凛地跑了过来，最前面是高岗，后面是陪同他检阅的军区首长。马蹄哒哒地响着，高岗向受阅部队招手致意：“同志们辛苦了！”指战员们高呼：“保卫祖国！”“保卫和平！”接着，高岗在其他首长的陪同下，登上中山广场的检阅台，陆、海、空军受阅部队先后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与此同时，空中战鹰低空飞过，接受检阅。看着打败反动派八百万军队的中国人民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威武气慨，令人倍感欢欣鼓舞，志气大长。帝国主义反动派欺压中国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我到沈阳以来过得最有意义的一天，好像专为我安排的。战鼓咚咚，催我出征，正值我接受新的任务，心情特别痛快，我要尽快北上。

十月的哈尔滨，已寒气袭人，好像是在考验归来的游子。

哈办副主任吕正家（我1947年到哈尔滨工作时的领导，他是我军著名将领吕正操的哥哥，对我很关心）、人事科长高群等老领导、老同志热情接待了我。因事先知道我的到来，工作已安排好。10月6日，我走马上任，负责押运队的文教工作，具体领导全队的政治业务学习。

哈尔滨这个中国最北方的大都市，曾是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东北老解放区，可靠的根据地。铁路、公路四通八达，还有松花江上的航运。这里的粮食调运是水陆并进，其吞吐量在当时居全国第一。哈办承担的任务是负责松江省、龙江省以及吉林省部分县市的粮食调运、加工、出口和禽畜的调运、加工、出口。办事处下属的单位有牡丹江编车站、昂昂溪编车站、滨江编车站和依兰驻在处。各编车站负责将该地区运往全国各地和满洲里、绥芬河、图们、依兰等口岸的粮食、禽畜产品押送到哈尔滨，交到办事处运输科，然后由押运队负责押送到目的地，交给接收单位。

哈办押运队有押运员170多人，在原来两位队长的支持和配合下，我结合实际，有的放矢，紧密配合粮运任务的完成，不断加强全队的政治、业务和文化学习水平。经过不长时间，整个押运队逐渐形成了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局面。

这期间，报纸上天天登载美国野蛮侵略朝鲜，杀害朝鲜人民的罪行。同时美机频繁侵入我边境领空狂轰滥炸我边境城乡，国际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沈阳的干部家属陆续撤来哈尔滨，部队停止复员，哈尔滨又成了大后方，战争气氛一天比一天浓烈起来。我愈来愈坐不住了，又给大区公司杜主任写信，再一次要求如有赴朝参战机会，请组织上一定批准我第一批走。

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志愿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大区公司的复员军人都已归队赴朝参战。哈尔滨大街上、火车站站台上，一队队刚穿上志愿军服装的新兵，不断地开赴朝鲜前线。

我再次给区公司杜主任写信，同时给《东北日报》写信，表示坚决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这时起，我一天一封信给杜主任，表示赴朝参战决心早定，要争当大区公司第一个志愿兵。

哈尔滨全市展开了支援前线的工作。11月下旬，上级给押运队下达了加工炒面的任务，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当即组成炒面组，昼夜不分地加工炒面。我预感，不久的将来自己就要吃到同志们加工的炒面了。

12月1日，沈阳大区公司的通知终于到了。一时间我真的喜出望外，组织上真的批准我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了。

12月5日晚，在同志们依依不舍的惜别中，我登上了回沈阳的列车。

这年底，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与战友们一道跨过鸭绿江，奔赴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