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地下金融江湖

在被誉为“无为”的温州政府治下，从1984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挂牌到2011年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钱庄超过万家，温州无疑是当前最具地下钱庄样本意义的城市

在温州随便买上一份报纸，最后的几页几乎都是借钱和贷款的广告，这可以说是温州的独特之处。

2008年，中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和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共同了一份《2008年温州地区民间金融活动调研报告》。该《报告》显示，温州当年流动的民间资本总体规模约在6000亿左右，其中，用于民间融资性金融活动的总额高达2000亿至3000亿左右。

“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的金额在2011年可能已经达到8000亿，有人估计甚至过万亿，其中民间融资性金融活动的总额肯定有增无减。”温州当地一位在金融系统工作的人士认为当地地下钱庄的资金流动数额巨大，无法估计。

截至2011年，整个温州地区，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拿到国家经贸委颁布的经营许可证的民间金融公司才41家，这些公司被获许从事民间信贷活动。据温州市信用担保协会统计，这41家公司在2010年度放贷的总额仅仅是100多亿。

相对于温州地区3000亿以上的民间融资性金融活动总额，通过国家认可的合法渠道流动的100亿资金仅占总额的3%，绝大多数资金的流动则通过缺乏法律约束和有效监督的地下钱庄。

独特的角地文化

其实，民间金融活动在中国历史悠久，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间金融机构却于上世纪70年代在温州出现。

“温州之所以成为现代意义上民间金融活动的萌发地，这其中涉及到了很多因素，但是从本质上讲，和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谢敏把温州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称为“角地文化”。

角地即角落之地，温州地处浙江省南部，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如《山海经》所云：“瓯居海中。”其地形被当地人简单地概括为“七山一水两分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即使拥有现代化交通工具（汽车）后，从其临近的宁波市坐车到温州市区，因中途多会经过一些地形险峻的山区，仍然需要13个小时。

温州周边险峻的地形也造就了温州特殊的方言――温州话，温州话保留了相当多的古汉语发音，和如今的日语发音多有相似之处，温州人缺乏同外界的交流，语言自然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变，现今即使是温州周边地区的人，也完全听不懂温州话。地形的险峻和语言的不通，让温州独处在一个局部角落，再加上自然资源的稀缺，温州自古被视为蛮夷之地。

“正是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中，温州人形成了‘角地意识’，地缘上的角地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有限的范围，它没有给人们带来‘环顾四周’的机会，而是引导着人们局限于一个小小的视角，但也恰恰由于注意力的集中，人们的观察更细腻，思考更理性，实用意识更直白，一旦决定行动力也更强，出击更凶猛。”谢敏认为外界盛赞的“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特点便来源于“角地意识”。

“角地意识”的长期化和普遍化便形成了特殊的地域文化――“角地文化”，谢敏把温州人经商的特点归结在“角地文化”的制度层面上，“温州地域封闭，贫穷落后，若要有所发展和防止动乱发生，就必须有一套社会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规范每一个人的行为，如温州人在外地有义务帮助同乡，亲戚和朋友有用钱事务时需要送人情等。”

因为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较远，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农村也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的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温州商人容易集中民间财力发展经济，并相互集结成商业网络，则是“角地文化”于现实生活层面的一种折射。

“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明晰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出于山多地少的压力，温州人早早开始另谋出路，这块被当地人称做“温州死（水）路一条”的区域悄悄地囤积起了巨大的财富。而这沉淀下来的巨大财富也聚汇为涌动在地下的充沛的民间资本。

民间合会

在温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民间合会”常被视为钱庄的最原始状态。民间合会在国外被称为“轮转基金”，是各种金融会、互助会和标会的通称，它从出现延续至今，如今在温州仍有少数商人采用这种形式。

那时温州地区的民营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这种民间金融活动主要是为日常生活所服务，最常见的便是盖房子，而当年几乎没有哪一户人家有能力单独建房，于是便有了“互助会”。互助会一般由一名会长和十名以内的会员组成，以总数十人为例，每人出资1万元，就能筹集到10万元，这10万元首先会让会长使用，然后每个会员可轮流使用，先使用资金的会员必须按照此前约定的利息支付给其他会员，如果某一位会员不能按时支付利息，会长必须予以垫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助会”开始有了新的游戏规则，集资完成后，会长不一定是首先使用资金的人，所有集资人都可以出标，把自己愿意支付的利息写在纸条上，然后同时打开，利息最高者便可以首先使用集资款，这种形式的互助会被称为“标会”。

“有资料显示，1985年，在温州以这种方式流动的民间资金至少有3亿左右，很多民营企业家甚至参加了多个标会，为的就是拿到更多的资金。”长期研究温州本土经济的温州党校教授诸葛隽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数量众多私人企业的发展资金绝大多数来源于这种“标会”。

1985年，这种“标会”开始了畸形发展，成为一种疯狂的资金游戏，在巨额回报的诱惑下，很多普通民众开始参与，当时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不再是“吃饭了没？”，而转变为“你集资了吗？”。从1985年到1987年，温州有30万人卷入这场游戏，集资金额高达12亿元。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如是形容那段时间：“在这场台风式的金钱游戏中，最终由于资金链断裂，温州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

第一家私人钱庄

民间合会这一古老的互助金融组织，背后依托的是地缘、亲缘信任；在商品经济和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时代，合会的互助功能是很强的；但是，当市场经济日益深入人心、信用关系成为最普遍经济关系的时候，合会逐步演变成利益分配组织，成为民间金融游戏的代名词。它的规模和资金额被严格控制，若要筹集大量的资金，就必须通过专门的人员和机构来进行，于是，钱庄开始慢慢浮上水面。

在温州，钱庄出现在八十年代初期，稍晚于民间合会，由于此时民间合会在温州城乡的盛行，钱庄一直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位置。

和民间合会不同的是，在温州有人敢把钱庄“搬上台面”，公开挂牌运营，此人便是方培林，他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头――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家公开挂牌的私人钱庄“方兴钱庄”的创始人。

方培林最初在温州苍南县钱库镇的江南医院做会计，1984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份重要消息：在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的一号文件中，明确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企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

钱库镇在那时已经是温州市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镇内工商业发达，小企业众多，但当时个体工商业者从国有银行贷款相当困难，当地的民间金融活动也日趋活跃。见此情况，方培林便计划开办一家钱庄，为当地的这些个体工商业者提供金融服务，他两次向钱库镇党委申请，得到了时任钱库镇党委书记黄德余的支持，钱庄的名号也被黄德余亲自定为“钱库钱庄”。

1984年9月29日，时年32岁的方培林在温州苍南县钱库镇29号自家大门前挂出了“钱库钱庄”的招牌，后来该钱庄更名为“方兴钱庄”。

但是在开业后，当地几家国有银行和信用社的头目便上门交涉，称私人开办钱庄是非法行为，要求闭门歇业，恰逢温州市政府发出了“先不试办”的要求，钱庄在开业第二天便摘牌，转入地下运营，成为众多地下钱庄的一员。

粗线条的经营模式

从地下钱庄诞生之日起至今已经30余年，目前大部分都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由于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的不同，地下钱庄在各地的表现形态不尽相同，但是作为地下钱庄诞生地的温州，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模式。

不过，温州地下钱庄并非只是单纯的一类，可以细分为黑色和灰色两大类。

黑色地下钱庄单纯以追求高利息回报为目的，这类钱庄通常向放贷人提出的利息相当高，最低额往往以200%的月息为起点，有资料可查的最高额可以到达600%，而借贷人的目的则更为简单――投机，主要涉及投资股票、和贩毒上，在这种情况下，放贷人和钱庄承担的风险是最大的，最严重的情况莫过于血本无归，但是这类钱庄往往拥有黑社会背景，自然容易滋生严重的犯罪事件。但它并不是温州地下钱庄的主流，其借贷量不会超过温州地下借贷总额的5%。

灰色地下钱庄是相对与黑色地下钱庄而言，主要是为了满足温州地区日常生活和正常企业经营活动而提供短期资金支持，赚取利率差价，钱庄给予放贷人的利率一般都会高出银行的10倍左右，借贷人的目的多是启动创业计划或者扩大企业规模，一般都是当地的中小企业的老板。

和黑色地下钱庄相比，灰色地下钱庄才是温州地下钱庄的主流形式，数量过万，基本占据了温州地下钱庄借贷总额的95%以上。

“可以说没有地下钱庄这样的民间借贷业务，就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今天。”周德文认为温州地下钱庄就是为温州的民营经济而诞生的，有人甚至估计，温州地区30多万的民营企业，其启动发展资金的60%以上来自当地的地下钱庄。

温州人热衷创业，不甘于为别人打工，往往自己开办工厂，从小做起，但无论是小额的启动资金，还是做大企业的扩张资金，往往都是企业主最棘手的问题，在国有银行和信用社诸多苛刻条款的限制下，他们往往都会把目光投向地下钱庄。

而地下钱庄的资金并非是自身的，多来自当地民众的积蓄，相比起银行，他们更愿意把钱放在地下钱庄里，因为所获得的利息是国有银行远远不能相比的。“地下钱庄的借贷利息一般都很高，年息可以达到30%―40%，短期的月息甚至能达到50%―120%，一般都维持在15%左右。”一位地下钱庄从业者还告诉记者，“温州地区只要家里有闲钱的，几乎人人都会向地下钱庄放贷。”

一边是数量众多且急需资金的民间中小企业，一边是想通过放贷得到高额利息回报的放贷人，地下钱庄自然成为了两者之间最合适的中介人，这三者关系清晰明了，各有所需，构建的模式也就长盛不衰。

在这个经营模式中，放贷人首先会向地下钱庄提出自己理想的利息要求，这个过程叫“议价”，一般的月息能达到20%或30%，更高的很难出现。

在吸存资金结束后，地下钱庄会和借款的企业主进行第二轮的议价，这个过程对地下钱庄就相当重要了，往往通过地下钱庄放出去的贷款，基本月利息以50%为起点，更有甚者能达到100%，地下钱庄的盈利空间就是原始放贷方和借贷方的利息差额。

部分地下钱庄为了最大程度上吸存资金，也会向放贷人提出非常高额的利息回报，能达到月息40%―200%，在温州的乐清地区，甚至爆出了600%的月息，而实际上这就是非法集资，当然其中的风险也比正常利息回报的要大得多。

地上VS地下

几乎从一开始，温州地方政府就对这种日趋成势的钱庄奉行了默许的“无为而治”的态度。

自1984年第一家私人钱庄诞生到2011年钱庄数量过万，国家颁布了很多相关法规，钱庄也数度沉浮在地上和地下之间，而目前温州地区公开挂牌从事金融活动的民间机构多被称为担保公司，也就是当地普遍认为的“地上钱庄”。

温州的担保公司起步于2001年，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2008年11月初，温州全市注册的各类担保机构约250家，总注册资本40亿元，在2001年至2008年间，这些担保公司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约80亿元，但其中拿到国家经贸委颁布的经营许可证，列入温州市经贸委调查备案的还不到40家。

被普遍认为是地上钱庄的担保公司，和地下钱庄相比，借贷方并没有改变，都是当地的中小企业，但是资金的来源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合作的伙伴都是国有银行，工商和建设银行要求比较高，真正有过实质业务关系的银行有招商、广东发展和浦发银行等等。”王湘信是温州当地一家担保公司的董事长，其资金均来源于当地的国有银行。

“担保公司其实就是国有银行和借贷人之间的中介公司，能为那些条件并不严格符合国有银行贷款规定的借贷人提供方便，从而使他们能从国有银行拿到贷款，因为我们的运作相比国有银行要灵活的多。”王湘信认为钱庄的地上和地下之分，主要判断依据就是资金的来源。

虽然温州当地很多担保公司的运作方式不一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基本准则：在银行贷款的基础上做担保，能够接受银行不能接受的担保物。

例如某一企业向银行提供了价值1000万的担保，但是银行依照有关规定，只能向该企业放贷800万，如果这家企业把银行贷款和担保物提供给担保公司，在担保公司的运作下，银行往往会把剩余的200万贷给企业。

担保公司的盈利空间也在利息差额上，假如企业从银行直接贷款需要10%的月息，那么通过担保公司运作，贷出全额资金往往需要支付12%―12.5%的月息，担保公司的正是赚取这多出的2%―2.5%的月息。

银行之所以信任担保公司，完全是它有一个安全的保障。担保公司的最低注册资金是6000万，一旦开始和银行合作运营，它就必须在每个月的月尾将80%的注册资金打入到银行指定的账户内，不过这笔资金在其他任何时候都由担保公司自行支配。

作为地上钱庄的担保公司，虽然可以在阳光下运行，但是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资金流动规模上都不能同地下钱庄相比，当地一位担保公司内部人士估计，温州地区所有担保公司的资金流量还不足地下钱庄资金流量的1%，“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相差巨大的利息回报，我们只赚2%至2.5%的月息，地下钱庄最低额至少都是我们的10倍。”

操作方式多样化

因为存在不可预见的金融风险，温州地下钱庄的借贷方式也开始多样化，除了借贷时间的变更外，地下钱庄甚至开始直接出资入股企业。

一般来讲，地下钱庄由于自己规模和风险控制等原因，主要经营短期借贷，借贷的时间都会控制在半年以内，这样利息也比较高，月息基本以50%为起点，但是借贷方无需任何抵押。

有些地下钱庄也会经营长期借贷，其实长期借贷的时间也不长，一般都是一年，月息自然比短期借贷的要低，最高额都会设定在50%，但是这其中会多一道手续，地下钱庄会首先从借款中扣除利息，例如借贷方需要借贷100万，实际到手的只有80万，其中20万已经作为利息被地下钱庄扣除，借贷方到期还是要还款100万。

除了传统的借贷方式，温州地下钱庄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形式，类似于创业投资。地下钱庄看中某一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便直接出资入股，虽然不会干预企业的运营，但是会派人参与财务管理，双方约定一个地下钱庄具体退出该企业的时间，届时由企业按价回收地下钱庄所持的股权。

而地下钱庄因为缺乏法律保护和有效监控，风险与生俱来，在经营过程中，风险的控制一直都是地下钱庄庄主的一大心病。

“永远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众多庄主奉行的降低风险最基本的准则，虽然放贷人、借贷人和地下钱庄三方都是温州本地人，甚至是亲戚朋友，但是对于借贷人将钱用于何处，放贷人和钱庄都不敢确切保证，为了维护钱庄的正常运转，资金一定要分割成小块，分别放贷。

“假如我的钱庄里有1亿的本金，我会拆成5000万、3000万和2000万来放贷，5000万一定会以较低的利息投在回报比较稳定的项目上，3000万会以较高的利息放在风险稍微大一点的项目，而2000万以最高的利息投在风险最大回报也最高的项目上，在半年内如果能收回5000万的那部分，即使剩余的被套牢，钱庄还是能正常运转。”一位在温州地下钱庄混迹多年的庄主认为割裂资金是风险控制最好的方法。

直存款则是另外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所谓直存款，就是借款人虽符合银行的放贷标准，但由于银根紧缩，银行的信贷额度已经用完而无法放贷。于是，借款人为该银行吸收一定数额的存款就成为从这里贷款的前提，这时借款人只能求助于地下钱庄。

在这个过程中，地下钱庄首先会联系“银主”（有放贷需求的个人或企业），将约定资金存入指定银行，银行随后按正常程序向借款人放贷。

往往地下钱庄的庄主会在细节上做足功夫：借款人向“银主”交付3％－5％的前期贴息和一定额度的保证金，“银主”在确认借款人借款银行后，到其所在借款银行开立账户， 汇入资金转为定期存款。

这种操作方式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地下钱庄却完成了对借贷人和放贷人之间的中介工作，一旦双方发生纠纷，也可以全身而退。

资金链断裂后的退路

温州作为地下钱庄最为活跃的城市，但当地司法机关处理有关地下钱庄的案件却是寥寥无几，据温州市检察机关宣传部门称，该院在2011年上半年仅承办了一例民间借贷案件，涉案数额不过千万。

实际上温州地下钱庄资金链断的事件不在少数：2008年12月，温州信欧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因负债2亿元而外逃，其中高利贷达到1.2亿元，这些高利贷的利息达到15%（月息）；2009年12月温州一家印刷包装企业也是因借高利贷无法支付利息，公司董事长携全家老少外逃。

可是温州人很少用法律问题去解决这些问题，温州党校的诸葛隽教授认为“温州人好面子，自尊心特别强”的特性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存在。“温州民营经济发达，亿万富翁有很多，一般多好面子，甚至有些温州人一辈子就为面子而活，那些还不起高利贷的人和地下钱庄庄主不甘心灰头土脸地进监狱，就会外逃海外，并不单纯为了躲债，而是试图东山再起，有朝一日数倍奉还欠债，而很多债主都考虑到这点才没有寻求用法律手段解决。”

“本地人绝对不会出来开出租的，他们认为司机的身份掉价，有些温州人明明没钱，还是要装有钱，口袋里都会别上一包中华烟。” 温州当地很多现象也的确佐证了她的观点。

这些人外逃海外的目的地一般都是法国，温州大概有8万侨民长居巴黎，聚居地被外界称为“温州城”。在异国他乡他们从最底层做起，幸运者身价倍增，荣归故里；不幸者再无翻身之日，客死他乡。

延伸阅读

地下钱庄温州规则

温州是一个讲究游戏规则的地方，每个领域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这套准则没有书面文字版本，但一直被世代相传，虽然地下钱庄一直被视为非法，但它依旧和温州其他任何领域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则。

规则一：从业者都是本地人

在温州，钱庄不分地上和地下，招聘从业人员的第一要求就是温州户籍，乡镇一级的钱庄甚至要求必须是该镇的户籍。

对此，一位地下钱庄的老板这样：新招聘的人基本都会去做信贷员的工作，钱庄为了随时掌握借贷人的运营状况，就会要求他们长时间地和借贷人保持接触，对借贷人的了解甚至细致到某天的晚餐吃了什么，温州方言外人难以理解，只有本地人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去了解对方的一切，有些信贷员和借贷人都是邻居，只有这样，才能将钱庄的贷款风险降到最低。

规则二：熟人生意

温州人的人际网络由族亲、朋友和同乡三者编织而成，当地很多人的往来只存在这三者中，生意都不例外。

地下钱庄多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开办的地点多集中在镇区，而放贷的对象也基本只是本地的中小企业，钱庄的势力范围一般都是周围2公里而已，而且放贷时基本没有任何抵押和担保，全凭借贷人的个人信用，往往只有通过亲戚和朋友的介绍，才能在钱庄贷款。

随着对风险控制的加强，尽管是熟人，地下钱庄还是越来越看重借贷人的投资和还钱能力，现在通常都会签订一个止损协议，当投资回报低于某一水准时，地下钱庄便会马上回收资金。

规则三：告密和失信者一律封杀

虽然地下钱庄一直在温州当地政府的默许下存在，但还是被视为非法，对于向更高级别的公安机关或金融机构主动举报地下钱庄的事情，温州人持着“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态度。

温州当地很多人资金都来源于地下钱庄，甚至对某些企业来说这些资金是救命稻草，他们对地下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如果某一地下钱庄在资金运转正常的情况下遭到举报查封，那么举报人由此可能遭到当地人的集体孤立，甚至会出现周围没有一个人跟你说话的局面；但如果该地下钱庄资金链断裂，放贷人追不回自己的资金时，便可以向公安或者法院告发，寻求法律手段解决。

不按时向地下钱庄还贷，是温州当地中小企业的大忌，失信被温州人视为很严重的事情，虽然地下钱庄没有像国有银行一样联网，但民间传播的力量足以让失信的企业在温州任何一家地下钱庄都借贷不到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