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如何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

2019-10-01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九十年前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参加一大建党的十三位代表中的一个。他是怎样成为一大代表的呢?

“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

青年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前后,其间他两次到北京,得益于两位高人的指点引导。

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18年8月中旬,带领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入京学习法文,然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虽然不去法国,但因是组织者,需要留在北京。苦于北京的开销太大,无奈之下向他以前的湖南师范的老师、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求助,希望找到一份临时职差。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八元。“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姓名。”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

还说:“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然而有两个人例外,其中一个就是。

因主任与助理员是上下级关系的缘故,与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对这个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的年轻人颇为器重。

1919年12月,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进京请愿并争取支援,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与频繁交往,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学说。称赞主办的《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赞同他“改造中国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新中国成立前夕,深情回忆:三十年前,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我今天还不知道路在哪里呢!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第一次到北京时,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1920年5月,由北京回湘经过上海时,前往法租界渔阳里二号,再次与陈独秀见面。

一年前的中,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反动当局逮捕,经由进步团体及各界名流营救得以保释,随即秘密南下上海,专志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创刊的《新青年》也随着到了上海编辑发行。

在上海的两个月中,成了渔阳里二号的常客,频频与陈独秀晤面。其间,他们交流了阅读马列著作的体会,探讨如何将著作中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陈独秀还向介绍了建党构想,并就在湖南如何开展建党工作谈了建设性意见,令受教颇深,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1920年7月上旬,告别陈独秀回到长沙,如他自己所说“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其间办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与易礼容等发起成立文化书社,出版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任特别交涉员。他聘请、陈独秀为“信用介绍”,经由两人牵线搭桥,文化书社与全国各地近七十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了联系,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与进步报刊源源而来。文化书社由是生意兴隆,不但在长沙市内设立了多个销售部,还在湖南各地设立了分社,经营的书籍多达一百六十四种,报刊五十余种。

第二件事是与何叔衡等人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人士,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自任书记干事,定研究会的会务是: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国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两个基地,在湖南公开宣传十月革命和苏联成就,广泛传播共产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为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夯实了思想与组织基础。他还先后介绍了十几名进步青年赴俄国勤工俭学,这十几名进步青年中的多个后来成为中共的重要人物,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在湖南由同志负责”

早在1920年初,、陈独秀等人就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构想,协商北方由负责,南方由陈独秀负责。计划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建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翌年夏天召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当年8月,陈独秀筹划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0月,筹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及其为之奋斗的精神与成绩,得到、陈独秀的肯定与赏识,视毛为湖南的领军人物,将在全国建党的设想、计划和进行情况及时通告给他。

据一大代表李达回忆,陈独秀已做决定:“在湖南由同志负责。”陈独秀在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就曾致函,指示他在湖南尽早筹建共产党组织。在《我的回忆》中也说:“陈先生与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1920年11月,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诞生,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六人,至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已发展至十人。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经建立,就初试锋芒,鉴于湖南军阀统治残暴,政治环境恶劣,与小组成员确定了隐蔽的活动方式,以社团或个人名义领导、组织活动。

“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1936年7月,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他说的是农历五月,具体日期有新民学会会员谢觉哉的日记可查:“1921年6月29日,阴,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召。”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为防泄漏“天机”,谢觉哉在日记里用五个圆圈代表“共产主义者”。

1921年6月29日(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傍晚,与何叔衡自长沙出发,经武汉,于7月4日抵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等十三个代表聚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百六号李公馆的餐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担任一大记录员。

在一大第二次会议上,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情况,代表们肯定了主持下的长沙小组的成绩,一大代表李达在其《七一回忆》中说: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会议过程中,各地代表对印象良好,且引几个代表的话佐证:

李达:在屋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走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

包惠僧:他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刘静仁:他很少发言,但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1921年7月31日一大胜利闭幕后,返回长沙,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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