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如何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九十年前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参加一大建党的十三位代表中的一个。他是怎样成为一大代表的呢？

“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

青年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前后，其间他两次到北京，得益于两位高人的指点引导。

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18年8月中旬，带领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入京学习法文，然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虽然不去法国，但因是组织者，需要留在北京。苦于北京的开销太大，无奈之下向他以前的湖南师范的老师、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求助，希望找到一份临时职差。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八元。“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姓名。”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

还说：“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然而有两个人例外，其中一个就是。

因主任与助理员是上下级关系的缘故，与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对这个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的年轻人颇为器重。

1919年12月，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进京请愿并争取支援，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与频繁交往，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学说。称赞主办的《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赞同他“改造中国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新中国成立前夕，深情回忆：三十年前，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我今天还不知道路在哪里呢！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第一次到北京时，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1920年5月，由北京回湘经过上海时，前往法租界渔阳里二号，再次与陈独秀见面。

一年前的中，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反动当局逮捕，经由进步团体及各界名流营救得以保释，随即秘密南下上海，专志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创刊的《新青年》也随着到了上海编辑发行。

在上海的两个月中，成了渔阳里二号的常客，频频与陈独秀晤面。其间，他们交流了阅读马列著作的体会，探讨如何将著作中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陈独秀还向介绍了建党构想，并就在湖南如何开展建党工作谈了建设性意见，令受教颇深，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1920年7月上旬，告别陈独秀回到长沙，如他自己所说“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其间办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与易礼容等发起成立文化书社，出版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任特别交涉员。他聘请、陈独秀为“信用介绍”，经由两人牵线搭桥，文化书社与全国各地近七十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了联系，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与进步报刊源源而来。文化书社由是生意兴隆，不但在长沙市内设立了多个销售部，还在湖南各地设立了分社，经营的书籍多达一百六十四种，报刊五十余种。

第二件事是与何叔衡等人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人士，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自任书记干事，定研究会的会务是：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国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两个基地，在湖南公开宣传十月革命和苏联成就，广泛传播共产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为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夯实了思想与组织基础。他还先后介绍了十几名进步青年赴俄国勤工俭学，这十几名进步青年中的多个后来成为中共的重要人物，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在湖南由同志负责”

早在1920年初，、陈独秀等人就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构想，协商北方由负责，南方由陈独秀负责。计划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建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翌年夏天召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当年8月，陈独秀筹划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0月，筹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及其为之奋斗的精神与成绩，得到、陈独秀的肯定与赏识，视毛为湖南的领军人物，将在全国建党的设想、计划和进行情况及时通告给他。

据一大代表李达回忆，陈独秀已做决定：“在湖南由同志负责。”陈独秀在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就曾致函，指示他在湖南尽早筹建共产党组织。在《我的回忆》中也说：“陈先生与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1920年11月，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诞生，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六人，至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已发展至十人。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经建立，就初试锋芒，鉴于湖南军阀统治残暴，政治环境恶劣，与小组成员确定了隐蔽的活动方式，以社团或个人名义领导、组织活动。

“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1936年7月，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他说的是农历五月，具体日期有新民学会会员谢觉哉的日记可查：“1921年6月29日，阴，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召。”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为防泄漏“天机”，谢觉哉在日记里用五个圆圈代表“共产主义者”。

1921年6月29日（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傍晚，与何叔衡自长沙出发，经武汉，于7月4日抵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等十三个代表聚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百六号李公馆的餐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担任一大记录员。

在一大第二次会议上，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情况，代表们肯定了主持下的长沙小组的成绩，一大代表李达在其《七一回忆》中说：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会议过程中，各地代表对印象良好，且引几个代表的话佐证：

李达：在屋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走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

包惠僧：他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刘静仁：他很少发言，但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1921年7月31日一大胜利闭幕后，返回长沙，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