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政治家与诗意的生活

摘　要：南京作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名城，其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继承了江南诗性审美的精神。而最为直接的表现则是诗人政治家和诗意的生活。在南朝，这种诗性审美精神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梁武帝萧衍，他以自身的经历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诗意的政治；在南唐，李氏君臣同样在艺术文化上造诣很高，他们虽没有造就政治功业，却为六朝诗性精神的传承做出了贡献。到了现代，南京城的日常生活又把诗意化解到生活心态和饮食细节中。诗意的南京可以为中国传统在当代的复兴提供一种机会。

关键词：南京；诗人政治家；诗意的生活；诗性精神

Abstract：Nanjing city as one with a long history,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Jiangnan poetic and aesthetic spirit .The most direct performance are poet politicians and poetic life. In Southern poetic aesthetic spirit of an extreme manifestation is Xiao yan, his own experience for our interpretation of what is poetic politics; in the Southern Tang, Li jing，Li yu and Feng yan si have the same high attainments in arts and culture , although they did not bring up political exploits, but contributed Six poetic spirit of inheritance. In modern times, poetry is reflected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city of Nanjing. Poetic Nanjing can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temporary.

Key words：Nanjing；poetic politicians；poetic life；poetic spirit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8-44（６）

南京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有一种气质却是千百年来久久回荡于南京城市生活中的，这就是那些诗人政治家以及它融入日常生活的诗意和审美精神，才是它真正的个性与城市形象。

1　梁武帝：六朝时的诗人帝王

六朝时期的建康，之所以在江南城市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是在于这里曾生活着一群有着特殊气质的人。我们看到，有了他们，六朝的城市生活才会显得富有诗意。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既有艺术审美的气质，同时也体现了城市精神的最高形态。

在南朝，这种诗性审美精神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梁武帝萧衍，在此我们不妨称他为“诗心帝王”。若论寿命，梁武帝萧衍寿享85岁；若论在位时间，他执政长达48年，这在历代帝王中堪称前列了。对于他的为人政绩却一直颇多争议，焦点主要是崇尚浮华和用人不明以致侯景之乱，而他为人节俭和拥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一个中国的君主，其身处的环境决定了他首要的责任是治理国家而非艺术创作。一个情感丰富、审美机能发达的诗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做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也能游刃有余，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李后主和宋徽宗。可是，当我们以现代眼光来审视这些诗人帝王的时候，笔者认为重要的绝不仅仅是品评他们政治上的功过是非，而是通过历史和文本来解读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世界，以及确定其在民族文化中的位置。

梁武帝萧衍在史书上有这样的描述：“帝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所居室常若云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1]这在南朝时应该可以视之为评价甚高。在他执政期间，江南社会包括城市在内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和繁荣，尤其是在政治经济之外，文化教育和宗教都得到长足发展。当时“梁武帝的嗜好不多，围棋、书法、读书三件而已，显出其文人本色。其中读书写作对他更为重要，这是他一生自始至终的情趣所在。一个权力，一个书籍，是梁武帝生活中缺一不可的两大爱好。史书称他‘万机多务，犹手不释卷’。他一生中所成各类著作总计达千卷以上，其中或有夸张不实之处，但好学博通，勤于著述的事实却不能否认。应该承认，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难得的儒雅君主，由于他的大力提倡，江南文明迅速发展到繁荣的时期。梁代士大夫‘家有文史’，整个社会形成了重教贵学的良好风尚，士人的学识素养既高于东普、宋齐之世，也遥遥领先于当时北中国人文荟萃之区（如洛阳、长安、邺城）”。[2]这是他的政治功绩，同时也是他对江南城市的贡献，在他的统治下，建康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据考证，这一时期的建康城市各方面均欣欣向荣，俨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东方大都会。梁武帝在以往基础上不仅建造了许多宫殿和礼制建筑，还大大扩充了城市规模。[3]纵观当时的建康城市各种设施相对完备，人口密集，资源充足，仅以交通为例，“六朝建康的交通以水运为主，陆运为辅。其时，一个以京师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已经形成，它对于六朝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加强首都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均起有重要作用”。[4]这些对于城市文化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而梁武帝对于江南城市文化的最大功绩则是他身体力行推行文教，据考证：“梁武帝是我国六朝时期一位勤勉又博学多才的君主，十分崇尚儒学。他认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砒身砺行，由乎经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位期间，建康的教育跃上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天监四年（505年），武帝诏开五馆，设立国学，以当世硕儒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为五经博士，各主一馆。并广开馆宇，招纳后进，每馆学生多达数百人，由国家供给费用。对那些射策通明的学生，还可以‘即除为吏’。于是，‘十数年间，怀经负岌者云集京师’。梁武帝一反过去国子学生‘限以贵贱’的传统，五馆生皆‘引寒门携才，不限人数’。如到溉出身寒微，其祖曾以担粪为业，而他在大同七年（541年）拜为国子祭酒。这种不计门第、不具一格选拔人才的做法，使梁武帝时代成为六朝文教最为兴盛的时期。”[5]这些措施表面上看只是促进了国家文教事业的进步，但若从城市文化上看，这些发生于城市中的行为首先获益者当然是江南都会，它使建康由一座行政首都彻底蜕变为文化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