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经贸如何面对更复杂的世界

编者按：2012年3月23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在北京举办《面对更复杂的世界――2012年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会上，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就今年我国对外贸易所处的形势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分析。下面是经初步整理的速记稿，供参考。

有效应对复杂环境

朱鸿杰（中国进出口银行副长长）：当前，贸易保护此起彼伏，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多，技术环保新壁垒层出不穷，从入世到2011年底中国受到贸易救济调查近700起，今后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冲击不会减少。所幸非洲经济方兴未艾，由于出口需求的增加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得非洲经济开始逐渐改善，但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股正在成长的新力量显得格外地任重而道远。

国内人民币汇率风险依然存在，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已经达到了30%，2012年以来汇率变动逐渐趋稳，这是由于进出口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走势还不太明确，也有升值的可能，但是还是要有一另种思想准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在贬值，严重削弱了中国产品的对外竞争力。

外贸稳定增长是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三架马车之一，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针对既有矛盾核心的问题，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外贸的增长。对此，我有几点建议：

一是扩大对外援助和优惠的出口买方信贷，积极创造需求。当前审时度势地增加对外援助和出口优惠买方信贷，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有助于促进南南贸易合作，缓解发达国家外贸下降带来的困难。同时进一步扩大优惠贷款规模，积极鼓励和支持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参与有关承包项目的实施，发挥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卖方信贷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作用。

二是推动外国投资、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新机遇，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环保节能低碳经济等领域对外合作的愿望强烈，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新商机。进出口银行在促进海外投资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加大海外投资的事我多说两句，中国企业现在在海外从事经贸合作包括进出口、对外承包的工程越来越多。一个企业如果看好这个国家、这个市场，就应该适当地投资。投资反映了这个企业对这个国家和市场的信心，另外也让这个国家对你也放心。

三是采取避险措施，应对汇率风险。应该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引导外贸企业采取积极的措施规避各类风险，加大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工作，增强外贸企业承受汇率波动的能力。

四是加大融资力度，缓解资金压力。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进出口贸易融资的支持力度,加大进出口信贷、信用保险的支持力度。重点向有订单、有效益的企业倾斜和考虑对贸易融资业务实行差异化考核，适当增加对中小外贸企业的风险度容忍。

五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建议有关部委和行业协会密切跟踪、研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公开有关风险提示，加大对外进出口力度，重点做好贸易摩擦应对。也为中国外贸企业的出口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进一步促进贸易稳定增长。

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姚景源（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2012年我们经济工作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就是稳增长、稳物价和稳社会大局。为什么要确定这样一个以稳为主的工作基调呢？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就中国经济来讲，现在最突出的复杂性，就是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和物价上涨的压力并存。

从2011年开始，整个经济是处在下行的状态。2010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是9.8%，2011年一季度9.7%，二季度9.5%，三季度9.1%，四季度8.9%，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连续5个季度下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也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增速14.4%，下降到四季度的12.8%，到2012年1、2月份只有11.4%。

发电量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发电量2011年12月份我国日平均发电量是130亿千瓦时，到了2012年1、2月份下降到120亿千瓦时；粗钢的产量2011年6月份是200万吨，现在也在往下掉；2011年12月底，水泥的日产量是565万吨/日，到2012年1、2月份降到360万吨/日。

用支出法来看经济也是很清晰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的拉动力都遇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2011年1月份中国出口的增长幅度37.7%，到了2011年12月下降到13.2%，2012年1、2月份只有6.9%。所以，可以看到外需处在下行的状态，从而也导致了我们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行。

然后看投资，投资是分三块，基础设施投资，企业更新改造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过去是整个投资当中增长幅度最高的，都是20%到60%的增长，但这个基础性投资到2012年1、2月份是-5.4%。所以，投资增长速度回落得这么大，会使整个的经济下行。企业更新改造投资， 2011年还是不错。但是我们企业更新改造创新的动力不强，2012年1、2月份这块投资也是出现了回落。当然，这块投资跟改革也是有关系的。

中国经济10来年有这么快地发展，很重要的是中国的消费结构升级进入重要的发展阶段，时间点是2000年。2000年之前中国人消费更多的钱是放到衣食上，以2000年为转折点，中国人的消费更多是转到住和行。这个消费结构升级对中国宏观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我们走到了由衣食向住行阶段升级这个历史时期，所以使两大产业业绩辉煌，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房地产。我们切不可小看这两个产业，这两个产业有三条：第一是产业链条长，第二是相关行业多，第三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拉动大。

先说汽车产业，一个汽车可以拉动相关150多个行业。这么大的增长拉动力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谁当省长，谁都要抓汽车。现在31个省市自治区，除了剩下的都干汽车，所以中国的汽车业出现了神话般的发展。1978年我们的年产量是15万辆，加入世贸的时候，中国汽车年产量是200万辆，谁能预测到10年从200万辆上升到1800万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汽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这种神话般的发展我们全社会方方面面都没做好准备。没有一个人预测到。这么快，于是问题就出来了：第一个问题是堵车，现在中国的堵车已经堵到了县城，到处停车难、行车难；第二个就是空气污染。现在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汽车排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第三是能耗，这十来年我国新增加的炼油能力都被汽车给喝了。

再说房地产产业，它是重要的支柱性产业，这个产业也是上游拉动钢铁、建材、水泥，再往下游拉动家电、家具，一直关联到纺织品。更主要的还影响到就业，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中男性的一半在建筑业，小平同志1979年讲过，西方国家把建筑业作为支柱产业是有道理的。说这个产业重要，越重要、越支柱就得越健康。但我们的房地产业现在是不健康的，不健康的标志是房价疯长。这次调控之前，在北京，买房子已经没有看房这个阶段了，所以这确实是疯了。

稳增长、稳物价，是稳定社会大局的两个重要前提。如果说经济增长稳定了、物价稳定了，社会大众自然就稳定。尽管我们说物价要适当回落，但也不能再往下掉。历史的经验表明，2008年、2009年中国经济季度增长最多的时候掉到6.2%，当时15%的企业关门倒闭，20%的企业减产，上千万人失业，所以，经济增长物价水平还是要稳住，社会大局才会稳住。稳是三稳，稳中求进，进主要以改革开放作为动力。所以稳中求进还是要在结构调整上、在改革开放上能够下更大的力度。

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动向及影响

张向晨(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11月的讲话时说，要增加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岩石而不是沙滩上。他讲要发展传统制造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类型，应该说是涵盖了不同的方向，从中低端的传统产业来看，当然主要是要促进就业，美国的制造业为美国总共提供了18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美国制造业战略的重点，应该说从根本上是为了加速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凭借自身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占领新的战略制高点。从结构来说，是希望摆脱对金融业和服务业过度的依赖。

美国实行制造业回归的战略是有其一定的条件，因为它的基础比较好。目前美国的制成品在全球来说比例占21%，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的经济体。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利的条件，包括美元的走软对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还是有贡献的，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美国的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战略的调整对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包括对贸易逆差的减少都会有帮助。2011年，美国对能源的自给率已经达到了81%，他们在2030年就能够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实现能源的自给，据美国最近开采页岩油比较多的州的情况，一个石油工人年收入可以达到9.5万美元的程度，所以美国加强制造业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但它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根本上还是全球分工的制约，因为经济的发展到一定程度，服务的需求必然会增长、扩大。那么服务业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教育和培训应该说是高于制造业的，它的产出的附加值也就比较高了。所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提高，一定会带来结构调整，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情况的。

另外，高端制造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世行有一个报告，在中国失去8个工作岗位才可以在美国创造一个工作岗位。还有，这种制造业加强的战略也招致了国内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政府的干预。最近《华盛顿邮报》登了一篇文章批评了奥巴马的做法，认为他的做法是把自己放在人为地判断的位置，一些政策招致了美国一些国内人士的反对，而且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认为美国这样会在远期培养出一些竞争者。

对美国制造业动向的效果，我们现在作出评估为时过早，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有一些情况是肯定的，比如说制造业的增长，美国的制造业已经连续31个月增长了。今年3月1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做报告的时候说，由于汽车供应链的恢复和企业投资出口持续增加，制造业产值比经济衰退时的低谷增长了15%。2010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比2009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即从11%提高到11.7%。70年美国的这一比例是在30%，一直在下降，但是在2010年比2009年提高了，2010年美国的货物出口是1.48万亿美元，制造业出口了1.27亿美元，占整个货物贸易的86%；就业从2009年到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增加了30万个岗位，也有人说接近40万。从美国海外的企业回迁的角度看这个效果，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消息还是比较惊人的。比如说福特宣布将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中国回迁到美国。

但我刚才说了，这个在美国还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斯蒂格利茨公开地批评美国的政策，认为和产业结构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美国已经走上了向服务业发展的道路，是不可能回去的。OECD有一个统计，2010年德国的70%的工作岗位、瑞士74%的工作岗位、美国80%的工作岗位是来自第三产业的，在美国工业的就业比重占总就业的比重也是不超过20%，所以斯蒂格利茨也是从这个角度对美国的政府提出了批评。欧洲也有一种声音是反对再工业化的，和美国相比，萨科齐的法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也提出了再工业化，但规模和声势要小得多，法国提出是要维护核能、航空、医药等领域的优势，但整体来看欧洲人的思维基本上是对再工业化的反对声音比较多和比较系统，提出了很多反对的理由。最近的OECD首席经济学家卡罗安提出防止盲目、片面地推动再工业化，发达国家要搞再工业化不以增加工业产出为目标，而应致力于促进创新、理顺服务业和工业的关系，创新和知识才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由此看来，现在美国重建制造业的战略不仅在美国国内、在国际上也引起了一些争论。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对我们自己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美国的战略和我们国家面临的生产要素成本的持续的提高是相联系的，国外很多的媒体也很关注中国的生产要素的提高。除了我列在PPT上的信息以外，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按照这个报告，认为2020年美国可能从海外回流岗位300万个，5年以后中国沿海工业的总成本比美国的一些地区只低10%到15%；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不像波士顿咨询公司那样地乐观，美国制造业协会有一个统计，认为美国的工业综合成本比其他九个贸易伙伴平均要高20%。欧盟最近发表了一个报告，尽管中国技工的工资过去10年上涨了一倍，但是也仅是欧盟平均水平的20%。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不久前，我们在广东省做了一个调研，对广东省2011年几百家外资企业做了调查，发现在2011年广东省有35家美资提前终止了在中国的业务，减资的有14家，这个比例应该说还是比较小的。和同期设立的企业相比数量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了解的情况是，美国的这些企业回迁的数量少，而且仅仅限于一些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生产条件和市场特点的一些行业和一些特殊的产品，其他的一些大的美国企业比如说通用、苹果他们是准备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和产能。包括我们调查的AMD、GM都有继续在中国扩大业务的计划，并且从理论上认为产业分工的链条向新兴国家延伸还是一个主流。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也对中国市场的发展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影响他们在华投资，比如有的高科技企业一方面有在华投资扩大的意愿，但同时也有一些疑虑，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疑虑比较大。所以，我们调查的基本结论是，低端制造业中国在继续维持或者是向中西部转移或者是转移到海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中端是美国和欧洲继续扩展在华的投资，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市场；高端的比较复杂，美国的企业、欧洲企业都有一定的疑虑，比较地慎重。也有一些企业有回迁的想法。但总的来看，中国的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对海外的制造业还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

我们觉得美国制造业的战略对我们的影响是和我们的产业升级的战略之间有矛盾的，因为我们这个产业要发展也要从低端走向中端和高端，而且我们在一些领域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和能力。但由于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是集中在高端，而同样一些在我国的企业对我们的政策环境都有一定的疑虑，比如我们政策的稳定性也存在一些问题，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也有不适应的情况，我们国家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8000万到1.5亿，从总量来说并不是很稀缺的，但结构确实有一定的问题，30岁以上占了80%以上。这样的劳动力结构显然不适应制造业的发展需要，而且流动性非常大，会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生产和布局，同时市场的承受度也有待提高。

对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对外资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不仅是对美资，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一方面我们的生产成本在上升。另一方面有些国家也为了自身的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条件。比如说美国和韩国签订了FTA自贸区的协议，韩国政府也对回流提供支持，包括低价的租地享受低税收政策，这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中国的基本的对策还是要增加忧患意识，美国的制造业的重振战略对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从根本上看，我们在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上还是有很快的路要走，我们在看到压力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国际上的潮流也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机遇，比如说美国制造业在海外的投资和前几年相比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2010年是增长29.8%，2007年这个数字是69.9%接近70%，那就是相差了很多，但是这还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速，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会综合考虑成本、原材料、劳动力素质、知识产权保护等综合因素作出决策进行海外布局；同时，由于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实施再工业化的战略会有一些资金上的需求，也为我们国家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一些机遇。

在2011年中国对欧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非常地快，一共投资了42.8亿美元同比增长94.1%。对欧并购总额是104亿美元，这是欧债危机以前2008年的11.9倍。从结构来看投资是集中在能源、资源这些占43%。美国实行的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和我们还是有一些契合的地方，我们的企业要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发展自己。这些国家在吸引企业投资的时候都会提供一些优惠的政策，我们国家也可以利用这些政策加快走出去，比如说不久前长虹公司在保加利亚组装厂正式投产年产5万台，当然这种投资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谈判、选址、验证。这种机会应该说现在是越来越多，所以对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跟踪和研究，同时发挥自身的优势。

不容乐观的我国外贸形势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全球的经济贸易形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全球经济在减速，中国经济也在减速，尤其是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调低到7.5%，而且未来10年中国经济也跑不过过去20年。面对世界经济在减速，中国经济在减速，如果我们的外贸把重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那么外贸增长会进一步减速。我们面临一种选择，是把重点放在拼速度上，还是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2012年的形势很严峻，不但是2012年，今后若干年全球、中国都将会减速，如果我们调结构，外贸会出现进一步减速，我们愿意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当前外经贸发展的趋势正在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顺差结构变化。2008年的顺差是2981亿，加工贸易顺差是2967亿，一般贸易顺差是908亿。2011年的贸易总顺差降低到了1551亿，但是加工贸易的顺差已经增加到3658亿，而一般贸易已经出现了逆差875亿。因此，可以预测“十二五”末我们的外贸会趋于平衡。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平衡？是一般贸易的巨额逆差还是加工贸易的巨额顺差这种局面能不能持续下去？如果持续不下去我们外贸差额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第三，来华投资的外资已经从成本驱动型转成市场驱动型。来华投资的外资不但不创造出口，反而创造了进口。来华投资的外资在中国开始建立越来越多的研发中心，但其目的是本地化和市场化。我们会想一想下一步的经济不但国内增长的态势会进一步激烈，而且它对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四，欧美在推动工业化，欧美在对海外投资征税来鼓励资本回迁。另外一方面，对成本敏感的外资和内资开始对外转移。如果这个趋势再持续5到8年，我们可以想象它会对我们的外贸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另外，美国从2009年在重塑全球的贸易规则，它是如何重塑的？美国已经在整合它的贸易伙伴的国内竞争规则。美国正在把美国治理推广演进给全球市场。摩擦已经不是WTO框架下的摩擦，已经不是战略层面根据UICC（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所评估的对特定产业的，而是从基本制度上制定。这个政策会对我们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五，外贸依存度正在急剧地下降。2003年我们的外贸依存度首次达到了51.9%，2009年达到了67%，2011年外贸依存度已经下降到50%。这意味着中国的外贸正在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也就是规模增长不但减速，而且今后还有可能会出现逆转。因此，大进大出的外贸正在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变。在这种情况下， 2012年出口形势不好，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增长，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性。那么，我们就要研究稳出口的政策是针对短期的增长，还是针对长期的结构性变化？

2012年的稳出口的政策主要是有三句话：一是，逆境更有利于调结构、转方式、促平衡。但是，在逆境中尤其要转变的是政府，政府要转方式。也就是说政府要像2009年的浙江和江苏等地采取的政策。政府要下企业，服务要促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稳出口。二是，政府在目前阶段一定要防止出台以稳出口的短期临时性政策，变成长期转方式、促改革和调结构的障碍。三是，在当前的不容乐观的形势下，要更加相信企业。政府应该像经济工作会议所讲的，四个牢牢把握，其中有一个叫“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最需要的是减税负、易融资、少管制、促创新、机会公平，能够在困难的时候让外贸企业和政府、行业协会同舟共济抓住机遇。

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毕吉耀（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冲突、大变革的时期。从当前的形势和发展的态势来看，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会有这么几点变化：

1.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需求长期低迷。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最大的特征，是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失衡的两极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常项目大量逆差，再一个是中国的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发达国家私人债务转化为债务，继续制约着经济的复苏，是由于私人部门的负债率过高引起的，但现在演化为债务危机，也就是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欧政府或者是中央银行所采取的措施是把债转到政府的身上来了。这种情况仍然在制约着经济的复苏。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扩大内需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只能在新的危机和动荡中艰难、缓慢复苏，我们还想继续像以往一样是不太现实的。

2. 绿色低碳成为全球产业转型的方向。未来应对气候危机、能源资源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在低碳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抢占未来技术进步的产业制高点，并把它作为再工业化和重振实体经济的重要战略重心。新兴经济体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中国明确提出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以此作为推动转型发展的抓手。绿色低碳已经成为全球未来产业转型的方向。国际产业转移将更大、更广的范围内深入。这样的转型可能会酝酿着巨大的贸易机会，但同时因为这些产业的发展，大多数需要政府的支持，所以说面临着反补贴、反倾销的摩擦也会加剧。过去我们受到反倾销、反补贴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已经向光伏组件这种新兴产业蔓延。

3. 国际经贸规则正面临重大的调整。全球治理主导权之争更加地激烈，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认为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美国更加地把环境标准、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纳入到多双边的经贸谈判，力图建立对其更加有利的国际经贸规则。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此消彼长，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但又不愿意放弃主导权，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承担更大的国际义务的压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4. 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布局，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奥巴马政府急于要从反恐战争中抽身，把战略重点转向更具发展潜力的亚太地区。美国一方面准备从阿富汗撤军，另外把在欧洲的战略重心力量适当地收缩，加大对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存在；同时，美国依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重返亚洲，不断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军事、经济合作关系，牵制我们的和平发展。现在，金融危机从房地产危机、银行债务危机向债务危机演变，也导致了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尖锐政局不稳。中东北非的地缘政治影响世界的和平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会发生大的调整和变化。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特别是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下，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必须做好以下的工作：

第一，牢牢把握控制内需的战略制高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球需求持续地低迷使我国继续依赖外需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我国按照世行的标准已经算进入了中等偏上的国家的行列，工业化、城镇化在发展，产业转移的步伐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都孕育着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所以立足扩大内需比以往更加具备条件。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着力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第二，立足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把科技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途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新发展使传统的竞争优势在恶化，我国经济正逐步丧失低成本的优势，难以继续地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维持经济增长。所以，国内外经济条件环境的变化也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未来的发展必须立足自主创新来推动产业转型，逐渐实现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没有这样一种转变，经济增长是很难以维持的。

第三，牢固地树立绿色低碳节约发展的理念。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作为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既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也要加强节能减排和坚持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从国内来看，以往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也是难以为继的，迫切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我国目前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要求我们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地位；同时，也要求我们增加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树立全球视野和大国意识，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的有利条件加快推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使得我国在未来的20到30年也可以实现比较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