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的欲望拿到台面上

从周星驰电影里的“香港梦”,到无线电视剧里的家族争斗,这个香港文艺中年似乎有点愤世嫉俗,但难掩骨子里的那种悲悯与热爱的欲望。

林奕华很瘦,看上去比照片瘦,在赶着《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演出前,从单向街赶向保利剧院的路上吃着北京糖火烧的样子,就让人感觉更瘦了。在剧院后台的整个采访,他或笑、或皱眉、或惊讶,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倾听我提问时,他会瞪着他的大眼睛,直视我以表示自己在注意听;回答问题时则认真得像个孩子,每一个问题都要用上5-1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力求答到让我满意,也是让他自己满意。

梁文道有个说法叫“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意思是说,这些人是最后一代只是在香港成长发展、文化背景纯属香港的文化人。林奕华就是其中之一。他深深地植根于香港文化――在大多数内地读者和观众的印象中,他也是作为香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却在内地版《我与无线的恩恩怨怨》中讽刺无线、笔诛香港的电视剧集和戏剧文化市场。

从周星驰电影里的“香港梦”,到无线电视剧里的家族争斗,这个香港文艺中年似乎有点愤世嫉俗,但难掩骨子里的那种悲悯与热爱的欲望。

无线:少年十五二十时

伴随着新移民的不断出生与香港经济的日渐起飞,电视在文化产业中最早初试啼声。陈冠中有言,新浪潮电影之前,先有新浪潮电视,甚至当时电视所有创意产业的“盟主”,林奕华的少年时代,恰好也见证了电视文化始于70年代中后期昙花一现的亢奋期。

林奕华出生于60年代的香港中产家庭,从母亲这边算是第3代移民,而他的创造热情则可能来自父亲家族的影响。60年代,香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1967年香港无线(TVB)的成立,日后更逐渐形成TVB一大主宰香港电视业的格局,而林奕华与无线的几十年恩恩怨怨也从此纠缠不清。

步入中学的林奕华曾因父母离异而短暂赴台读书,他在香港佛教中学几度与张国荣邂逅暌离的故事也成为日后佳话。回港之后,他已无心学业,14岁就穿着校服作为《青年人周报》的特约记者四处采访,也有缘结识了刚刚从演员转到幕后的电视潮人甘国亮等人。两人一见如故,因他推荐,林奕华进入亚视前身也就是丽的电视,他人生第一部剧本就是为一档展示新星才艺的综艺节目《青春乐》写15分钟的短剧。

“甘国亮对我当时影响很大,大家年龄相差十几岁,他当时27岁,我15岁。但说起很好玩的是,他要拍什么都会告诉我,晚上电话可以一聊就四五小时。”回忆起70年代,林奕华觉得他那个人生阶段最好朋友就是甘国亮,正是因为甘国亮让他开始接触影视的世界。

其后,林奕华出演了甘国亮反响不俗的电视剧《少年十五二十时》,其中有个合作对象叫杜琪峰。往后几年,林奕华又有了一个大哥哥――王家卫,两人不仅一起给甘国亮的情景喜剧《执到宝》写剧本,还都爱上了《早春二月》中的谢芳,一有机会就丢下手边工作相约去看这些红色经典,直到今天,林奕华还是为这些主义之外的情操所感动。

无线的工作可谓高薪,但了无生趣,被林奕华比做一串塑料花。进入80年代之后,他开始偏离电视文化,并在1982年与荣念曾等13人创立了香港前卫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

进念:饥不择食的青春

“好玩”或者“有趣”属于林奕华评价中的最高级,不过够得上他标准的少之又少,进念则是其中之一。他不仅不吝奉上赞美,更认为整个80年代最好玩的是进念带来的实验文化,“小众文化有认同,剧场舞台是一个先驱”,而进念堪称“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先锋”。

“我是和那个年代一起发育成长,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觉饥不择食。”在林奕华的记忆中,80年代出版、舞台、电影、音乐等文化产业均勃发待起,反而是70年代起家的电视产业因为已成规模而失去了实验锐气。从80年代开始,香港回归的时钟不断往后摆,随着中英政府的往复,现实政治的暧昧感与进念的实验特质一拍即合,使得以先锋闻名的进念在80年代就不断扰动大众与小众的分野,成为香港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民间社团之一。

从1982年林奕华第一部舞台剧《心经》,到没有一句台词的《百年孤寂》,再到轰动全城的《石头记》,进念把“戏剧”这个概念在香港的定义不断刷新,虽然有人斥之为“组织”,却吸引了不少关注。

随着林奕华的成长,进念的集体创作与政治取向与他个人取向出现分歧。1987年,因为情变,林奕华游历英国,一呆就是8个月,紧接着又去德国,探访近日刚刚逝去的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Pina Bausch)。他被外面的世界震撼了,“很多人都在做自己的东西,有整个天地等待去挖掘,我的心已经不在那边了。”于是,1988年回港之后,林奕华基本结束了他与进念“情感和主义的矛盾”,开始谋划自己的舞台。不过进念在整个80年代一边进行实验戏剧一边普及文化的理念却一直影响着他,也正是这个时候,林奕华成年了。

非常林奕华:我从来就是个俗人

林奕华是个不折不扣的弄潮儿。

每当艺术风云变幻时,林奕华总宛立潮头,如果你惊叹他走得前卫,他会嗔怪是环境平庸。

三个人的工作室,编导四十余部,超过十万观众,每天一到四五篇专栏。这就是迈克所谓“蜡烛两头烧”的林奕华,确实大河奔流,他麾下非常林奕华的工作室成立于1991年,虽然先锋依旧,却也以高产和高上座率为人熟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俗人,我一直以一个俗人的观点与经验来和大家分享:俗,其实可以有很多层次。”

非常林奕华最早的一场戏是在1989年,他独自做了《教我如何爱四个不爱我的男人》,这部一开始就注明是同性恋的剧目,在能容纳1600位观众的香港大会堂演出,一连演了5场,场场全满。他认为同性恋在这部剧中不过是美学的观点,并不是故事或者题材,通过舞台一幕幕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对世界的自我想象。也正是那年,林奕华在第一届香港同志电影节上赋予“同志”这个汉语词汇新的意义。

与此同时,大时代的风潮也曾在香港燃烧,时局变动让林奕华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感,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希望影响更多人。因此他不管做同志剧场和学生剧场,始终还是关注同一个问题:香港人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其实是可以和所有人来分享,我要在大剧场做小剧场,要在大舞台做实验剧,我不要在小剧场做实验剧。”

新港人:香港人的希望在内地

相比同侪,林奕华来内地虽然起得不早,却赶上了不错的时机,近年香港娱乐工业的霸权弱化或许为实验艺术打开新的输出空间。“内地观众的幽默感、戏剧感、情感和香港都不一样,比如港男港女里对人鱼公主的态度是质疑反讽的,这是因为香港人只相信辛德瑞拉式童话,但内地应该还是不少人相信人鱼公主这个童话。”如今,《包法利夫人们》《生活与生存》在内地已经完成了从小剧场到大舞台的转变,但林奕华还是觉得他对内地了解不够,现在只是和内地不同的人做朋友,还没到谈恋爱那个地步,生小孩更需要水到渠成,“现在和内地观众的连接点在于对时尚的对话,我希望找到更多维的连接点。”

在林奕华眼中,这个世界其实很大。经历了香港1997年的回归和2000年初的泡沫经济以及对香港教育的失望等一系列转变之后,他更加明白如何面对新鲜的人和寻找更加广阔的话语空间,这个地方就是内地。

“香港不会有这样一个书店,可以有那么多人站着听3个小时你对香港人自己的批评。”林奕华这样评价刚刚做了一下午讲座的单向街书店,当然,这里面还可以听出他对内地拥趸思考力的认同。

林奕华觉得文化上的危机意识就好像环保一样,但是环保盛行,情感环保却鲜有经营。环保有一个外在东西,比较容易处理,情感是在里面的,人们不想去面对里面发生了什么。但“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可以重新去得到,人的希望像热带雨林一样”。如此,艺术创作则是可以让人面对自己脆弱的东西,包括你恐惧、害怕的东西,还有真实。“每个人都有弱点,敢去面对自己弱点的时候它才不会成为自己的威胁和阻碍。”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终于感觉林奕华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瘦弱了。

对于小众实验剧,林奕华虽然并不看好,但他还是觉得戏剧减压是人们用外在的方式一起来控诉和批评的一种途径。“虽然这最后有可能也会外化成一种恐慌,可能让别人来承受了你自己本来应该承受的责任。”

林奕华说:“香港电视剧和电影之所以不像美国的电视剧、英国的电视剧,是因为你看美剧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那就是它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感受得到救赎的重要性。就是它把人的欲望拿到了台面上,告诉你这些人在做一些事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从来都有两种在文学中很重要的元素:一方面是犯罪者,另一方面因为不怕犯罪所以经历了人的一种救赎。”

“美国文化有罪与罚,圣与罪之间的平衡。中国文化是隐恶扬善,于是变成一种多情的自我想象。”在国内范围,林奕华反倒会喜欢看内地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还有《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武林外传》,林奕华如数家珍,他说“那些都是在写人的部分,相对来说对人物的性格素描是比较立体的,而不是只是要塑造一些大部分观众喜欢的角色。香港电视剧最糟糕的地方就在于,它假设是要给3岁到80岁的人都要看得懂,要迎合‘师奶’的智商。”说到这里,他终于笑了,有点无奈,有点苍茫。话剧结束后,他就要回香港了,他希望“能够多一些机会再来内地”,这就是他今天拿到了台面上的最真实欲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