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人了不得,要把上海人的饭碗都抢光了。”每次儿子把家在外地的大学同学带回家,王文成的心里总忍不住地犯嘀咕。其实,上海本地人当中有这样同感的绝不在少数,且情绪复杂。仔细分析起来,这种情绪中不乏狠毒式、抱怨式、自我解嘲式和乐观式等几种。似乎再也没有一个城市比上海的本土意识更强烈了。
一个城市的面子可能是她的高楼大厦和经济指数,但是最普通、最众多、最主流的老百姓面貌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骨血。
王文成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59年出生,小时候挨饿,青少年时期赶上“”。1974年中学毕业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下乡和念技校两条出路。因为哥哥先于他下了乡,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他可以留城。1977年技工学校毕业后,王文成开始在机械厂做学徒工,拿着只有师傅三分之一的工钱:18元。8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后工厂发生了变化,党委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90年代初期工厂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期间,王文成的几个工友得以有机会从工人转为干部,但王文成却没这么幸运,他最风光的时候不过是手下有三个人恭恭敬敬地喊他师傅。2000年年初,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后他们的机械厂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波及。41岁的王文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失业,紧接着老婆所在的纺织厂也开始告急,整个家庭危若累卵。
王文成是有过情绪的,愤怒、不甘、无奈……当然,谁不爱面子和害怕饿肚子呢。要面子也要先有里子,大环境容不得他自暴自弃。令他稍感欣慰的是,很快上海市政府针对他们这些40、50左右的下岗工人出台了“4050工程”。成功再就业的下岗工人中多数人从事了交通协管员和保安的工作,技术工人的王文成无奈地选择了交通协管员,月工资800元,风吹日晒,上受警察的气,下受市民和外地人的气。王文成心里虽然不快,但很快就有了他自己的平衡方法,有一种精神在心里是绝对不倒的:“上海是天堂,我就生在天堂,不管的是什么低贱活儿,我都是天堂的主人。”终究,上海人的优越感和他们有没有钱、处在什么社会地位是没有关系的。
王文成的妻子下岗后在家附近的小学旁开了一家奶茶店,收入甚至比以前还好,每月有3000多元钱纯收入,算上他的800元工资和两个人共有的1000多元低保金,家庭收入每月有5000多元。这个数字甚至要比他们没有下岗前高出一截,但夫妻两个的心情却和从前大不一样,不那么舒坦了。
让不少“新上海人”最头痛的房子在他们家也不成问题的。王文成全家住的房子是父母留下来的老式公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石库门。房子的位置相当不错,在陕西南路,市区黄金地段。两年前让不少上海本地人有喜有忧的大规模拆迁虽然没有波及到王文成家,但房子实在是太老旧了,好在政府出台了相应政策,由政府、社会、个人各出一部分钱把旧房子进行扩容了,当地人称为“平改坡”工程。但有时候,王文成也会羡慕那些老房子拆迁后郊区分两套房子的人家,一套房子自住,一套房子出租,多好。
王文成现在最头疼的其实是他八十年代出生的儿子。他们这一代人和父母不一样,连早餐都不吃包子豆浆只吃面包牛奶,稀罕的东西不是日本就是韩国的,王文成看着心里就急:上海现在都快变成外人的城市了,可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没有一点危机感呢。
还有,儿子将来要结婚了,谁会愿意和他们住“平改坡”的房子呢?可见房价被外国人和外地人炒得这么高,上海本地人也是害怕的。
深圳
城市特征: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无数人寻梦、淘金的地方。商业化、年轻化是典型特征。人多,机会多,人情味却不重,亦可算深圳的另一特征。
人群特征:打工者的天下。在深圳的打工族中,有的白手起家,数年净赚几千万;有的通过勤奋努力,终于腰缠万贯,成了打工明星……然而,幸运者成功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的打工仔,打工妹能在深圳站稳脚跟,赚点钱寄回家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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