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心理干预

萧伯纳有句名言：让你疲惫的不是连绵不断的群山，而是你鞋子里的一粒沙子。其实，很多的时候，“灭顶之灾”并没有使我们信念的破坏力，只是我们因为自己给自己使绊儿；即便真的是沉重得让人难以喘息，也应该想到：因为我们失去了，但不能失去更多。于是，“心理干预”开始让我们凝眸，开始提醒我们，到了清除你鞋子里那粒沙子的时候了。

心理干预在国外被称为危机干预，是指在遇到灾难事故时对当事人进行的一系列心理疏导活动。灾难事故是突发的，而且危害程度深，当事人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遭受打击，短时间内会产生一种应激状态，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当事人往往容易产生绝望、无助、抑郁等心态，最终造成无法弥补的心理创伤。因此，对当事人进行心理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受到创伤后，每个人表达悲哀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悲哀及创伤后所产生的自然反应都会慢慢地减弱。随着悲哀反应过程和干预的进展，心理专家将帮助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与死者保持一种健康的关系。要让他们知道，现在已离去的亲人或朋友，永远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都使许多人要目睹死亡及毁灭，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灾难发生后立即进行灾后心理干预，可帮助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最大限度地积极应付技能面对和经历痛苦过程，尽快完成善后事宜，对于已经失去的，我们没有回天之力。但面对现实，我们应该有所为。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2004年11月21日上午8时21分，东航一架包头飞往上海的小型班机升空不久即发生坠毁事故，55人遇难。

江婷（化名）在听到丈夫遇难的噩耗后，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江婷与丈夫都是安徽人，平常时候，江婷在家带着10岁的儿子，丈夫则外出做生意。每次回家丈夫都会给妻儿带些喜欢的东西，在家乡，人们都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专家龚翠萍、王晶身着便服来到江婷面前时，她什么话也不说，目光一直盯着手机上的一条短信。短信是丈夫在上飞机前给江婷发的：“我很快就要到家了，给你和儿子买了衣服，回去后我们还可以到北京去旅游。”

这条短信成了夫妻俩最后的一次联系。

“要哭就哭出来，不要放在心里憋闷了，如果要求我们做什么你也可以说出来，我们帮你去办，你应该认清这个现实……”龚翠萍说。

“哇……”15分钟之后，江婷哭出来了。

龚翠萍告诉记者。江婷边哭边诉说着自己的无助：“家里还有老人，还有儿子，离了他我挑不起这副担子啊。”

专家们劝导她：“现在要面对这个现实的不仅是你江婷一人，成千上万的人都要面对，你不能一直是这个样子，要知道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江婷抬起了头，泪眼模糊。“是的，我是还有事要做，孩子还要我来抚养。”

做完江婷的工作，专家们告诫她的亲属：这段时间一定不要再让她操心，要让她觉得亲人走了，自己并没有因此而无助，同时还要让她知道，丈夫曾经是家里的一员，但现在确实走了。

“目前我们对江婷所做的工作就是让她能够宣泄、释放自己的情感。”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王晶说：“通过这样的工作能让她从痛苦中解脱，从而树立生活的信心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后出现反复的时候还要进行心理干预。现在对她进行心理干预是预防她今后老是生活在阴影之下。”

休克期是干预最难的阶段

包头市固阳县的牛新文可以说是灾难连连。空难三个月前的8月28日，他刚和妻子一起承受了失子之痛――他们26岁的儿子因车祸身亡。52岁的妻子在这次灾难中丧生。

牛新文直到空难发生5天后才将妻子丧生的消息告诉了读中学的女儿，女儿除了哭什么也说不出。

“11・21”空难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王晶认为，牛新文现在处于情感麻木期的阶段，她说，包括空难在内的遇难者家属的悲哀期一般被分成情感休克期、麻木期和否定期、接受期四个阶段。

按王晶的解释，情感休克期的人一般情绪比较激动，大哭大闹，专家的工作就是对这类人群的情绪状态进行干预，具体说来就是帮助他们宣泄，安慰他们，进行精神鼓励，帮助他们回忆死者生前的美好事情，进行感情疏导。而处于情感麻木期的家属们不哭也不闹，情绪比较稳定。

王晶说，度过麻木期后，有的人还会经历情感否定期，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否定期之后，经过时间的过滤，一般人才会接受亲人远去的事实。心理干预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介入，越早越好。如果遇难者家属的情绪长期处于悲痛之中，在今后生活中遇到任何一点悲伤的事情，都会将他们现在所受到的刺激放大，给生活带去阴影。“休克期是干预工作最难做的阶段。”王晶说，这时最需要对家属们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否则家属们会留下心灵伤痕，对今后的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都会产生影响。

心理辅导时 脱下白大褂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家属都愿意接受心理危机干预。11月23日，在包头市鹿苑宾馆，一位遇难者的妻子一直在痛哭：“天哪，我该怎么办啊？他死了我也活不了了，两个女儿我怎么能养得活啊。”

当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李丽琴来到她身边时，她哭得更厉害：“我知道你是心理医生，可是你们谁也帮不了我啊。”

李丽琴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辅导没什么用，坚决不能说教，因为她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绝望的时刻。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家属们的帮助。”李丽琴告诉一起前来的家属们，要安慰她，并与她时不时地拥抱、牵手，让她知道虽然失去了一个亲人，可生活中还有很多亲人与她在一起。

同这位遇难者家属一样，一位山东籍遇难者的母亲一开始也不愿接受心理干预。

遇难者是家里的独子，今年26岁。母亲见到医生的时候已处于情感麻木期，不哭也不闹。她对众人说：“现在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就是想到现场去看一下，去看一下我的儿子。他是不可能走的。”

“他是不可能走的。”专家们听到这话时分析，“她能说这样的话说明她是知道儿子的死亡的，只不过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 专家们的心理干预这样开始：“我们知道，你的儿子很优秀，是个特别优秀的人，但他已经离去了，这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这位母亲放声大哭。

每看到一个处于麻木状态的家属放声大哭，专家都认为干预成功了一步。

在灾难发生时，很多家属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与事故处理方有对立情绪，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也会认为“医生和事故处理方是一伙的。”而脱下白大褂，就与家属们更容易贴近，赢得他们的信任。

打捞尸体后 小战士不敢进黑屋

“11・21”空难发生后，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不仅干预了死难者的亲属，也对一些跟灾难有关的人群进行心理干预。

包头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一中队的武警官兵参加了11月21日的遗体打捞工作，打捞完毕回到营房后，这些官兵就吃不下饭，特别是吃不下肉食。

湖里的第一具尸体是战士安乐打捞上岸的，他看到尸体上肉已经烂了，死人的脸色苍白。

“在岸上，我们没有多想，到了湖里，我们还是没有多想，当时就想着还有什么人能够救活。”

回到营房，安乐和他的战友们不止一次地想到那个恐怖的场面。

19岁的吴强是参与打捞的官兵中年龄最小的，自从参与这次打捞后，他就再也不敢到黑暗的地方去，不敢进黑屋子。

11月26日上午，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对9名官兵进行了心理干预。

当时，吴强和战友们接受了专家的一个心理测试：闭上眼睛，从营房的二楼走到一楼，再走到楼梯的拐角处，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一面镜子。

结果吴强在镜子中看到了一团黑影，还有几个战友也是一样，而一些心理素质好的官兵则能看清自己的影子。

专家对吴强等人进行了心理疏导，要他们“不敢面对的事情要学会面对”，并告诉他们锻炼的方法，可以在光线好的时候去一趟黑屋子，光线暗的时候再去一次，天黑的时候再去，每天锻炼，慢慢适应。

“跟专家们沟通后，我觉得心理豁达、轻松了许多，有些负担也卸掉了。”吴强说。

实际上，早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火灾时，我国的心理干预就已经在悄悄进行。据透露，2002年大连“5・7”空难后，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吕秋云等三位教授到大连为一些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收到了良好效果。人出现心理危机和情绪危机时，理智受到压抑，不能正确评价自己行为的意义和后果，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时，如果缺乏一定的外界阻力及约束，极容易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而心理危机干预就是对发生情绪心理障碍者进行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心理治疗，使其尽快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预防发生心理或精神障碍疾患。

在我国心理干预还相对滞后，因为灾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咨询，对医师的要求非常高，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才能胜任。

根据国务院《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年- 2010年）》中的规定：“发生重大灾难后，当地应进行精神卫生干预，并展开受灾人群心理应急救援工作，使重大灾难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

但这次空难中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的人群离50%的要求显然有不小的差距。

这次到包头的外地死难者家属有500多人，而专家们只给150多个家属做了心理干预。

这主要是由于人手有限，不能满足需求。

国务院制订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年- 2010年）》，2004年9月又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开展重大灾难后受灾人群的心理干预和心理应急救援工作，评估受灾人群的精神卫生需求，确定灾后心理卫生干预的重点人群，提供电话咨询、门诊治疗等危机干预服务。”“这为今后我国预防灾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