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城乡的消费水平已分别达到小康和富裕水平。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基尼系数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我们应客观看待这一现象，采取鼓励和支持合理致富、制止并约束由垄断和权力导致的非法致富等措施，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从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指标的恩格尔系数来看，1978年，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城市家庭为57.5%。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降低至45.5%和36.7%。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的恩格尔系数标准，标志着我国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城乡的消费水平已分别达到小康和富裕水平。从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指标的基尼系数来看，改革开放以前是0.16，上世纪80年代初为0.3多一点，90年代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5年这一比例逼近0.47。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的“0.2～0.3比较平均，0.3～0.4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标准，说明我国目前居民收入极不公平。

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和基尼系数的升高表明，在人们总体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而且贫富差距非常悬殊。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正确看待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

中国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增大到目前的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单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贫富悬殊已经突破合理的限度并有继续扩大之势。但对问题的认识，不但要看结果，更要看结果的产生机理和产生过程。基尼系数所反映出的只是作为结果的全社会收入分配非均等的程度，并不表现该结果是怎样形成的。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们的收入普遍较少，恩格尔系数长期停留在60%左右，全国有几亿连温饱都无法保障的人口。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不到0.2，在80年代初为0.3多一点，那时的高值恩格尔系数和低值的基尼系数代表的是普遍的短缺与贫困。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在分配方式上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标准，代之以按劳分配并辅助以按要素分配，鼓励劳动致富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摆脱了普遍的贫穷与短缺，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快速提高，从而使得恩格尔系数不断地下降。与此同时，由于人的个体天生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势必会反映在收入的分配上，人们的收入差距必然拉开，又使得此期间的基尼系数也在扩大。所以，收入差距加大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阶段所不可避免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收入差距的加大并不都是通过按劳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得来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一些非正当手段获取的，这给我国和谐社会的建造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二、收入悬殊的成因分析

（一）政策致富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行了改革开放，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就了像华西村、、小岗村等一大批农村富人；在城市进行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放权让利和分配体制的改革使部分职工和城市居民致富。为了实行对外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1980年开始，我国在沿海和内地相继设立了经济特区，并开放沿海城市。特区的建立，扩大了对外贸易，吸收了外资，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形成了辐射效应和带动效应，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资源致富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一古老的经济原则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大量增加，诸如煤电油等能源资源趋于紧张，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受利益的驱动，拥有这些资源的地方，一部分人靠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了大量财富，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矿主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据山西省省委研究室所作的一个调查表明，山西省孝义市的一个村子，有441户农户，总人口为2024人。该村最富裕的88户总人口为430人，拥有该村总收入的81.2%；而最贫穷的89户总人口为395人，仅拥有该村总收入的1.6%，相差46.6倍，户均收入差为49.8倍。更为残酷的是，由于滥开滥采，安全事故频发，给矿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知识致富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知识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经济是一次新的经济革命，是一个头脑致富的时代，它预示着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格局：谁掌握了知识、创造了知识，谁就能赢得财富。位列2003年胡润富豪榜榜首的丁磊，1993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凭着网易创始人和首席架构设计师的身份，拥有91亿元人民币财富，时年仅有32岁。据《南方周末》的中国顶级富豪调查中，40岁以下的富豪占调研对象的21.2%，但财富比重达33.2%，而且他们都具有硕士学历，这表明中国内地富豪中，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其创造财富的效率越高。

（四）权力致富

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和人民走向富裕的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缺陷(如缺乏健全的权力监督机制)，法制的不健全以及西方观念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权力腐败浮出水面。在各式的行政审批制度主导的活动中，如项目审批、物资调拨、土地使用、许可证的发放、指标的分配等方面，一些公职机构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设租”“寻租”获得高的收入，违法致富，腐败致富，不公致富，在短时间里积聚了巨额财富。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更易造成人的心理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破坏力也最大，将对社会稳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五）垄断致富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形成了一些靠政府庇护成为享有特权的行政垄断性质的经营性行业，比如，电信、电力、金融、邮政、铁路、民航等。这些行业中，高经济收益的取得是与行业具有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含有大量从非公平的竞争中取利的成分。他们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进行垄断经营获取垄断利润，其他市场主体及国民则要承担垄断后的福利损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这些数字表明了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的严重性。

三、对策与措施

（一）树立正确消费观，发挥富人财富的增殖效应

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10%的富人掌握着社会70%以上的财富，因此，首先要充分利用并发挥这部分财富的增殖效应。一是引导富裕阶层树立正确消费观，促进适度消费。二是倡导国外富人的财富观，营造捐赠光荣的社会氛围。捐赠一方面可以让富裕阶层用自己的边际效应近于零的财富给更需要的人带来幸福，更是弥合贫富差距的一种精神沟通。三是政府适当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富人投资创业。富人投资企业能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量，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实现富人财富的增殖效应和社会发展的双赢。

（二）加大对腐败和垄断的监管和治理力度

腐败和垄断造成机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将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缩小贫富差距，就要把腐败治住，把垄断部门解放出来，实现市场化。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二是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首先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严格成本开支范围；其次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三）建立民主、法治体制，整治非法收入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官员与其他个人和组织一样，同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要整治非法收入，必须要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体制。具体措施是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

（四）对利息税进行改革，由比例税率改为累进税率

1999年，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把居民存款赶到市场上来，我国决定征收利息税。而2003年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既然政策出台的背景已发生了转变，政策就应取消或调整。考虑到我国近年来经济形势的好转，人们收入的增多，利息税不应取消，而应对其加以改革和完善，由按比例税率征收改为按累进税率征收。因为随着教育、住房、医疗体制的改革，居民手中一部分用来消费的资金被迫用于储蓄，因此储蓄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利息所得也成为一种类似薪金的经常所得，应采取累进税率征收。这样，既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又和国情相一致，有利于调节贫富收入差距。

（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

我国弱势群体主要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包括就业困难弱势群体（如下岗失业职工）、医疗需救助弱势群体（城镇低保人员、农村特困户等）、身份性弱势群体（进城务工的本地农民和外地农民）等。针对弱势群体的不同情况，应采取不同措施：对社会成员中的老弱孤寡、体残多病等无法从事正常社会劳动的，政府应通过转移支付，使其在分配方面得到特殊照顾，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对下岗失业者，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优先提供给发展的机会，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对农民，政府应加大对他们的经营指导，避免出现“谷贱伤农”“菜贱伤农”等丰产不丰收现象的发生。

收入差距悬殊是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我们应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客观看待这一现象，采取加大对腐败和垄断的监管及治理力度、整治非法收入、发挥政府对弱势群体扶助的主导作用、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缩小贫富悬殊。只有这样，我国经济发展才能进入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也才能实现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作者单位：邢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