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四五英雄”?

2019-09-30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四五运动”有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因此造就了一大批响当当的摄影家,甚至可称为中国摄影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许多新的观念、新的形式、新的风格都诞生于此。

当时,很多报社的专业记者都不让去广场,只有个别大胆的人悄悄地去,所以当时的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照片,而这恰恰给了业余摄影者们一个施展的空间,不经意间,历史便造就了一大批纪实摄影家。由于天安门在北京,首都的摄影者就占据了天时地利,如果没有这些摄影发烧者,那中国的摄影史重要的一页,定会留下极其遗憾的空白。

这一批人非同寻常,其中有不少是中国高官的子女,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和优于常人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摄影事业上却非常地平民化,非常地投入。“四五名作”之一《力挽狂澜》的拍摄者,就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邓力群的女儿罗小韵。

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邓力群被冷落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这个时候他女儿罗小韵能够拿起相机去天安门拍照,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其实现实中的罗小韵,就是个吃了豹子胆的性格。如今,她还能清晰地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

历史的记录

那时我还在北京新兴袜厂当工人,正好清明节前的这一周是夜班,早晨6:15下班,20多分钟便到家了。吃完早饭,大约8点左右,揣上相机,骑上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便可以看到一队队人群抬着花圈往天安门走。我几乎一呆就是一天,傍晚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晚上10点又去上夜班。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当时年轻,不觉得累,一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人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看着那一队队送花圈的人,我的心就一次次地被这些情景所打动。我和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怀念,用行动对“”的倒行逆施发出我们的怒吼。

当时我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条件很差,有一台老式徕卡相机,只有一只标准镜头,用的是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上的制约,不可能拍很多片子,只能拣重点、有代表性的画面拍,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拍一点。

在广场拍了几天以后,发现没有制高点,人又很挤,很难拍到大场面。于是后几天我就换骑了一辆28型男式自行车,这样有合适的画面我就踩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拍照,果然很方便。4月4日上午11点,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带领群众高呼:“谁反对就打倒谁!”接着他又发表了演说,他在讲演中说:“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咱们爱总理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今天成千上万的工农兵群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周围的群众跟着他一起喊口号,有的用笔记录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录音的。当时我正在现场,根本来不及选角度,急忙站在自行车上按下了快门,一口气拍了十几张底片,其中这张《力挽狂澜》后来获“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

事隔几年,我终于和这位“演讲者”碰面了。他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演讲,被关了起来,“”平反后,他从监狱被放了出来。看到很多报刊刊登了《力挽狂澜》这张照片,他就四处打听作者是谁,几经周折,才和我联系上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红旗越剧团的一名专业演员,名叫李铁华。

1976年4月5日清晨,当我下了夜班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时,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有血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对于摄影者来说,这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将胶卷保留下来。在广场上拍照的十来天中,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跟踪,况且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去广场拍照,我的家人当时作为邓小平的“同党”正在挨批,家里是不安全的。于是我迅速地将胶卷冲洗出来,仔细地用几层塑料袋包好,连夜把这些胶卷转移到一个朋友处,嘱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胶卷一定要保存好,它们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画册的出版

1976年10月,“”倒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王安时和王樵裕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大家私下议论,如能出一本“四五”摄影集那该多好呀。

1977年11月下旬,画册的第一次碰头会召开,参加会的有王安时、吴鹏、高强、李晓斌、王志平、任世民和我。会上决定由自动化所筹钱出画册,把我们几个人从各自单位借调出来,专门组成画册编辑组。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是摄影爱好者,虽然当时“”没有平反,但我们几人所在单位都很支持这事。后来安政又加入进来,编辑组成员由7人组成。

编画册第一件事就是要征集照片。编画册的消息一传出去,很快我们就征集到几千张底片。当时这本画册还是地下出版物,因为“”没有平反,既无经费,更无报酬,但没有一个人计较这些,画册的编辑工作非常有序地进行着。我当时在编辑组负责征稿退稿,并和李晓斌负责制作黑白照片,吴鹏和高强制作彩色照片。当时编辑组7个成员每个人都拍有很多底片,加上征集来的,估计我们看到的有上万张底片。

所有底片都没有样片,这样制作黑白照片的工作量就很大。据李晓斌回忆,黑白放大相纸就用了40至50盒,所放照片约在2万至3万张。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我也于1978年2―3月间调到科学出版社任摄影记者,离开了编辑组。是吴鹏一直在编辑组坚持到了最后,排版打样,直到画册出版。1978年11月《人民的悼念》画册还在印刷厂打样,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得以平反。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0万册,销售一空。

力挽狂澜罗小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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