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者 设计接轨现实

有人说，设计师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他们将自己多样的设计理念切入到生活中，营造出适合各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设计不再是艺术、美学的代名词，在现代设计师的手中，他们成为人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工具。

设计正是在借实用性，更简单直接地促成了其使用人群的某种美学倾向和价值取向。但现实是，很多设计师选择了抛离原本设计的核心，即实用性的基础，而将艺术性摆于首位。因此，我们决定回归设计之初衷，寻找一群选择遵循设计核心价值的设计师。在实用性的基础上，他们用自己的再创造，捍卫了设计原本的面貌。

1 石汉瑞是香港的第一代平面设计师。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便在一片贫瘠的香港土地上种下了设计的种子。正是这样一个拥有中文名字、在香港生活了51年的奥地利裔美国人，引领了香港乃至亚洲数十年的设计风潮。

2012年12月7日下午，一位身着西装的老人出现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设计营商周的现场。这天晚上，他将在这里被香港设计中心授予“亚洲设计终身成就大奖”的荣誉。他个头不高，头发花白，精神却非常饱满，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丝毫不像是一位已经78岁的老人。几乎没有人发现，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开香港平面设计先河，有着“香港设计之父”之称的石汉瑞。

“在维也纳出生的人，谁能不被艺术氛围所熏陶呢？”四岁那年，石汉瑞在街头第一次邂逅了“设计”这个词：踩着脚踏三轮车在路边玩耍的他，突然被马路对面的一个花花绿绿的大招牌吸引住了—那是当地一个肥皂公司在户外搭建的广告海报。小男孩不顾家人的劝阻，骑着三轮车就直冲过马路，在招牌下歪头看了老半天。日后，石汉瑞回忆那个画面时说，“那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梦境”。

自那以后，石汉瑞就对平面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他开始学习绘画。“我懂得如何下笔画一幅油画，却始终无法理解油画当中的神韵，无法融入这种艺术。”大学毕业后，一位他十分敬重的老师看到了石汉瑞的设计天分，并询问他是否愿意跟着自己学习设计。“我当下的回答是—听上去不错，但设计到底是什么？”当时的石汉瑞对“设计”二字依然是一头雾水，却依然选择跟从老师，进入耶鲁的平面设计系就读研究生，同时也奠定了他从事平面设计的基础。这位老师，正是后来被石汉瑞誉为“灵魂导师”的国际设计大师Paul Rand。

“香港在哪里？是个怎样的城市？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香港’两个字是什么概念。”1961年，石汉瑞第一次来到香港。到达香港前，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在一片毫无设计概念的贫瘠土地上试图种出点果子，其困难可想而知，而石汉瑞决定孤身一人去奋战。“要说当时的香港有一点设计的元素，肯定要数电影院外满大街的手绘电影海报，确实非常漂亮。”然而，正处于经济崛起年代的香港，旅游业、服务业、通讯业、金融业及制造业都在蓬勃发展，而像手绘电影海报这样相对落后的广告宣传手段，根本无法满足商业的需求，无法跟随时代的脚步。在这样举步维艰的境况下，石汉瑞开始做起平面设计，一步一步成为后来人们口中的“香港平面设计第一人”。

“很多人认为，设计必须带有时尚性。但在我看来，设计和时尚无关。时尚可以基于你天马行空的想法，但设计不能。设计必须是针对于功能所提出的—就像你设计了一款看着非常漂亮的明信片，但你完全读不懂，那有什么用？好的设计一定是建立在辅助人们生活的功能性上。”如今，香港街头到处遍布着石汉瑞的设计作品—香港赛马会、汇丰银行、联合利华的标志，甚至到港人日常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钞票。迄今为止，他已经为香港设计了五套通用钱币。最早邀请他设计纸币的是汇丰银行。“八九十年代，我们所能看到的钱币都是古典的设计—纸币上的女人都穿着长裙，男的则戴着头盔。”石汉瑞不想重复这种风格，他要做的，是让港币变得“港”，变得独一无二。于是他在港币设计中的图样中，选取了最直观的香港汇丰银行建筑外观，同时还添加了石狮、龙等具有香港本土文化特色的元素—这正是他最喜欢干的事：将接地气的文化传统灌输到自己的设计中去。

在石汉瑞的钱包里，放着一套他为渣打银行设计的港币。五款钞票选取了金、绿、蓝、红、棕色，分别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由二十元到一千元的面额，分别按次序绘有鲤、鳌、麒麟、凤、龙的灵兽符号。什么能代表本土的文化？如何做才将文化传统和设计理念结合到一起？这是他在设计中最常思考的问题。设计这套灵兽港币之前，石汉瑞特地来到北京，逛了一趟故宫。这趟行程让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有了新的认识，而他一直以来希望在港币设计中彰显的中国元素形象也变得越发清晰。“即便两地的人们对各自社会的认知不一样，但对于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对祥瑞的憧憬却是相同的。”石汉瑞说，“认真看，这五种动物按照顺序，是从水底到陆地，再到天空，有步步高升的意思。”选取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灵兽，一是取其吉祥之意。再者，动物是拟人化的东西，却又没有鲜明的指代性，同时也能契合香港和内地市民的共同文化传统特征，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

虽然会给自己的设计赋予很多深层次的文化思考，但石汉瑞却不愿意在设计作品中打上自己鲜明的个人烙印。在他的眼里，自己是一个设计师，而不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创作，但是设计师如果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去做设计，在每件作品上盖上自己的印章，那就会变成个人化的事情。私人化的设计，会逐渐变成一种限制。设计师不应有固定的风格，否则会规范了设计。只是一味的重复自己，无法接受更新的理念，这在我看来是相当无趣的。”

“就像人的左右脑—左脑是诗歌，右脑是数字，也可以协调得很好。设计也是一样，可以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两者并不冲突。”但在石汉瑞眼中，实用性必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他当然有他的道理—包豪斯提倡的“形式追随功能”，是石汉瑞数十年来坚持的信念。“不是说艺术性不重要，但无需过度强调。设计永远是在实用性的基础上去做艺术化的修饰。”说话间，他端起咖啡轻轻抿了一口，然后掏出口袋中的手机，饶有兴致的展示给大伙儿看—居然还是当年最旧的款式。“小、方便、实用，所以我一直用了好多年。设计也是一样，目的是为了制造一种对人们来说更为便利的生活。”

2 他热衷于一切美好的事物—美食、美酒、音乐，还有设计。灯光师、音乐人、设计师，Johannes Trope在玩乐之中把这些身份都做到了极致。人们称他为“天才”，但这位只接受过三年正式教育的设计师并不认同，“我不是天才，我只是比别人更加努力。”

“快把香槟拿出来！”在动感的音乐声中，Johannes Trope登场。香港设计营商周邀请来的讲者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大红人，也是唯一在论坛上朝台下观众手舞足蹈的设计师。在主持人介绍这位丹麦籍的国宝级设计师时，用的可是“摇滚明星”的头衔。是的，在设计师的身份之外，他还是一个国际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Johannes Torpe成长于丹麦的一个嬉皮士公社。父亲从事音乐，母亲是个画家。他的童年游走在哥本哈根附近的乡村田园间。无拘无束的嬉皮士公社周围散发的自由空气，给了他一个天马行空的大脑。“当年父亲凭着一把吉他遇到了我妈妈、我弟弟的妈妈，以及我妹妹的妈妈。”他调侃道，“所以我也决定选择一样乐器作为泡妞的武器—打鼓。但是，后来我发现，每当我把鼓架架好，姑娘们都已经走得不见人影了。”

他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组建了一个电子乐队，每个月都在哥本哈根举办音乐会，通常持续五个小时连续表演，甚至尝试过连续表演七个小时。14岁那年，他开始了自己的首次欧洲巡演。更让他骄傲的是，他制作的音乐曾两度获得有着丹麦格莱美之称的BMI音乐大奖。到目前为止，他制作的专辑已经在全球发行超过了75万张。

对设计的痴迷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他的第一次设计经历正是从他的音乐创作中延伸而来。12岁那年，他来到哥本哈根，筹备和弟弟的演唱会。为了创造更棒的舞台效果，他开始自己设计表演舞台的照明灯光，当年就在丹麦以“神童”之称声名大噪。“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过多考虑，凭着直觉就一头栽进了设计和音乐之中，最大的烦恼就是我该如何利用我的时间。”

如今，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Johannes Torpe开始思考如何合理利用时间了。目前，他在北京、丹麦、意大利以及纽约都开设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同事们都叫他“空中飞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他还一度跟人调侃说自己就住在飞机上。“我的设计生意非常繁忙。”谈及自己的事业，Johannes Torpe用了“生意”这个字眼。对这个跨领域的创作天才来说，设计不仅仅是创作。“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设计赋予品牌标识形象，而品牌通过设计能够得到整体感官的提升，塑造品牌身份象征，从而得到更持续性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品牌空间’的概念。就像哥本哈根的AGNES CUPCAKE，我们将设计深入到品牌形象的方方面面。从店内外的装饰到餐具到包装到菜单再到蛋糕的外观和味道。要知道，一个设计师参与的环节越多，这个产品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Johannes Torpe懂得的为数极少的中文里，“关系”是他说话间出现的最频繁的一个词汇。他知道和中国人谈生意要在饭局上，而且还要喝白酒。“中国人非常地注重‘关系’，人际交往间的关系。在中国，‘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内心深处的交流与沟通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机械式、程序化的交流方式。”这也正是Johannes所欣赏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他将工作室带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系”—这正是Johannes Torpe和俏江南集团合作的原因。在看过一本介绍餐厅设计的书后，汪小菲一眼就爱上了Johannes Torpe的设计。在和汪小菲、张兰见面后，Johannes Torpe决定接下俏江南餐厅的设计，成为继Philip Starks之后与俏江南集团合作的第二位国际设计师。“如果他们不是很好的人，当时我可能会转身就离开。所幸聊天后，我发现他们俩都是很好的人。”Johannes Torpe建立“关系”的基础，是对方的真诚。在他遍布世界各地的设计室里，聚集了来自19个国家的优秀设计师，但是把这些人招聘进来的时候，他从未仔细看过他们的简历。“我只寻找那些没有戴面具的人。”他说。

“以前我的团队卖的是我的设计，现在他们卖的是我。作为一个鲜活的、能动的、有生命的产品存在，也是很有趣的。”Johannes Torpe是设计界少有的既懂得包装、同时也在坚守设计本职功能的设计师。“但我并不希望自己的设计有Johannes Torpe的标记。”在他看来，这种明星效应是无意义的。“比起设计一个专属于Johannes Torpe的艺术品，我更愿意去设计一个能让大众满意、而且有能力去生产和购买、并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产品。”

Johannes Torpe希望别人将其看成是设计界的“威利·旺卡”—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威利·旺卡拥有一个神奇的巧克力工厂，而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超乎想象的惊喜和从未泯灭的童心。“有一颗随时能够自由玩乐的心，就是我的灵感源泉。”

3 如果说热衷于在玩乐中设计的Johannes Trope是设计界的特例，那么Richard Sapper就是设计师中的另一个极端：哲学家的思辨和科学家的理性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他的设计则不可避免地渗透出独属于德国人骨子里头的严谨、执着、实事求是。

Richard Sapper的设计室在米兰中部，去到工作室的途中要搭坐一部上百年历史的电梯，电梯已经开始咯咯作响了，周围镶嵌了古老的黑木。每当有访客到来，陈旧的齿轮和皮带就会缓缓地把人送到四楼—那里是Richard Sapper办公的地方。和他古旧的设计室一样，Richard Sapper已经在设计的阵地坚守了六十年。在这六十年里，他无数次被设计界邀请，向年轻人传授设计之道。

当出现在香港营商周讲坛的舞台上，面对演讲台上供嘉宾操作展示幻灯片的电脑，这位曾经设计过多款计算机的设计师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但这丝毫没有成为他的负担。他依然气定神闲，骄傲的向人们讲述着他手下诞生的一个个“宝物”。事实上，即便已是八十岁的高龄，这个业界公认的设计先锋并没有停步在过去，时至今日，他还在继续设计。

生于德国慕尼黑的Richard Sapper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哲学。但他很快发现，哲学家的身份并不适合自己。“当我决定要成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样的天分。但我知道自己喜欢设计，而且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大学时对哲学的钻研，也让他有了勤于思辨的头脑。“哲学让我懂得了我该如何去思考。这是最重要的。当我设计时，所有想法都在我的脑子里打转—这是一个设计师必须具备的能力。”

毕业后，Richard Sapper以其过人的天分，被奔驰的设计部选中。从此，他的设计之门赫然打开—从汽车船只，到牙刷手表，再到台灯家具……他的设计作品不仅仅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更以独特的艺术价值被博物馆列为永久收藏品。“Richard Sapper是少有的可以在每家每户都能看到他的作品的设计大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如是说。

“艺术价值和市场反应有时候是冲突的。市场固然重要，但我的设计不是为了迎合大众，而是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2005年，Richard Sapper设计的一款工作台灯（Halley）拿到了设计大奖，但是因为这盏灯的成本很高，销售情况不理想。对此，Richard Sapper并不在乎。他沉浸在自己的设计世界里，而市场则只是他的实验室。“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标准，去做出我认为好的设计。我并没有想去影响大众，也没有想过让他们去接受我的对错判断。” 作为一个设计师，Richard Sapper说自己的影响是有限的。“大众在没见到一个具体的物品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只有在看到一个优秀的设计的瞬间，他们才会顿悟，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一个设计师是要去创造，而不是跟随。”

那么，究竟什么是好的设计？Richard Sapper 认为设计的好坏是无法区分的，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人们无法定出衡量一张画的标准。一张好的画作和一张坏的画作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无解的。在我看来，好的设计就是你自己喜欢的设计。”

而当被问及设计过的最复杂的作品时，Richard Sapper却笑说是一个勺子。“千万别小看一个勺子的设计，这是一桩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复杂的工作。”也许是因为曾经学习过哲学、解剖学、工程学、经济学以及平面设计等诸多不同领域的学科，Richard Sapper总是不忘在通过设计引领科技创新的同时，唤醒人们对于产品人性化的诉求。“你当然可以把一个勺子设计得很简单。但我设计的时候，考虑的是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如何能让使用者感觉到舒适—你握着勺子，它能贴合你的手感；你将食物送入嘴里，它能贴合你的触感。这不是简单的‘质感’两个字可以概括的。这种人性化的设计，才是真正能触动你的东西。”

4 罗伟基应该是最标准的设计师成功典范。他几乎没有走过弯路，从小便认清了自己的方向，从此朝着梦想一步步迈进。今天，他已经是华人世界里最为重要的汽车设计师。

在香港设计营商周的颁奖晚宴上，汽车设计师罗伟基成了大众的焦点。除了同行，许多政商界名人也来到他的身边，向这位被冠以“世界杰出华人设计师大奖”头衔的设计师举杯致敬。温文儒雅的他一次次的从椅子上起身，微笑着向来人举起香槟。华人世界中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档车设计师屈指可数，而罗伟基已经在这个行业里耕耘了三十年。

香港长大的罗伟基从小便迷上了汽车。“当时的香港就是个汽车的天堂。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子在马路上奔流不息。”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下，小小年纪的罗伟基终日在汽车杂志中寻找乐趣。中学的时候，罗伟基就曾在作文中写到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汽车设计师。“那时候，我其实并不知道汽车设计是什么。但却对自己的这个梦想非常坚定。”和其他喜欢汽车的孩子一样，罗伟基经常动手做汽车模型。但不同的是，他做模型，不仅仅是拼凑出汽车原本的样子，还会在模型中加入自己的创意，让车子变得与众不同。

罗伟基非常清楚，汽车设计将是他的事业，是他的整个未来—哪怕当时中国并没有汽车工业。在香港理工大学完成工业设计课程后，他远赴英国攻读汽车设计硕士课程。他的天赋很快被许多国外汽车品牌所肯定。毕业后，他在德国、日本、法国等地工作，担任莲花、奥迪、奔驰、萨博等汽车品牌的设计师，如今，他已经是雷诺品牌的汽车外观设计副总裁。

和其他设计不同，汽车设计除了基于功能之外，还会受到许多技术上的限制。“汽车是机械，不像其他设计品般独立，因此不能将设计功劳归于一人。”在罗伟基的眼中，设计不只是提出创意和概念，而需要更为复杂的思考和运作，包括和不同团队的合作和沟通，才能让整个设计获得成功。

“汽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摆设，设计师必须明白所有运作。”作为汽车外观设计师，罗伟基甚至必须考虑汽车里头用的材料对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汽车工业带来的污染是近些年环境恶化的因素之一，因此在设计新车概念的时候，设计师也必须把环保的考虑放在首位。

设计结合生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汽车的设计并不是单纯的打造一个概念，而是要配合人们的生活习惯来综合考虑。”现代人对于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汽车不再仅仅是交通出行的工具，而是一种生活品位的象征。因此，罗伟基会在设计的过程中，考虑人们对色彩、机械以及生活方面的不同需求，打造出各种适合不同人群的汽车。

几年前，罗伟基曾经在通用担任过前景设计师，这是一项和汽车外观设计截然不同的工作。“你要先考虑五年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届时的汽车工业又进展到怎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则要做更长远的规划，考虑十五年后会有什么新的技术出现，为了配合当时的技术发展，汽车工业应该做出怎样的改进。”简单说来，这项工作就是预测并设计规划汽车的未来—也就是人类的未来。“要在设计中保持先进地位，就必须引领潮流，而不是跟随潮流。”罗伟基说。

罗伟基相信，设计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生活，即使设计师一开始并没有抱着这样的初衷。汽车工业发展到这一步，改变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习惯，但这依然不够。

“现代人买车，买的是外形、动力、空间、功能，却忽视了环保。”作为一位汽车设计师，罗伟基坦承自己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人们的固有思维，但他将对未来节能的概念放进新车的设计中，就是希望通过设计来改变人们的想法。“我相信，高科技和人性化的结合，才是汽车设计最理想的状态。一个微小的设计，也许就能改变人们的传统固有想法。这就是设计师所能拥有的力量。”

因为设计车，罗伟基走过了很多地方。他在日本住了7年，在欧洲住了15年。在多个国家生活的经历，让他接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和风俗的熏陶。罗伟基曾在专栏文章中写道：“在美妙的车和它们有趣的主人中间，享受着同样美妙的香槟，我问自己：世上还有更好的工作吗？”

5 香港中生代的设计师中，“李永铨”是一个不可不提及的名字。他的作品总是充满着千奇百怪的大胆尝试和黑色幽默。在李永铨手中，设计仿佛变成一种没有任何界限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尝试，没什么不可以。

复古的黑色圆框眼镜仿佛是香港大牌设计师的标准配备—陈幼坚、又一山人，还有李永铨。李永铨的身份实在太多—他曾经是个电影人，做过美术指导，还做过副导演；他曾经是个媒体人，创办过电台Radiodada.hk；他曾经是个专栏作家，访问过坂本龙一。他还玩了将近20年的赛车。现在，他定下心来，成为香港最为抢手的设计师，拿下五百多项设计大奖。

李永铨从小就非常喜欢文字和艺术，但一开始，他并不知道什么工作适合自己。于是，他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把自己感兴趣的工作都做了一轮。“做电影很有趣，但是实在涉及太多环节，要负的责任太多。找投资、找剧本、找导演、找演员，各种环节里都藏着老鼠屎，你永远无法猜测，哪颗老鼠屎会突然掉下来，毁掉你的整一锅汤。即便你有一个足够好的想法，实现起来都是非常困难的。”时至今日，李永铨仍然特别佩服那些出品了好电影的人。“要让所有东西都按照正轨走，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过程。”

后来，李永铨又花了半年时间，专门去日本写杂志专栏。但他很快发现，当文字从兴趣变成职业，它就会让人变得孤独。对自己这样性格外向的人来说，私人化的写作也不再好玩。在他看来，“食”其实并不是最终目的，他需要的是一份和自己的性格契合的工作。最后他选择回到设计这个领域。“设计不但没有那么多的限制，还可以实现自己个人的创意和理念，同时能和团队一起合作，非常热闹。”

李永铨非常和善，无论何时总是一副热情饱满的样子，思考的时候喜欢皱眉，说话的时候喜欢做出夸张的手势，看上去就有一股黑色幽默的劲。“黑色幽默”，这个词贯穿了他三十年来的设计之路。他为香港老品牌的糖水铺满记甜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品牌代言人“甜品怪兽”，又为传统女性内衣品牌bla bla bra创造出一个活力而残酷的“内衣城市”。

在很多人眼中，商业是一件严肃的事，而李永铨的做法，更像是在玩。对此，他不以为然。“谁说幽默就是玩？我的幽默是非常严肃的。谁说商业不能和黑色幽默挂钩？我就幽默给你看。”李永铨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黑色幽默来颠覆、挑战传统观念中人们认定的东西。而在他看来，比颠覆更重要的，是黑色幽默中所包含的正能量。“现今社会，来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都很大，每个人活得就像是机器，不懂得放松。”李永铨笃信，现代人需要休息一下。“所以我在人们每天都要接触到的商品中添加了一点黑色幽默的调味料，希望人们在发现它们的时候能放松的会心一笑。”

在香港，李永铨还有一个“品牌医生”的封号。他最擅长的，是将老品牌重新包装打造，赋予它们新生的可能。满记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老品牌糖水店在李永铨的手下被重新设计后，两年内即开了12家连锁店，生意额更增长了600%。“星巴克的咖啡就一定比别的咖啡店里的好吗？当然不是。但为什么许多人都认定它，这就是品牌的功劳。买电脑到苹果，买汉堡到麦当劳，这都是源于人们对品牌的认可度。品牌二字，不仅仅具有商业范畴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当地文化、历史传统的见证和象征。就像科技是德国的标志，时尚是意大利的标志—每个城市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更应该有可以代表自己的品牌。”

李永铨做过一次统计，在超过200年的老品牌中，日本有3100家，中国却只有可怜的5家。“这样的数目对比，是非常可悲的。这说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面临破产的境地。之所以要将老品牌翻新，是为了保护我们仅存的文化线索。”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品牌找到李永铨为他们诊断、对症下药。如今，对旧品牌的重新打造已经成为李永铨的一份责任。“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桩生意那么简单。有一种使命感在催促着我。这让我在从事商业设计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意义。”

比起设计师，李永铨更愿意称自己为“设计人”。他很清楚，他的设计基础，“是要做和别人不同的东西，但不是光为了特立独行，而是必须设计出有用的东西。”他坚信，人类在社会进程中不断改变、进化，是许多社会角色推动的结果。而设计师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推手。“设计人本身最大的责任，是要给人们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

如今，李永铨把很多空余的时间放在读书上。历史、文学类书籍，是他最钟爱的读物。“就像很多人闲暇时候喜欢打保龄球、打高尔夫一样，我则是希望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这样的生活让李永铨觉得自由快乐。在他眼里，设计不是一项工作，而是一种享受。“一个好的设计师，必须永远保持对外部事物的敏感度。即便是到今天，我看到一只蚂蚁，还能联想到半个世界的事情。时间并没有让我丧失掉这种对事物的敏感，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