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当代信息技术的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时间:2022-09-30 04:33:17

分析当代信息技术的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当代信息技术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征,无疑也包括社会的政治特征,由此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极大地丰富作为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的内容。

一、信息技术的政治功能

信息技术无疑是影响当代社会最全面最深刻的技术,它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诸多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信息政治”、“网络政治”等等现象,甚至走向“政治信息主义”:将当代信息技术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提高到决定性的地位,使得信息工具成为政治生活方式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以至于信息技术可以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和选择。

这种视角扩展到一般的层面,就是关于媒介技术的政治功能的理论,其中以传媒理论家英尼斯的理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传播系统在实践和空间上的结构(或“偏向”)关系构成了社会机构的基础。他将传播和社会控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空间束缚型(space-binding)媒介,如印刷品和电,它们与跨地域的扩张和控制联系在一起,擅长建立商业主义、帝国,最终发展成为技术专家治国论。另一种是时间束缚型媒介,如手稿、人的讲话,这些媒介相对偏爱关系亲近的团体、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传统的权威。他认为新电力技术强化了帝国的权力,现代媒介产生了控制巨大空间和庞大人口的潜在力量,媒介技术强国通过传播工业的对外扩张,导致了一个更为极致的文化帝国主义形态。因此,电子媒介的用意并不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而是扩大社会组织的规模,由此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与政治领域集权化和帝国主义的可能性;电子通讯还可能极度扩大现代人的空间偏向,乃至通过电子程度最高的先进文化实现对外层空间的殖民化和政治统治。

另一位着名的传媒思想家麦克卢汉以广播和电视的不同来分析它们所造就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模式的不同。广播造成的政治模式是可听不可问,而电视则使西方世界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风格的国家领导人。这样的领袖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部落酋长。卡斯特罗就是这种新型部落酋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依靠大众参与的电视对话和反馈来统治国家,用电视镜头来管理国家。他给古巴人民直接和亲密卷入集体决策过程的经验。他灵巧地把政治教育、宣传和父辈般的指引结合起来。这是其他国家的部落酋长要学习的模式。新型的媒介风云人物要把受众像衣服一样地穿在身上——在本来的意义和引申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就像他穿自己的衣服一样。这样他就成了团体的部落形象。

信息技术能够对政治造成影响,无疑是技术与政治的一般关系所必然体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它表明信息技术的状况极大地影响着政治的运行乃至社会的全部状况,或者说信息(传播与处理)方式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它还表明成功的政治家通常具有善于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赢得公众的政治支持的能力,并且还要善于根据信息技术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政治管理方式,这样,信息技术的变迁通常会带来政治图景的变迁。

二、当代信息技术与政治

世界的新图景

在当今的信息技术时代,“电视也好,广播也好,书籍也好——过去的媒介没有一个能够像因特网一样提供类似的一揽子机会和冲击力。由于因特网上的地球村本来就是一种治国机制,所以“信息的撒播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即网络时代对政府的权力集中构成强大的挑战,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当代信息技术正在给我们的政治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

具体来说,信息技术所造成的主要的“决定性”的政治变化,一是新的阶级的形成,二是新的自由和平等、民主的前景,三是国际政治的新格局,四是政治管理模式的改变。

阶级问题历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虽然阶级由经济问题产生,但集中表现在政治对抗上。社会中阶级的属性及其对抗形式的变化,乃是政治内容的一大变化。政治信息主义者们通常在这个问题上持有明确的主张,那就是阶级结构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根本性变化:如果说第二次浪潮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三次浪潮正在产生一个“知识阶级”,它的基础是认识事物,工作时用脑而不是用肌肉。“这个知识阶级拥有系统的信息、想象力,还有生产所必需的其他文化素质。他们拥有生产更多信息的手段;拥有可以说是基本原材料的东西,换句话说,一整套的脑力工具。因此,它是以大大胜过无产阶级的实力而走上谈判桌的。”由此也导致了旧的阶级的功能以及阶级斗争和对抗的消失:“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赋予工人阶级以很大希望,对于某些人而言,工人阶级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因为媒介而变得毫无政治价值,……工人阶级已变成一群毫无生气的凡夫俗子,普遍受到媒介和通俗文化的操纵。”“当我们与无产阶级道别时,我们也就必须合上有关一个整个政治时期的书,有关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书。”

自由、民主和平等通常被视为政治现象中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在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与计算机的影响下,似乎也在发生着质的改变。一是认为计算机必然造就民主,这就是罗斯扎克所归结的:“信息时代里流传着一个神话,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将带来民主的复兴”。二是由网络所决定的平等和自由将获得极大的发展。网络环境中所有的网民都可以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完全的或部分的匿名也使得言论可以更加自由,“网络环境的信息传播无阻碍状态激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打破层级界限,追求有效和直接的点对点交往。把互联网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王国,在互联网上人们通过互动可以自由地交流”,于是网络使人们获得政治信息与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更加便捷。“网上论坛”、“网上议会”、“网上法庭”、“网上政府”的出现促进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和民主要求,而不再满足于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表达意愿并行使权力的方式,而是要求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出现了代议制民主、问接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演变的新动向。由此也导致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为信息技术的推广和网络世界的出现会推动民主化进程,出现更加自由、平等和全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社会,“网络民主”由此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电子信息技术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幅十分美好的政治生活图景。

在国际政治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之间“信息实力”的较量日趋激烈,几乎所有国家都尽自己的力量来抢夺以信息为依托的权力和财富,并以此来维护由信息技术延伸而来的国家、国家地位,以保持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潜力。尼葛洛庞蒂预言:明天的国境线将不得不与千百万条电子通道以及通过它们传播信息的千百 万种方式进行竞争,而不再仅仅是由河流、海洋甚至石墙来分隔。基于电子网络技术的国际政治争夺,还导致所谓“网络外交”的出现,它改变了我们对国家的认识,这也就是波斯特所说的:“从某些方面看,因特网从根本上瓦解了民主一国家的区域性: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边界变得无效。或者至少是由于全球性的网络所衍生的信息边界问题对传统的地理边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围绕“制信息权”——息、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安全人才、信息规则——的竞争与争夺也越趋激烈,从而使信息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新重心。

在政治管理的模式上,仅从现代媒介的发展看,不同的信息技术造就了不同的政治模式,如广播造成的政治模式是“可听不可问”,不能记录任何相左意见和反对声音,听广播的人就像家中匍匐在父亲脚下的孩子,造成了“举国一家的政治格局”;广播时代也造就了20世纪最强大的四位政治领导人: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和罗斯福。所以麦克卢汉说:“倘若电视出现在电台之前,希特勒这样的人是不会出现的。”而电视时代造就了肯尼迪,“肯尼迪在许多方面是第一位上电视最成功的总统,他继承了罗斯福广播讲话的驱力和热情。当然,不足之处在于,“广播电视只造就领袖和明星,而不是普通的大众成员”。某种意义上,电视政治就更是一种“精英政治”,相比之下,网络政治更容易被视为一种“大众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也在化约为一种媒体效果,“不管谁是政治演员,或他们的取向如何,都通过与利用媒体而存在于权力游戏之中,位于日渐多样化的整个媒体系统里,包括电脑中介的沟通网络。政治必须架构在以电子为基础的媒体语言上,这个事实对政治过程、政治行动者与政治制度的特性、组织和目标都有深刻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就走向了媒介决定政治的格局,进入到所谓“媒体一政治”的时代:政治角色无论作出重大或微小的决定,都不能不把新闻的因素考虑进去,都首先需要媒体理解、接受并且愿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老百姓宣传。

信息技术对于政治的如此重要的影响,被加以“理论自觉”后,就形成了政治上的“媒体决定论”,抑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决定论,也可称之为技术意义上的政治信息主义,它是一般的信息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在当代政治活动中的体现,其延伸还产生出“信息霸权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等派生现象,形成技术政治学与信息技术哲学交集地带的新问题。

三、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信息技术影响和改变了政治,同时提出了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政治哲学问题:

第一,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决定性?信息及其技术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政治,但问题是,这种影响是否是决定性的影响?还有是否只是单一效果的影响?尤其是可否认为:信息技术越发达。出现民主的可能性也越大?当一些人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促使决策走向科学化、智能化、民主化,以及认为信息的社会化将促使权力分散化,从而对专制政治产生影响和挑战时,可能隐含的问题就是:信息技术是否能将人类自动带向民主政治或更合理的社会?也就是,信息技术在技术形态上的提升,是否必然导致政治形态上的提升?当然,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并不能说明复杂的社会现象,信息技术也并不具有这样的决定性或必然性。或许可以认为,它是我们可以追求更民主的政治的技术手段、物质基础之一。如网络可以加速信息传播的速度、吸引公众参与政治活动、进行公共问题的讨论与协商等等。因此,推进政治文明的建设从总体上需要信息技术这种更高级的文明工具,但也不能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会按技术决定论的逻辑自然而然地为我们解决全部政治问题,政治信息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叠加并不能构成万能的政治工具,“先进信息技术=政治民主”的简单公式是难以成立的,这在后面的分析中将进一步展开。

第二,这种影响是否只具有单向性?技术乐观主义者虽然为信息技术的政治效应大唱赞歌,但显然这种政治效应不只是积极的、正面的,而是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双重效应,从而也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例如它既为消减政治不公平提供有利条件,也有可能加剧这种不公;又如它在促进分散化(非集权化)的同时,也史无前例地加强了集权化,通过媒体和信息霸权反而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控制。如今还被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是,数字鸿沟制造和加剧信息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与对民主政治和平等的愿望背道而驰。数字鸿沟表现为信息排斥,而信息排斥反映的是社会排斥,是政治的不平等,由少数信息富人来主导社会的政治进程。所以,持另一种眼光的学者更多地看到的是:信息革命的推进、网络世界的渗透和媒体文化的普及,不但没有扩大公共参与和普遍协同,反而出现了普遍的公共领域非政治化,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和非群体化,甚至在许多方面在某些群体中出现了追求替代性社会授权(认同)的各种倾向。于是它所导向的并非更广泛的民主化,而是走向互联网所代表的信息独裁;世界并未实现平等、公平和民主,而是在新的资源平台和新的格局中的新的争斗和不公。可见对于普通民众,信息技术意味着剥夺和边缘化,最终走向异化和非政治化。显然,这个悖论宣告了信息革命会带来普遍民主和参与美梦的破灭。

第三,如果信息技术具有双重的政治效应,那么其主导方面是什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即使网络技术对于民主的进步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但也不能将民主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于网络和计算机。英国学者戴维·冈特利特认为:“从创造一个更民主的社会来说,政治活动不仅仅意味着信息和观点的交换,也不仅仅是组织那些积极分子。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建造一个更民主、更多人参与的社会而言,网络的作用看来并不是很大。”当然,也有“利大于弊”的主张,如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就认为:“从民主的立场来看,因特网是利大于弊。在大多数方面,情况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怀旧和悲观确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提出这一点却是有意义的,即在考虑新的传播技术时,我们应保持应有的民主观念”。

第四,这种影晴是否对所有群体具有一视同仁性?对信息技术的政治效应显然不能只做“乌托邦”的分析,例如:网络对话真的具有先天的平等性?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发展使信息的传输成本大大降低,使每个公民都有能力平等地获取政治信息——但是握有政治信息的一方是否愿意毫无保留地向网上信息?如果 没有其他机制保证,即使有信息通路也不一定有信息!可见媒介的政治功能并非一视同仁地被赋予所有社会成员,想通过网络的普及来实现政治民主只是弱势群体一相情愿的想法:他们既不能从技术上建构网络,也不能从内容上决定网络传播什么政治信息,这和过去有了报纸、电视后的情形是一样的。可见无论什么媒介,“媒介本身还受到主要的社会体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介入。……媒介潜在的民主化进展,按其实现的方式而言,完全可以逆转。……并不存在任何能够确保媒介特定政治方向的自动保证”。仅仅想通过媒介的自然发展来实现政治变迁的想法,无疑是技术决定论向政治学领域的不切实际的蔓延。所以网络影响政治的意义,并不比其他媒介影响政治的意义大多少,一切还要取决于现实中不同政治群体的实力。或者说,它既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愿意与其他社会成员“分享”政治信息,也取决于其他社会成员是否强大到可以使统治者不得不与他们分享政治信息——尤其是那些影响政治决策的关键信息。因此,与其说网络具有先天的民主功能,不如说具有先天的为现存政治服务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所强化的政治特征,也是现实政治所具有的特征。

第五,这种影响是否导致新的政治阶级和统治形式:专家治国?前面提到,一些人认为当代信息技术造就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作为占主导地位的职业集团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和模式中具有极重的分量,以至于提高了技术专家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地位,甚至走向计算机和网络“杰出人物统治”(或“能人统治”)的政治模式,这一点还被布热津斯基加以了具体的描绘,明确地把电子技术专家当做信息时代政治统治和权力的主体。当然这种观点一提出就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例如贝尔认为“这些信息技术专家也不可能联合成为一个新的政治阶级,最终掌握权力的不是科技治国论者,而是政治家。“虽然阶级制度的重心可能转移,但是,作为利 益调节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而知识、信息、技术等等“可以成为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一,但还没有迹象表明,它们能成为取代财产状况而决定统治阶级的主要因素”。

第六,由此还关联到一个更广义的政治哲学问题:信息技术所造就的信息政治,是否造就了政治的彻底“转型”?一种说法认为:“从现实性政治学转换到虚拟性政治学的研究,这将是我们时代政治学所发生的最为巨大的历史性转换。”那么,其对应的政治本身是否也发生了这种“巨大的历史性转换”?“电子政治”(e-politics)是否将取代真实的政治?或从暴力政治完全转型到了知识权力?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转型具有进步意义,因为暴力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权力,而知识则可以表现为一种劝诱性的权力;暴力与财富是具有排他性的,通常与普通人无关,专属于权贵阶层,而知识是具有平民性的,“知识是权力的最民主的源泉。而从另一方面看,由知识提供的权力可以完全脱离暴力吗?两者之间是否仍然具有“虚实”的关系,而且前者要以后者为基础?即使一个个体仅靠知识就可以获得权力,那么整个社会呢?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所谓“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了,从而也就涉及到政治权力与活动中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了。还有,当政治的参与者们在网上成为一种借技术而存在的身份景观时,当其具有了脱离生物的、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而自由飘荡的“能力”时,其从事的“政治”活动在属性和效果上发生了什么形式上或实质性的变化?政治真的从此变为一种主要是网上的信息游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七。这种影响是否能真正地解决了政治问题?从政治的意义上看,工具性变革能否导致目的性变革?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技术民主信仰,认为信息革命是解决从污染到疾病再到世界饥馑和种族冲突这些主要社会问题的有效工具,甚至是一剂万应灵药。批判的意见认为,这显然是一种幻想,因为信息革命是一柄双刃剑,“决定其后果和前途的是社会决策,首先是社会的政治决策。因而,摆在全世界领导人和广大民众面前的任务和挑战,就是确定最现实的目标和选择最合适的应用发展战略。不仅如此,还要特别看到,网络之类的信息技术不仅没有解决旧问题,而且还增加了新问题,如互联网中的政治运作有可能加深已有的政治偏见;在网络中展开的尔虞我诈并不比现实世界中少,“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在政治上的差别并不比现实中的经济上的贫富差别小。所以,在一些学者那里,信息技术的政治意义甚至被界定为是“反人民”的,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批计算机专家就认为,“计算机基本上是用来反对人民而不是去帮助人民,它被用来控制人民而不是去解放人民。改变这一切的时机已经来临——我们需要……人民的伙伴计算机。这或者至少表明,网络并不能自然地成为达到理想政治的理想工具。

第八,信息富人和政治强人的因果关系是什么?通常认为信息富人拥有并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能够熟练运用信息工具,在信息时代这意味着他将会拥有更多的权力。这样的看法隐含的逻辑关系是:因为是信息富人,所以可以自然成为政治强人,由此构成一种标准的政治信息主义的解释。但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因为是政治强人(或强势集团),所以成为了信息富人,其因果关系和政治信息主义的解释正好相反,倒构成了“信息一政治主义”,即信息权和信息优势来自于政治地位,而不是相反。其理由很简单:信息权或信息优势只能是基于某种社会原因进行信息分配后的结果,而不是先在于这些社会原因的一种自然存在状态,至多可以在这种分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反馈性地影响先前的原因,于是形成了一个或一群人的信息状况对于其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影响,当只看到后面的因果链条时,就走向了一种“无根”的政治信息主义。这样的分析也适合对国际政治格局的信息主义解释,即信息强国与政治经济强国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须要从起点上去看,即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势先行决定了其信息优势,然后才反馈性地加强了其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势。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势,很难拥有先进的信息技术、制定国际信息交流标准的权力以及掌控跨国信息网络绝大部分信息内容的能力,如此等等。因此,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这种信息权力和优势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由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因此,政治信息主义在分析政治现象时,无疑只是一种有限的相对有效的视角,而不能无限加以夸大。

第九,信息技术在产生政治影响的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例如,有理论认为基因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参与感甚至政治态度,那么最后是否会发展出一门基因技术去改变人的政治参与感乃至政治态度甚至政治立场?推而广之,信息技术手段能否用于“造就”更多的向往公正社会的人?可不可以这样“搞政治”?政治可不可以变成这样一种信息技术操作活动?此时我们不禁会问:这样的信息技术如果作为政治信息主义的工具,是否违背了政治的本性?当信息政治走向这样的信息技术政治时,是不是政治的终结?或是技术对政治的取代?使政治问题就变成了技术问题?这或许既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也是技术哲学、技术政治学和信息哲学以及信息政治学(如果信息政治学成立的话)的问题,从而须要产生出一门“信息技术政治学”来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并寻求给予信息技术以合理的政治哲学定位,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是否前置性地负载政治意图和价值,或者其政治效应只是在使用过程中被“后置”上去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又与技术价值论相对接,更具体地说与本文所讲的信息技术的价值问题相对接。

总之,信息技术不仅可以纳入哲学分析的视阈从而形成“信息技术哲学”,而且也可以纳入政治哲学分析的视阈从而形成“信息技术政治哲学”,它将使技术哲学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信息技术的平台上实现对接,并共同走向具体化、“微观化”和共同“当代化”。当然,上面所提出的问题仅仅是其中的沧海一粟,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还有待更多同仁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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