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蛙》主题思想处理的限度

[摘 要] 《蛙》在处理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关系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围城”中，对“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的现实性和广泛性意义有所削弱。同时，《蛙》反映的是一种虽痛彻但不无迷惘的主体反思意识，并没有寻找到走出思维“怪圈”的出路。《蛙》虽然直面了历史和自我，但并没有超越，其在主题思想的处理上仍有限度。

[关键词] 《蛙》；主题思想；限度

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蛙》自2009 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的重点大致放在作品的主题、叙事和创作角度等方面。其中关于《蛙》主题思想处理的研讨，着重于“作者如何巧妙地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思考融入到宏大叙事之中，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当代中国，实现和世界的可能性对话。”[1]对此，本文提出两点质疑：《蛙》的主题是设置在“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下，还是陷入了时空“围城”？《蛙》是展现了生命层次的主体意识还是徘徊在无出路的思维“怪圈”中？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探析。

一

从文本看，莫言在处理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关系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围城”里。

在时间维度上，主人公“姑姑”的人生经历是《蛙》叙事的主线。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在多重时代和角色间转换。然而，叙述人蝌蚪（即“我”）的限制性视角造成了转换和过渡的时间断代。蝌蚪虽然述说了“姑姑”人生的很多精彩片段，但是连接各个片段的线索是缺失的，从而形成了时间上的“围城”。

在计划生育以前，“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2]，解决了多个难产案例：高龄而且胎位不正的艾莲、出生时先出腿的蝌蚪甚至包括难产的老母牛。然而，在计划生育时期却出现了她全力捉捕超生孕妇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且这三人最终都死在了“姑姑”的手术台上的情节。其中对于“我”妻子王仁美手术中大出血的原因，前后完全没有任何交代，但显然不是“姑姑”故意为之。“姑姑”晚年的忏悔也仅是以某天她做了被青蛙围攻的梦引出。尽管作者在最后的剧本中通过回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话来冲淡主体意识转变和时间转变的断代感，但依然无法消解性格强悍、意志坚定的“姑姑”为何会如此多变的疑虑。不同年代的“姑姑”更像是三个不同的人而非一个主体。

但是，作为一个民间话语场，高密东北乡是无法承载这样一个充满哲学意味和人类学思辨的主题的。为了展现这一主题，莫言运用了“加法”甚至“乘法”，“最大限度地裹挟了一切相关的事物和经验、最大限度的潜意识活动，以狂欢和喧嚣到极致的复调手法，使叙事达到了更感性、细节、的‘在场’与真实。”[3]高密东北乡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而更多的是莫言自己构建的王国。

二

莫言在谈到《蛙》的创作感受时称：“小说家就是设置一些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然后把人放进去，看看灵魂在里面会发生哪些变化。”[4]计划生育就是莫言为《蛙》选择的一个实验室。莫言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室“反思每个人内心深处所潜藏的罪”[5]，并最终得出“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的结论。然而，这种反思虽然痛切但又不无迷惘。这种迷惘集中体现在叙述者蝌蚪和被叙述者“姑姑”身上。

蝌蚪为了自己军官的前程，将怀上第二胎的妻子王仁美送上了“姑姑”的手术台，间接导致了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的死亡。蝌蚪为此而产生了罪感，通过想象第二任妻子小狮子借腹而生的孩子就是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来实现自我的救赎。但是蝌蚪的救赎却是建立在代孕母亲陈眉的痛苦上的，蝌蚪在寻求自我救赎的同时又在犯罪。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最后一封信中显示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把陈眉所生的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不过是自我安慰。这跟姑姑制作泥娃娃的想法是一样的。”[6]而“姑姑”则是因为戕害生命在晚年产生了强烈的罪感意识与忏悔意识，她试图以创作泥娃娃并幻想赋予它们生命的方式获得救赎，认为“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想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7]。然而这种煎熬更像是一种自我惩戒和自我安慰，显然没有实现自我生命的终极救赎。

二者的反思都是因为死亡而引起，并试图以生命为代价进行赎罪，然而最终都陷入了没有出路的“怪圈”之中。莫言虽然具备现代性反思的主体意识，但赎罪的不可实现显然体现了这种意识的不彻底性和迷茫性。蝌蚪在信最后提出的疑问同样也是莫言自己无法解答的疑问：“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8]故而《蛙》虽然体现了以己入罪的主体反思意识，但缺少更加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认为《蛙》在思想艺术层面上最终跃入抵达生命层次的观点有言归其实之嫌。

莫言曾在大江文学研讨会上谈到：“文学的社会性和批判性是文学原本具有的品质，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干预社会、介入政治，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蛙》选择“计划生育”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社会主题展开叙述，表明它无疑是一部具有批判反思意识的小说。但《蛙》对社会现实黑暗的揭示究竟有多大？在多高层面上对当代社会体制进行反思？对人类的生存问题的追问是否有结果？莫言自己仍然有所保留，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认识。《蛙》虽然直面了历史和时代问题，启示读者去思考、反思，但它的主题思想并没有超出这个时代，故而在其处理上也是有其限度的。

参考文献：

[1]王源，《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讨会综述》，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第189页。

[2]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7页。

[3]张清华，《叙述的极限》，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第59页。

[4]同[1]，第3页。

[5]同[1]，第2页。

[6]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81页。

[7]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39页。

[8]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81—282页。

作者简介：洪嘉珮，女，本科在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