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技术转移中的三大难题

三十年以前，中国开展了一场新技术革命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决定了中国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方向，意义重大。但是现今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我认为很遗憾。中国这些年取得的成绩，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和新技术革命。改革、开放让中国跟上了时展的步伐和方向，而发展方向正是由新技术革命大讨论决定的。

现在的科研和三十年前的科研差别很大，原因有二：一是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进入了创新全球化阶段；二是社交化。最近几年，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应接不暇，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技术背后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改变了，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改变了，研发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时期规定，国家财政性资金资助的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属“国有资产”，这项规定与财政部出台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共同导致了大学院所进行知识产权转让、许可，必须上报财政部批准。这成为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最大的幽灵。解除这个幽灵的核心是，不能将大学院所的科研成果进行国有资产化。因为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实现产业化是不确定的，这时候不能资产化，更不应该国有资产化。我们应当效法美国拜杜法案，不管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只要是国家财政资金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就通过授权方式，把原本不具排他的公共产品转化为属于项目承担单位个体的产品，由该机构拥有其完整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权。这将会极大地调动我国大学院所里众多知识分子、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进而使整个社会收益增加。我认为只有解决了技术转移中“国有资产”幽灵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创新驱动。

2013年，我去了以色列、欧洲等地，最大的感觉是，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正在和全世界的科研资源进行高度链接，跨国技术转移已经成为中国技术转移中最大的亮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培育了一批具有风险意识和创造精神的企业家，他们通过与欧洲和以色列等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合作，顺利实现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并迅速打开市场，这种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例如意大利一家伺服电机研发型企业，其规模在2000万人民币左右，宁波菲仕电机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意大利公司技术后迅速打开市场，现在其规模已经达到4-5亿元，成为全球伺服电机市场新的开拓者。我认为，跨国技术转移应该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技术转移中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将在这个过程中大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专家理查德·P·萨特米尔先生前段时间发给我一篇文章，题目叫《法律如何成就硅谷》。文章提到，在美国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出台了诸多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以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不局限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尤其是在涉及版权和隐私问题的互联网产业，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在当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的纠纷案件。现在看来，当时政府的判罚无一不是支持新产业、新趋势的。萨特米尔认为，全世界只有美国建立了完善的、相对宽容的、适合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法律体系，欧洲和日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认为，在互联网和社交化大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的新技术革命要想触动世界最尖锋的脉搏，不但要学美国，而且要去探索最原创的制度创新，去思考新时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