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缺陷产品造成大规模侵权案的处理

摘要：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由于食品药品存在缺陷引发的大规模侵权案件。针对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案件的特点，阐述了国内外对缺陷产品的认定标准，以及国内外对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介绍了域外对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案件的处理方式，分析了我国在对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案件处理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缺陷产品；大规模侵权；域外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7014803

1大规模侵权

大规模侵权的概念，来源于美国侵权法的“Mass Torts”，是指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产品服务，给大量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德国法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教授在《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一书中提到：“大规模侵权并非法律概念而只是将其理解为涉及大量受害人的权利和法益的损害事实的发生。在生态侵权领域，大规模侵权指对自然和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事实的发生，它也包括对无主自然物质和资源，以及对生态关系链的破坏，至于个体的私法上法律地位是否受到影响，在所不问”。杨立新教授认为，大规模侵权是指基于同一个侵权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侵权行为，给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须提供数额巨大的损害赔偿救济以及进行更好地预防和惩罚，以保障社会安全的特殊侵权行为。

大规模侵权的特征：

（1）涉及受害人数具有众多性。

受害人数众多是大规模侵权的最基本特征。根据具体案件不同，大规模侵权中的涉及的受害人人数少的也有几十人，而有些案件受害人人数以万计。例如三鹿奶粉事件中涉及的受害婴幼儿就近30万。

（2）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原因具有“同质性”。

大规模侵权事件通常是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相同属性的单个侵权行为叠加造成的致人损害的行为。若损害发生是基于多个属性相同的行为，则可以将此多个行为抽象的看作是一个行为。

（3）大规模侵权造成的损害结果具有复杂性。

大规模侵权行为相比单个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具有复杂性。

首先，大规模侵权造成的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需要进行大量的赔偿救济。

其次，大规模侵权的案件中涉及的受害人人数众多，最先表现出来的损害结果多为人身损害，人身损害的结果因人而异。

最后，很多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受害人人数在短时间内不能确定。尤其是在药品领域的大规模侵权案件，损害结果可能潜伏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才表现出来，例如美国的DES案，经过了12—20年，才发现其致癌的事实。再如，原油泄漏入海，造成的长期且不可逆的损害也不可能在短时内全部表现出来。

（4）大规模侵权中因果关系认定具有复杂性。

与普通的侵权行为相比，大规模侵权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损害结果上，更棘手的问题在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比较困难。大规模侵权案件通常涉及技术问题，受害人处于弱势地位，很难证明因果关系。很多案件的损害结果潜伏期长，历经多年，证明多年之前的因果关系也存在切实的困难。

2缺陷产品

2.1缺陷产品的概念和种类

《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是对生产者无过错责任的规定。构成产品责任需要具备的条件为：缺陷产品，人身、财产的损害事实，缺陷产品与人身财产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研究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首先要认定什么是缺陷产品。《产品质量法》第34条对缺陷产品做出了界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产品缺陷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和警示缺陷。

设计缺陷是产品设计时在产品结构、配方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危险。设计缺陷会影响到按照此设计方案生产的整个批次的产品。

制造缺陷则是指制造过程中，因原材料、配件、工艺、程序等方面存在错误，导致制作成最终产品上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

警示缺陷是指产品存在的不合理危险，销售产品没有适当的警示与说明。警示包括警告和指示说明，警告是对产品所具有的危险性运用标志或文字所作的提示，指示说明则是对产品的主要性能、正确的使用方法以及错误使用町能招致的危险等所做的文字表述。产品的警示缺陷是指因产品提供者未对产品的危险性和正确使用作出必要的说明与警告所造成的不合理的危险。

2.2缺陷产品的判断标准

我国对于缺陷产品的判断依据《产品质量法》第46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域外对缺陷产品认定主要有如下两种标准：

2.2.1消费者期望标准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以消费者的期望来确定产品是否有缺陷。《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规定了缺陷的定义：“考虑到所有下列情况，如果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待的安全，即属于缺陷产品：a、产品的说明；b、能够投入合理期待的使用；c、投入流通的时间。但不得以后来投入流通的产品更好为由认为以前的产品有缺陷。”

欧共体以消费者期望作为判断缺陷产品的标准。如果产品不符合消费者的安全期望，就可断定构成产品设计缺陷。

根据消费者期待标准，如果产品的危险程度超出“合理的消费者”根据社会生活赏识所得出的判断，产品即存在缺陷。法院在审判中，以“合理的消费者”的期望为标准判断是否构成缺陷产品。但是这一标准在实践中很难精确把握，受法官主观因素影响。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一些学者主张采用“成本利益分析标准”，来判断缺陷。

2.2.2风险利益分析方法

美国汉德法官于1947年在审理United States v.Carroll Towing Co.一案中提出的理论。汉德法官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有过失取决于预防事故发生的成本B（burden）是否小于事故的损失L（loss）与发生这种事故的机率P（probability）的乘积。在B小于LP的情况下，即预防费用少于可能发生的损失，如果行为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那么行为人就是有过失的。B大于LP的情况下，即预防费用大于可能发生的损失，如果行为人没有采取这种预防措施，那么行为人就是没有过失的。将这个公式用于产品缺陷的判断。在预防缺陷的费用小于缺陷可能引发的损失的情况下，如果产品的制造者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那么这个产品就是有缺陷的；在预防缺陷的费用大于缺陷可能引发的损失的情况下，如果产品的制造者没有采取这种预防措施，那么就可以认定该产品是没有缺陷的。

两者相比较，前者操作性更强，但同时主观色彩明显，受个案法官因素影响大。后者操作性有所欠缺，相对更客观。

3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的因果关系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6项“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这里的免责事由是指《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的三个免责事由：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由此可见，缺陷产品造成的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是要由原告即受害人证明。

受害人要证明损害是由缺陷产品所致，首先要证明，缺陷产品被使用或消费，其次要证明是使用或消费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现代工业条件下，种类众多的产品其各自的设计制造过程非常复杂，消费者不可能对所有产品的涉及制造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很难证明缺陷产品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为保护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消费者的利益，在确定产品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时，往往需要运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受害人证明使用或消费某产品后，该产品的缺陷足以造成这种损害即可推定因果关系成立。

3.1德国侵权法确定因果关系的规则

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大陆法系国家最为通行规则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德国富莱堡大学教授Johamn Von Kries在1888年提出的，后成为权威性学说性。“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某一原因仅于现实情形发生某结果，尚不能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必须依一般情形，依社会的一般观察，亦认为能发生同一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有因果关系。

判断相当性需要依照一般的普通经验来判断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可能性。当行为人的认识与一般人的认识不一致情况下，社会一般人能够认识而行为人不能认识的，以一般人为标准；社会一般人不能够认识而行为人能认识的情形，以行为人为标准。

3.2美国侵权法上确定因果关系的通行规则

英美法系的学者对因果关系的确定通常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确定事实上的原因，第二步确定法律上的原因。原告在时，要先证明被告的行为造成原告的损害，即确定事实上的原因，这一部分由陪审团认定。接下来要确定法律上的原因，就是事实上的原因是不是法律上的“近因”。这一部分由法官确定，法官在确定近因过程中要考虑法律、立法司法政策及公平正义等价值。没有事实上的原因，就不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但是仅有事实上的原因是不充分的，还要有法律上的原因才能构成侵权责任。

4域外对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案件的处理

4.1美国“DES案”

1941—1971年间，美国多家企业生产合成雌激素乙烯雌酚DES用作保胎药用来预防流产。经过了12—20年潜伏期后，研究表明，使用DES的母亲所生女儿可能患上子宫颈癌。发病率高达30%—90%。由于药品副作用潜伏期太长，确定众多生产企业中的某一特定企业与具体受害人之间的因果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告几乎不能从某一具体药品企业获得赔偿。加州最高法院应用“市场份额责任”理论于“DES”案类型案件。在DES诉讼案中，埃利·利来（Eli.Lilly）公司与另外5—6家制药厂当时占有90%的DES市场份额，它们对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依各自的市场份额承担责任。

4.2德国“康特甘”案

镇定药康特甘也称沙利度胺或反应停，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在全世界广泛使用，它能够有效地阻止女性怀孕早期的呕吐，但也妨碍了孕妇对胎儿的血液供应，导致大量“海豹畸形婴儿”出生。

针对“康特甘”案件，联邦议会通过《设立“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法》，相关制药公司共同出资1亿马克，联邦政府拨款1亿马克，注入该基金会，设立“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并确认该基金会为公法人机构，隶属于联邦妇女与青少年部，专门救助用于“康特甘致残的儿童”。另外，德国还为处理“康特甘”案颁布《德国药品法》。该法第94条，制药企业设定了“赔偿准备金”义务，准备金金额以赔偿最高限额为准。以保证企业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受害人仍然可以获得赔偿。

5我国在对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案件处理上存在的问题

2008年爆发在我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造成30多万婴幼儿患肾结石。是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上一个重大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先行给予受害者补偿，企业再出资赔偿。据报道22家责任企业共同出资了11亿多元，其中的9亿多元用于受害婴幼儿的现金赔付，2亿元用于设立医疗赔偿基金。医疗赔偿基金由工业部、信息化部和保监会负责建立。基金的管理和运作委托中国人寿进行；卫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及时将全国患儿的信息和赔偿金发放的信息提供给中国人寿。中国人寿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对医疗赔偿基金的管理和运作工作，并由其北京的分公司负责赔偿基金的费用的报销和领用等工作。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法院对于受害人提起的诉讼不予立案。虽然我国在诉讼法中已经对代表人诉讼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对于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处理法院一直是以法院审判工作量大，审判力量不足为由，对群体纠纷本着行政处理优先的原则，认为代表人诉讼制度适用不宜过宽，凡是行政机关能够处理的，应先由行政机关处理；对行政机关无法处理或处理后仍有争议的群体性纠纷，才由法院受理。另外，三鹿破产清算过程中，对受害人的赔偿列入到普通债权。“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政府主导可以使当事人获得相对平等、全面、及时的救济。但是问题是政府处理行为缺少法律依据，缺乏制度化流程，没有经过一个中立、权威、公开的法律程序。

6总结

产品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产品一旦出现缺陷，很可能造成巨大影响。我国在处理大规模侵权案件上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缺陷产品造成的侵权案件的处理上，我们应该借鉴域外的模式，建立有严格法定程序可依的制度取代现行的行政处理优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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