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考成果是洋相

清末有个重大外交事件，是五大臣出洋考察。晚清惟危，外昧于世界大势，内失却天下民心，叫他如何不急死人？万般无奈，大清挂起“预备立宪”招牌，组织五大臣赴东洋西洋考察政改。考察自然是话题重大，大臣在“关于请求批准出洋考察的请示报告”文书上，云里雾里，将这次活动重要性说得硬是无以复加，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深切的现实意义，云云。

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初，《大公报》主笔英敛之先生做了预测性时评：“近者以势驱情迫，无可如何，朝野乃竞言立宪，政府遂有派五大臣出洋之旨。此一举也，各国注目其措施，各国评议其利弊，大都以此为改良政治之起点，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或此是赖。但又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看了这段评论，真让人兴英先生是乌鸦之叹，英先生之预测，除了“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或此是赖”这话落空之外，其他的，全猜对了。

这回去考察，意义还真有这般重大，二千年以降，都是番国来天朝朝圣，何曾有过天朝屈尊当人家学生的？只是国朝大员，历来最会以考察解释旅游之意义，更历来最会以旅游解构考察之成果。这些考察要员，“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五大臣此去西洋广了见闻，看了好景，所获不少啊。那么，除了旅游外，还有什么考察成果吗？原先我不太清楚，现在才晓得五大臣出洋考察，也不全是耍，也带回了些新事物新观念的。

中国最早的动物园，就是五大臣带回来的考察成果：要员们花了重金，买了大批动物回国，“国外运抵天津塘沽的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可让人民“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

英先生“虑所遣之人”，其中最虑的怕是端方吧。端方列入五大臣之一，源自这厮根正苗红——满洲正白旗人，按其德能勤绩，按其政治学识，真不够格入洋考政改组。“自称名士，而官僚习气甚深”，买官卖官，索拿卡要，十分在行；政治经济，民主法制，一点不懂，这厮哪能担当政改要角？这厮洋考，出了不少洋相，“端方之抵美也，船傍岸，即为人用汽车迎入三藩息旅馆”，美国旅馆多是旋转门，“其门大都为旋叶”，这厮看到门在转，他脑壳不转了，要进门，看到门转来，立马退步，退步后，又想进，又看到旋叶转了来，又退，“端进叶中后，忽见四叶同时推动，目眩头晕，随叶环转二周，依然旋至门外”，再也不敢进去了，“我不图无锡人之‘江尖渚上团团转’，今于外洋身临之”。

端方洋考，出了大丑的，是作报告，泱泱古国来了大臣，一方面人家好奇，另一方面自家也想趁机输出中华文化，“加州加利福尼大学，请端、载二人赴大学演讲”，这厮演讲居然带秘书上台，其秘书姓戴，“端、戴竟同时并立于演席中”，演二人转似的，“戴左立，端右立”，端方每说一句话，转过身子去问：“老前辈对不对”，戴氏点头如仪，忙答：“对，对对，对对对”，演讲又不长，“一篇演说约数百言，端问戴数百次，戴亦答数百次”，蔚为奇观。

端方出洋，出了不少洋相，出洋相之外，端方回来傲国人的，是他照了不少洋相。与所有考察旅游没二致的是，端方这次出洋旅游也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拍拍照。端方每到“繁盛之处”与“景美之胜”，或端或方，或斜或歪，摆了不少pose，摄了几大本摄影集，凯旋而归。

出国学习考察，按国朝文件规定，是要写考察报告的。考察报告就是考察成果，考察成果等于考察报告，这一考察方程式，大概始自五大臣之创吧。现在读端方洋考报告，倒是蛮有味的，“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事”，都是自由得很，其自由何以知之？“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必须向欧美学习，“中国宜师其意”，师意什么？学习他们谁都可以摆姿势，随时随地可以照相？！端方这般中国式考察，最得国朝官员考察精义。要员出新马泰考察，回来津津乐道：泰国真好，那人妖真正宗；要员去英法美，海归归来，逢人说奇：欧美确是法制社会，红灯区都是立法保护的……英先生评五大臣出国考察：“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一点没错。

端方耗费国帑无算，花巨资去考察西方政治体制，除了购回象狮豹猴，回国开办动物园之外；还弄了一篇道照相“宜师其意”的报告回来，成果真“丰硕”。

十倍于千里，弄了一片鹅毛回来，物轻意义重（人谓我讽刺，谁知我悲悯）。端方带来这般成果，也是好的，略胜于无。现在想来，取得这成果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比如动物园，当算弥补国朝空白；比如端方带来照相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在国朝实践起来，也是艰难万状——阁下或许想不到，引进照相自由，给端方曾带来近乎灭顶之灾呢。

端方出洋，自由照相，照了一些自由洋相（他摆那么多pose，若在国朝，早就以失大臣体统遭弹劾了）。他把这照相自由观，曾移植到国朝，“故有照相革职之事”。

慈禧太后“吃多了”（湖南方言，意思是死了），大清官方新闻说山河含悲，草木哭泣——这算帝国重大事件吧，如何让这历史时刻留诸古册流传青史？端方想的法子是照相，“值慈禧与光绪梓宫奉安之期”，端方请了外国摄影师，重金租用一台车，“戈什哈多员乘钢丝车，携快镜沿途拍照”，大概如媒体报道重大新闻架势，搞现场直播。十里长街送慈禧，十万百万人，就一辆钢丝车，一台摄像机，揉辣椒水出眼泪的悲痛场面那么多，如何全给摄影留念？端方想的法子是快进快拍，“乘车各员弁，直冲绳而过，绳即砩也”。照了不少悲痛场面，“端沿途拍照多张，竟将隆裕后相亦拍入片中”，连后慈禧时代女一号那“化悲痛为欢笑”的神态都拍下来了，定格定位，录此存照了。

这下了不得。国葬没完，算端方账的找上门来了，“御史李国绩据实弹劾”，马上将他交付特别法庭，照个相，犯哪条？端方没犯国法，却犯了官怒，有什么好结果？“部议革职”。端方其时任直隶总督，爬到这位置容易吗？升来升去，升成了职场光蛋，政治生命没了，比丧考妣痛苦百倍。

鲁迅先生说，在中国搞改革啥的，搬个桌子都是要流血的。还真是的。端方等五大臣去西方考察政改，没带什么回国。若真带回政改，就不是搬桌子了事，不是流几滴血了事，怕是要有千万头颅落地。谭嗣同曾想搬动一下桌子，可桌子没搬动丁点，其脑壳却掉落在了菜市口。

回过头来，读英敛之“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之论，英先生之“宝山空归”确是的论，但其所谓“虑所遣之非人”，却未必如是，不派端方去考察，若所遣得人，就能宝山获宝归？不见得吧，有大清在，派谁去，都没用，都不能“或此是赖”。端方没引进西体，单引进西技，遭遇如此，遑论其他？

大清派端方出洋，也算得人。庆幸的是端方是满族，不是汉族，不然其十里长街持西洋相机拍国人相片之政治事故，作案子来审，那就不是“大不敬”罪，多半是卖国罪，或将以满奸定性，不是撤职了事，早五花大绑，推出午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