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河地区小河西文化聚落的微观分析

摘 要：在大约距今8000～7000年的聚落扩大期，西辽河地区最早的小河西文化兴起。小河西文化大体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小河西文化的聚落已初具规模，表现出以成排的房址、独特鲜明的器物组合为特征的文化面貌。小河西文化先民发展了多元的生计方式来对其周围的资源进行开发，扩大食谱、发展储备来保证食物来源的充足，增加人口来充实劳动力，发展手工业技术以支持工具的需求。这些可获的资源类型、人类的群体结构、主要的生计形态和工具技术的装备，构成了史前人类生存的几项关键的亚系统，它们彼此相联并彼此制约，维持了人类的成功适应，促进了小河西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西辽河；小河西文化；聚落；房址

中图分类号：K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01-05

何为聚落？“聚落”一词古代指村落，如中国的《汉书・洫志》记载：“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聚落作为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它不仅是房屋的集合体，而且也包括与居住地有关的其他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1]。何为古代聚落？古代聚落即是古代居民聚集、生活或生产的单元，是由若干遗迹构成的有机的组合体。聚落是聚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人们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至新石器时代之初，即晚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年代大约为距今16000～10000年间有一个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阶段。从环境上则是末次冰消期至冰后期之初。期间气候多变，但总的是由寒冷干燥向温和湿润变化。在文化上表现为局部磨光石器的出现。原始陶器出现；以采集、狩猎和捕捞为生的攫取自然资源为生，但在局部地区开始萌生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居洞穴或露天，未形成聚落[2]。

值万年之际，地球历史进入冰后期的全新世早期（距今10000～8000年），气温转暖，富含水气的东亚季风增强，随着青藏高原等处冰川的消融，促成强烈的降水。在河谷地带和山前洪积扇群上，由于作用形成砂砾、黄土块的沉积物，形成全新世下界侵蚀不整合。河谷中汇合的洪流，以势不可挡的冲刷产生强烈下切作用，形成全新世沟谷[3]。在文化上则表现为磨制石器和陶器的数量明显增多，制作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北方的几处东胡林[4]（北京）、转年[5]（河北）、李家沟[6]（河南）、南庄头[7]（河北）遗址中火塘、墓葬、磨制石斧、石锛、石凿等和砍伐或加工木材有关的磨制石器，表明他们都有相似的木材加工传统，石凿的出现暗示当时甚至可能已经出现榫卯结构。这当为人们趋于定居，普遍使用木料建造房屋的反映。以上几个要素的出现均意味着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已经开始由萌芽进入了漫长的过渡及发生期。

在大约距今8000～7000年的聚落扩大期，聚落的内部布局便已略具体系，有了居住区、墓葬区以及其他生活、生产区的分化[8]。各地出现了不同形态的定居性聚落，这些已初具规模的聚落在广大地域中创造了最早的较稳固的人文地理景观。

西辽河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核心地区之一。本地区最早的小河西文化大体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9]，小河西文化的聚落已初具规模，成排的房址，独特、鲜明的器物组合为特征的文化面貌，星星点点散布于广阔的西辽河大地上。及至稍晚一些的兴隆洼文化，已明显进入了聚落的扩大期，聚落规模由小到大，房址数量明显增多，居室葬或山顶积石葬的埋葬方式，筒形罐――细石器的器物组合，兴隆洼文化以连续、稳定、渐进的发展势头构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10]的一部分。

夏正楷先生指出，要完成对整个聚落形态的全面剖析，应从个别建筑、社会布局和区域形态三个层次入手，才可以深入了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还可以进一步提示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11]。

一、西辽河地区自然环境特征

西辽河地区自然地理单元包括北部和西部的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北部广袤的科尔沁沙地（西拉木伦河冲积平原）、南部的黄土丘陵等，是暖温带湿润气候向中温带干旱气候的过渡区，在生态植被上，正好处在温带森林与草原的生态交错带。作为生态交错带，两个区系的动植物在这里交汇、渗透，从而造就了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多样化的生物群落。生态交错带的优点是资源多样，它的机会成本则是资源的不稳定性[12]。由此决定了该地区自然环境的一系列特征――多样性、过渡性、敏感性和生态脆弱性等。

二、小河西文化重要遗址的文化内涵分析

小河西文化稍早于本地区的兴隆洼文化[13]，小河西文化的遗址数量约有39处，分布在大河两岸较高的黄土坡地或台地上。以敖汉分布最为密集，据统计这里有22处小河西文化遗址。经发掘的遗址有林西县的白音长汗，敖汉旗的小河西、西梁和榆树山4处。

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14]只发掘了3座房址和2个灰坑遗迹，3座房址均为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室内各设施形态不一。

白音长汗小河西文化房址由于数量较少，其他有关遗迹单位如灰坑、墓葬等的缺失无法恢复其聚落的原貌，从这3个房址中仅能看出房址的面积并不狭小，长方形石板灶已经在此时出现。居住面已经出现抹泥找平技术。

敖汉旗小河西[15]遗址孟克河西岸的高台地上，台地表面西高东低，遗址距河约400米。遗址于1987年发掘。遗址东西宽10米，南北长61.5米，总面积约615平方米。根据地表灰土圈判断，6排房屋，数量共26座。只发掘了3座房址，出土陶、石、骨蚌器若干。

敖汉旗小河西遗址的房址由于数量较少，其他有关遗迹单位如灰坑、墓葬等的缺失无法恢复其聚落的原貌，从这3个房址中仅能看出房址的面积狭小，无门道，灶以圆形灶和瓢形灶为主要形式，居住面四周高、中间低等特征。

白音长汗、小河西2处遗址，聚落内部布局相对简单，面积不大，房址数量不多，房屋附属设施如门道、柱洞、装饰等技术均不成熟。两处聚落布局与技术都有所不同，这可能与两遗址所处的地域范围不同（分处西拉木伦河南北）有直接关系。

敖汉旗榆树山和西梁[16]两处遗址于1988年发掘，但其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此时的小河西式文化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面貌有所变化。

两处遗址均位于孟克河东岸，属同一时期彼此共存的两处遗址。榆树山遗址位于榆树山东南缓坡中下部，遗址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房址10余排，数量近50座。西梁遗址位于一道山梁的东南缓坡上，高出河床30余米，面积13700余平方米。两遗址东西并列，被一宽阔平甸相隔，相距约500米。2处遗址在聚落布局上的相似之处是房址成排分布，但每排不甚规整，并有少量房址夹杂在排与排之间的情况。均为半地穴式，灶均有圆形、瓢形或卵圆形三类。有的房址在一角还开辟有小窨类遗迹。房址周围有灰坑。房址沿墙壁还设有二层台。不同的是榆树山遗址房址的平面形状多不规整，长方形或方形房屋较少。西梁遗址的房址则正好相反，长方形、方形、梯形房址较多，不规则形仅有1座。榆树山遗址房屋的室内多无浅坑，而西梁遗址室内多有浅坑，数目不等。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对死者的处理，榆树山遗址有居室墓和室外墓两种，

把这三类房址综合分析，睡卧功能突出的房址可能是面积相对较小，多设有二层台，有浅坑，带小窨，有灶等设施，房址附近也设有窖穴，有时还可能埋有室外墓坑等。圆形墓坑、蹲踞下葬的方式说明对死去亲人的处理仍显原始，也间接说明营建大型聚落的技术手段仍未成熟。而大房址则可能是聚会、炊事、劳作如纺织、制作工具等的场所。

榆树山F3的房址也值得深入探讨。房址顺山坡走势而建，因此居住面西高东低。房址平面不规则，壁最长6.2米，除东壁外，其余三壁设有宽1.1～1.25米的二层台，二层台为生土台。未设二层台的东壁发现居室墓葬M4。南壁近中部向外凸出，二层台上有一椭圆形灰坑。根据报告可知出土遗物有石锄、斧形器、残磨棒、骨锥、石块等。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2.7米，宽0.55米，墓主人仰身直肢，随葬有石管珠14件，骨锥1件。与其他三座发表的墓葬相比对，随葬品并没有高出其他墓葬，甚至还不如M1的随葬器物丰富（蚌扣3、骨珠7、螺饰），仅数量上略占优势。但其位置居于室内，葬式也不同于数量相对较多的蹲踞葬。如果墓主人的身份可能在氏族中有着一定的地位，那么也许暗示着生者对死者的崇拜，将其仍安葬在具有居住功能的房址内，还仍和众人一起生产与生活。

榆树山遗址还有一些现象令人迷惑不解：室内均有大小数量不等的浅坑出现，其功能如何？报告人指出窖穴在西梁和榆树山遗址较少，小窨的作用是什么？等等，这些都值得深思。

三、结论

综合以上四处聚落，我们可以初步解读并阐释小河西文化聚落的相关信息。如果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主要依山而居，那么即使进入新石器中期，山也仍然是人类选址的重要条件。小河西文化聚落多选择大河两岸的山坡地带或河边的高台地上，距现今河面较高。聚落规模较小，即使有稍大一些的聚落，也多在2万平米以下。房址大体成排分布，但不甚至规整，可能正处于成排分布房址这种布局方式的发生期。

结合各地普查与调查资料可知，小河西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在东部敖汉旗有较为集中的发现，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仅有个别发现[17]。在敖汉旗，存在两处聚落两两相邻而居的聚落群[18]，这种在距今8000年以远的就出现的聚落群，如果将其与当时每个聚的规模均较小的情况相结合，会发现这种聚落群的出现可能与彼此间相互联合或彼此通婚等原因有关，这两个聚落彼此之间是平等、互助的。

小河西文化先民选择资源相对充分的环境，兴建聚落并开始了较长期的定居生活，还发展多元的生计方式来对其周围的资源进行开发，扩大食谱、发展储备来保证食物来源的充足，增加人口来充实劳动力，利用宗教凝聚集体意识，发展或创新手工业技术以支持工具的需求，这些可获的资源类型、人类的群体结构、主要的生计形态和工具技术的装备构成了史前人类生存的几项关键的亚系统，它们彼此相联并彼此制约，维持了人类的成功适应，促进了当地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

――――――――――

参考文献：

〔1〕〔11〕夏正楷.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3〕周昆叔.自然与人文[M].科学出版社，2012.

〔4〕赵朝洪.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J].考古，2006（7）.

〔5〕郁金城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J].北京文博，1998（3）.

〔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1（4）.

〔7〕李君等.1997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0（3）.

〔8〕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1989.

〔9〕朱永刚等.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M].科学出版社，2010.

〔10〕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J].中原文物，2009（2）.

〔12〕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J].考古学报，2011（1）.

〔13〕a：索秀芬.小河西文化初论[J].考古与文物，2005（1）；b：朱延平.东北地区南部公元前三千纪初以远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及相关问题[A].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C].科学出版社，2000；c：朱永刚，王立新，塔拉.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M].科学出版社，2010.

〔1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M].科学出版社，2004.

〔15〕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小河西遗址简述[J].北方文物，2009（2）.

〔16〕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榆树山、西梁遗址房址墓葬综述[J].北方文物，2009（2）.

〔17〕滕铭予.GIS支持下的赤峰地区环境考古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9.

〔18〕邱国斌.内蒙古敖汉旗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研究[J].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