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管理

2019-09-29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要]社会工作是来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保护性社会制度安排,是其社会安全阀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也需要引入这种安全阀机制,但我们在引入其理论、方法的同时,必须注意到中西社会的差异,积极探索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中国社工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之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的过程。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依赖。

[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农民协会合作社

一、中国社会工作需要本土化的社工理论

社会工作就其本质来讲,是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社会转型初期,为应对一系列的社会新问题而构建的一种保护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安全阀”机制的组成部分。基督教社会中的慈善事业历史悠久,社会工作就源于社会慈善工作。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工作萌芽于18世纪后期,发展于19世纪,成熟于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时期,在这一个多世纪中,社会工作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其工作内容从早期的以救济(Saving)为主,转变为以救济、解困(Helping)和发展(Developing)为其工作内容的庞大体系,并逐步完成了其制度化、组织化、专业化的建设。

同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对中国来说“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个人为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先行者们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完成的社会变迁,后来者必须在短时间就要完成。短时期内的社会剧烈变迁,会带来许多的社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教学和研究,并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中国开始尝试着建构自己的社会工作制度。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复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而是一个既有现代化的普世性,又有自己特殊性的一个过程,在尊重现代化普世性原则的同时,必须把这些原则与中国本土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中国的现代化才是可能的,对社会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发展于社会转型时期、成熟于社会转型完成时期的西方社会工作,因为其社会中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区,其社会工作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引入西方社会工作比较早的中国港、台地区,因其社会形态也以城市为主,因此,这些地区比较好地解决了由东西方社会差异而带来的本土化问题。对中国大陆地区来说,问题要复杂的多,中国大陆既有高度现代化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某些“后现代”的现象,也有初步现代化的地区,还有几乎是完全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地区。在这种社会形态共时多元、远未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社会中,我们的社会工作必定会与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在理论、方法、技术和组织上应该有自己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色,这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的问题。

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将源于国外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对引入中国社会需求的一个适应过程。引进外来的社会工作理论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之一,要想真正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在引进外来社会工作理论的同时,发展出本土的自生理论。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发展本土理论才是解决本国问题的根本所在。本土理论对于本国的社会有着天然的适应性,而且是深入社会问题核心的唯一途径。本土理论的来源应包括几个部分,一是历史文化传统,二是现实社会基础。一个国家现实社会的发展结果是其历史发展过程与横向的全球性社会发展交合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其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也是历史与现实的结果。所以,社会工作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调节机制,就必须在吸收外国先进理论的同时,发展属于本国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方法。

所谓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合后的社工理论、方法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港、台地区,因为开办社会工作教育比较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工理论、方法的本土化过程,无疑,中国大陆在其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发展、社工专业化、社工教育及培训等都还需要相当长的历程。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首先体现在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本土化——其服务对象应该是占我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人口,这是社会工作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这一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这是与第一方面紧密联系的。有了工作对象的本土化,我们就要在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发展出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工作组织的本土化,西方国家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有社会自我发展的空间和强大的物质支持,出现了既与“第一部门”(政府)、“第二部门”(企业)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第三部门”,这种第三部门(NGO)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中国在政治设置与经济发展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社会工作组织也应该有自己不同与西方的特色。

二,中国农村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

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选择的是“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基本上解決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并有部分地区的农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是改革没有涉及到农业集体化时期所设置体制性障碍——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组织。经济上没有市场中介组织合作社,分散的小农既无法对抗市场中的其他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政治上没有充分实现农民的自治或没有成立农民自己的利益集团,也无法抗拒来自政治权威的超经济剥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增加了农业技术性要素的供给,但同时弱化了社会性要素的供给,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普及初等教育、人人能够享有的基本医疗保健等比改革前有所后退,同时,政府也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的、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黄宗智所言的过密化的现象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依然存在。近年来,农民的收入虽有缓慢增长,但统计表明,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务收入的增长,务农收入的占农民收入的比重正逐步降低。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的失业、下岗人数大量增加,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更加困难,许多城市出台了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种种歧视性规定。进城的农民由于体制性原因而不能成为市民,妇女、老人、孩子要继续留在农村,使得农村出现了“空壳化”趋势。除此之外,农村干群矛盾激化、治安状况恶化、土地抛荒严重、水土流失、生态恶化、基层政府负债过多等等,在全国范围内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正是面对这种状况才有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

在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不仅要承担自然的风险,还要承担市场的风险,因为同市场上的那些有组织的力量相比,农民是分散的,市场的风险大多会被转嫁到分散的农民头上,即使是在最近一轮粮食价格上中,农民的受益也是有限的。到2001年,全国农村总人口为9.938亿人,农村劳动力为4.823亿人,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约为75.0%,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工作无论是从自身专业发展的要求来看,还是从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角度来看,都要高度关注农民这个最大弱势群体。但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开展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对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际参与几乎是一个空白,在2003年12月在天津召开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第四届年会上,在全部提交的一百多篇论文里,只有四篇是有关农村社会工作的。

中国农村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存在,应该是社会工作的主要领域。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首要选择,就是把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方法创新和组织形式创新面向中国的广大农村。那么,中国社会工作该如何介入农村、农业、服务农民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作者200年7、8月间,利用回乡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项简单的农村调查,该调查意在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合作社或农民协会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探讨社会工作者介入农业合作社或农民协会的发育与成长的途径。调查表涉及两个主要问题,即“农民如何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如何销售自己的农产品”。在购买农资和销售农产品的方式上设计了“个体”和“集体”两个指标,“集体”是指农业合作社、各种专业协会或村委会。调查的三省9县19个村的34户农民。样本由当地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随机抽取,要求每个学生调查三-五户。因学生大多来自江苏省,故调查农户也多是在江苏。样本农户来自江苏的邳州、赣榆、通州、邗江、启东、太仓、淮安等七县市,另有来自山东沂南县、湖南洞口县的样本农户各2户。34个样本农户共有133人,拥有耕地100.4亩,户均人口3.9人,户均土地3.24亩,人均耕地0.83亩。在34个样本户中,共有47人兼业或外出打工,户均1.5人,其中有7户无人兼业或打工,这7户农民是邳州的一户、淮安的两户、湖南洞口县的两户、山东沂南县的两户,如果除出这7户,其余的样本农户户均1.95人兼业或外出打工。由于样本农户大多来自江苏,而江苏是一个人多地少、耕地严重不足的省份,所以样本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都小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调查表的第一个调查项目是“农民如何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大型农具、小型农具、技术服务、其他农资等8个指标,购买方式分为“个体”和“集体”两种方式,购买的市场分为“自己制造(不用购买)、村里、镇里、县城、市里。调查表的第二个调查项目是“农民如何销售自己的农产品”,农产品包括粮食(主要的三种)、畜禽产品(主要的三种)、果品、蔬菜、手工艺品或手工业品、其他农产品等,销售方式也分“个体”和“集体”两种,销售市场分为“自己家里(上门收购)、村里、镇里、县城、市里。从对调查的统计可以看出,农民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主要是在镇里、村里,分别占24.26%和23.53%,其次是在县城和市里,两个指标放在一起统计的是19.12%,不用购买,由自己制作的农用生产资料占9.55%,主要是“种子”和“技术服务”两个指标。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在自己家里,等人来收购的占33.48%,在集镇上销售的占20.53%,在县城和市里销售的占11.16%。由于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除自己消费外,所剩无几,多余的部分就等小贩上门收购,这是耕地少的农户销售农产品的最主要形式,耕地多的农户或专业农户多是把农产品买到集镇或城里。在销售和购买方式上,34户样本中有8户有“集体”购买或销售的指标,共为23个指标,其中邗江县的两个被调查农户,因为在城镇有稳定的工作,农资的购买或农产品的销售多是委托村委会代为办理,这两户共有12个“集体”购买或销售指标,其余的6户农家共有11个“集体”购买或销售指标。除此8户外,其余的26个样本农户,无论是购买农资或是销售农产品,都是个体行为。在问卷中还有“被访者对访谈问题有什么样的主观感受?”这样的开放式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知道如何购买化肥、农药,看别买什么,自己就买什么,或者问销售者。

2,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偏高,质量差,担心上当受骗。

3,基本上没有“技术服务”,有也流于形式,耕地少的农户就根据经验选种。

4,农村现在没有什么“集体”,凡事都靠农民自己。

5,苏北地区人情消费是农民的一项重要负担,教育和医疗费用也很高,无升大学希望的学生多辍学打工。

现代化的农业应该是市场化的农业,产品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农用生产资料也应该从市场获得。如果建立了与市场的广泛的、经常性的联系,分散的农户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进入市场,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样的农户就是“大农”。反之,就是“小农”。从统计数据上看,对于现代化农业所要求的“技术服务”、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种子”生产,有相当部分农家却是无处获得“技术服务”和“自己制造”(凭经验选种),对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使用,多数农家是靠经验、随大溜或是询问销售者该购买什么、如何使用等。这说明无论是从“技术”上来讲,还是从“组织”上来讲,被调查农户的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还比较低。

三、农村社会工作对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作用:来自日、韩、台三地的经验

分散的农户难以抗衡较大的自然灾害,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缺乏与市场广泛联系的中间环节,因此极需要各种社会化的中介服务——各种农业合作社或农民协会正好可以大显身手。它在农产品的加工、运销和农用生产资料的采购,推广农业科技、开展农业教育及组织生产协作等诸多领域都可以有所作为。合作社作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可以在市场交易中代表农民进行谈判。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农村现代化的经验来看,社会中介机构的介入是农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要素。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民同政府及社会之间的互动中介,可以用组织化的手段改善农民在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减少各种力量过分剥夺农民的可能,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农民合作社(或农民协会)在政治上可以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改变农民总是由别人代言的这种状况。从世界各地的经验来看,对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农民合作社或农民协会能够利用有组织的力量,在城乡交换中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让农民参与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

日本“农协”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日本战后的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组织,分为基层农协、农协联合会及农协中央会三大层次。按其业务对象和经营范围不同又可分为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综合农协以本地区的农家为服务对象,业务包括所有农业部类,且经营范围很广,不仅包括购销,信贷,保险,农产品加工、存储、农村工业、技术指导、农业信息,还包括生活服务,医疗卫生等。日本农户的绝大部分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都是通过农协销售和购买的,甚至农民的部分生活用品也是通过农协经营的商业渠道购买的。随着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日本农民人数在下降的同时,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20世纪末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农户中,专业农户只占总农户的15%,兼业农户占85%,其中以农业收入为主、以非农收入为辅的第一兼业农户,占总农户的18.8%,以非农业收入为主、以农业收入为辅的第二兼业农户占总农户的61.1%。日本农协提供的各种服务为以兼业为主的日本农民的现代化提供可能,日本农协的“营农指导员”不仅提供农业技术服务,还向农民传播、传授现代的文明生活方式,是现代文明的在农村的主要传播者。在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后,农协适应农业专业化、机械化和市场化的需要,在组织机构、农产品流通形式、副业范围等方面不断调整,不失时机地发挥自身优势,依循政府的农业政策,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促进了日本农业的发展,为振兴日本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农协既改善了农民的交易地位,又减轻了市町(乡)政府的行政负担,承担了农村主要的经济功能。

国民党政权在退守台湾后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完成了土地改革,同时也对日本统治时期的农会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也成为农民与市场联系的中间桥梁,农业技术的改善、推广、水利建设、农业教育、金融服务等都由农会负责。土改后台湾的“农会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其重要性仅次于乡公所”。在台湾乡村社会结构中,农会、乡公所与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构成一个相互制约的三元权力结构。农会既是农民与技术之间的桥梁,也是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的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实现了梁漱溟把“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引入农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同日本和我国台湾省一样,韩国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也进行了成功的土地改革,使韩国农业得到了恢复,1950-1961年间,稻谷产量年递增5.1%,韩国粮食自给率达到85%。20世纪60年代,韩国启动了以“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韩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同一时期,政府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粮食和供应加工业的农产原料严重不足,在60年代,政府收购农民的大米和小麦的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75%。同城市相比,韩国的农村在20世纪60年代,农民收入低,生活艰苦,居住简陋。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吸引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面对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把农村开发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

为推进“新村运动”,韩国1972年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实施新村教育。通过培养新村运动的指导员,成立社区新村学校,对农民进行教育,以“勤勉、自助、合作”为“新村运动”的宗旨,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为“新村运动”的目标。研究院于1990年改名为“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教育内容侧重精神训练,对象不分职业、年龄,从国会议员、内阁部长、到社会各界领袖与新村运动指导员、骨干农民一起,参加内容、形式都相同的培训。全体学员都集体住宿,穿统一的制服,有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行动。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唱国歌,做操,跑步。收到了直观、生动、互相教育、相互启发、互相鼓励的效果。“新村运动”的实质就是振奋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的上进心,冲破贫穷与灰心丧气的过去,积极投身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开发运动。“新村运动”的重点在于“精神启发”,始终将“勤勉、自助、合作”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加以启迪,唤醒国民,克服小农固有的懒散、易于满足的陋习,培养勤俭节约、自主自助、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良好社会风尚。韩国“新村运动”的组织者、指导员,甚至基层单位的工作骨干,在运动中身体力行,努力工作,不计报酬,团结合作,自信自强,对“新村运动”的开展及韩国农村现代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新村运动”中,韩国的“农协”作为农民的自发组织,在组织合作社、推广农业技术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国的农村现代化事业是以政府为主导、借助“新村运动”来实现的。政府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村运动”不仅推进了韩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也基本实现了“新社会、新韩国”的战略目标。

四、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经验——来自乡村建设运动的启示

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在服务对象、理论与方法、服务组织等方面的本土化建设呢?在借鉴、学习、交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在中国寻求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精神资源。20世纪3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内容广泛、意义深远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内容虽然大致包括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建设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实际上,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它能为今天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提供极为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

乡村建设运动有两大流派,其一是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的实验,其二是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其既是一种是乡村自救运动,也是一种民族复兴运动。只有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梁漱溟把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作为乡村建设实验的行动起点。要复兴农业,就要把来自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进农村。“科学”、“民主”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就是梁漱溟在借鉴中国传统的“乡约”基础上,设计的一种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学校的其他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梁漱溟认为它与当时的“乡村改进会”有些相似,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这样的乡村组织就是“极力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主要靠乡村人自己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力。但是,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的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乡农学校的教员是一个新知识、新方法的体现者,当地农民通过他与外界建立联系,来寻求解决当地问题的技术与方法。这个教员是社区外来力量的代表,他来自乡村建设运动这个大系统,与外界有密切而广泛的联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所从事的就是社会工作。

在同一时期的乡村建设领导人中,对乡村建设运动寄于如此厚望的,还有“定县实验”的领导人晏阳初。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愚、弱、穷、私可以通过教育来克服,要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标,单让农民识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及其同仁在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相辅相成”的主张,“逐步发展的四大教育相辅相成过程,明白说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卫生协助农民健康而增加生产。农业生产计划又协助教育的推行,农民亲自体验识字读书才能有新知识新技术。教育又协助合作社的发展,如何记账、经营运销都需要知识技术能力。这充分表现四大教育互相环结、同时进行的重要性。”实际上,定县实验并非仅仅是平民教育实验,而是一项综合社会发展实验。

为了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面,晏阳初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主张。“定县实验”创造了研究、训练、表证(示范)、推广这种四步递进的方法来普及科学技术,定县实验昭示:以训练做准备,以表证为方法的实施制度,农业科学确实可以深入民间。1972年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实施的“农民学人”计划(TheFarmer-ScholarProgram)可被视为定县经验的发扬光大。这一计划的方法是:每一乡村选择4-6人,接受某种技术培训,受训后即成为“农民学人”,由“农民学人”传授5名“表证农民”,然后由“表证农民”训练“推广农民”。这种方法既考虑了农民的实际需要,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把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要比我们目前的“科技下乡”、“科普大蓬车”效果要好得多。

邹平实验和定县实验都是以农民为对象的,都主张把来自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嫁接到农村,要完成这种嫁接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村社区推行民主自治,让农民学会自我管理,在经济上组织各种合作社,使它成为分散的农民同市场联系的桥梁,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有效载体,在教育方面,提出仅让农民识字是不够的,还要有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要让农民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精神成果。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他们在工作对象、指导理论与实际工作方法、工作组织上有诸多的创新,所涉及的许多内容在今天的农村发展也是仍然要认真面对的。

在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已经处使现有的各项涉农政策,政府农村、农业政策的战略调整给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农民自治、农民的教育、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或农民协会的培育、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社会工作的积极、主动的介入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既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工作本身成长的需要。

五,农村社会工作突破口选择

鉴于中国农村发展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在目前可以把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突破口:

1,参与新的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上半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者、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农村社会工作者。乡村建设运动的很多目标目前尚未实现,在新世纪,新一轮乡村建设运动正在到来,这一运动也呼唤更多人的参与,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更为重要。

2,参与政府或社会中间组织对农民的培训。政府开始注重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社会工作者可以承担起培训组织者的角色,同时在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的同时,增加对农民的“组织”培训,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必须经过一定的载体,才能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这种载体就是“农业生产中各种合作组织或农民社区自治组织”。

3,参与社会中间组织的参与式扶贫开发。各种国内、国际的农村发展援助机构、一些外国政府的援助机构以及一些跨国公司在华开展的公益活动,多是用参与式方法进行各种扶贫开发,社会工作者可以参与其中,为这些扶贫开发提供各种服务,并总结、推广其成功的经验。

4,为各种农民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提供智力服务。各种农民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正在兴起,社会工作者可以为这些组织提供培训、信息、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服务,这些组织的成长也需要更多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各种农民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的成长必然增加对组织、管理人才的需求,这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就业提供就业机会,也一定会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建设。

5,进行广泛的农村调查。对农村进行系统而科学的调查,既是认知农村不可缺少手段,也是开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前提。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现状差异很大,广泛的调查、深入的研究不仅对农村社会工作来说是必须的,也就是国家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所不可缺少基本依据。

6,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各种职业或非职业培训,加快其溶入城市的步伐。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受城乡隔离体制的限制,他们一时难以溶入城市,但对他们进行各种培训、特别是非职业技术方面的培训是必须的,这样的培训,是为使其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中合格公民做准备的,也是其下一代脱离农村、成为市民所不可缺少的。就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国农村人口的减少、城市人口的增加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社会工作者可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自己作用。

7,向社会、政府施加影响,促使政府推行更加有利农村发展的社会政策,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农村的发展、筹集更多资金用于农村发展。社会工作者也是政府政策的影响者,社会工作者可以参与国家有关农村社会政策的制定、修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价值和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会中介组织并不参与这种博弈,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主要是把现有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或修改者完善政策的“技术”性细节,使之更具有操作性。”社会工作者的呼吁,能引起全社会对农村发展给予更多的广泛关注,从而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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