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文地理学思想的转折概述

时间:2022-09-28 05:53:21

对人文地理学思想的转折概述

起:作为一门空间科学的地理学

康德(ImmanuelKant)告诫研究者认识事物应该先从考察其起源开始[1]。这对常常忽视认识起点及其过程的国内学界无疑是一个好的忠告。地理学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地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很多涉及地方和空间的思想,地图对空间定位和表达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较系统地将地理学界定为一门空间科学并进行持续讲授的是大哲学家也是地理学家的康德[3]。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形成于1775年的讲座,但到1802年才正式出版。地理是康德最喜爱的课程之一,由于当时康德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担任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物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教师),使得康德能从整体科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地理学进行研究;康德的地理学成就在当时已获得承认,彼得堡科学院在选举康德为院士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地理着作[15]。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将知识分为按照概念(逻辑)划分的系统,按照时空划分的历史和地理(这是自然的划分),将地理学定义为专门的空间科学,认为空间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时间是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并指出,“地理学这个名称表示一种自然描述,确切地说是对整个地球的自然描述。地理学和历史学填满了我们的知识的全部范围;也就是说,地理学填满了空间的全部范围,而历史学填满了时间的全部范围。”[1]康德的这种空间观点常被地理学家引用,然而,事实上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和空间观很复杂,至今仍然是地理学家和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16]。康德空间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次的、专门的(享有专属权)、三维的和哲学的。它对于地理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历史学地位高于地理学,地理学常被视为历史学的“侍婢”;而康德界定使得地理学学科地位得以提升,从历史学的附属上升到与历史学相提并论的地步。他对于知识由概念、时间、空间三部分构成的划分方法也成为一种重要思想。他的空间思想还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等着作中,显示出与哲学的密切关联[17]。

承:从空间到区域

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赫特纳(AlfredHettner)、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为代表的区域学派继承和发扬了康德将地理学视为一门空间科学的传统,视空间为“被填充的容器”[3,18-20]。比如,赫特纳在其《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这一方法论巨着中曾满怀欣喜地引用康德关于地理学是一门空间科学的经典论述,认为“空间本身只是一种观念形式,只有通过它的内容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并三番五次地强调,“地理学不应是关于各种不同事物地区分布的科学,而应是关于充填空间的科学。它是空间科学,正如历史学是时间科学一样”[18]。此后,经由哈特向添砖加瓦式的巩固,区域学派的空间观长期主导地理学界,成为二战以前地理学的主要范式。区域学派视区域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那么,从空间到区域转换的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缺乏数量方法的空间科学毕竟只是抽象的界定,它没有具体的方法基础,与地理学历史和现实的接洽也有一定距离,区域却是一个体现空间并将其“落地”的概念,而且划分不同区域的类型学方法也有着很强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地理学发展历史显示出“方志”传统,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大量的方志和旅行记等。将空间科学这种抽象的界定与方志传统的历史结合起来,考虑到区域概念能统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从而打破二元论,并有类型学方法来体现,于是就衍生出将区域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思想。大体来看,从康德、赫特纳到哈特向,他们所持的空间观都是绝对空间,也就是视空间为容器,把空间看作可以装很多东西,但是是独立于系统之外的东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赫特纳所强调的,地理学所具有的综合性使得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密切,它非常依赖其他学科却又需要独立,这就奠定了一种紧张的基调。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地理学家始终得面对和应答学科身份这一问题。哈佛大学取消地理系可说是质疑地理学存在价值的极端表现。

转:从空间几何学到空间的生产

空间几何学第一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其渊源却可追溯到19世纪就已萌发的区位论思想。这种可被归结为空间几何学的思想范式,主要探讨空间的形式法则(比如杜能环、韦伯的三角形模式、克里斯塔勒的正六边形中心地模型等),它是一种相对空间概念,以追求“空间秩序”为目的,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理念,并且大量借助经济学、管理学和数学来发展地理学理论。以舍费尔1953年发表的挑战区域学派的论文为开端[21],倡导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法则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于1960年代兴起。这一学派的地理学家倾向于诉诸区位论的传统,并力图借助数学模型等工具发现空间“模式”或“法则”[22]。舍费尔非常推崇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以及区位论在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形态学或几何学。但是,实证主义地理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范式,是一种“物化”(fetishism)的空间理论[23],它尽量避免对空间的价值判断,因而忽视了塑造“空间”的个体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比如,克里斯塔勒宣称事物围绕中心集聚不但是一种生物物理秩序,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方式[24]。但是,对于这个“中心”是谁的中心,中心—边缘结构中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如何等问题却不予考虑。归根结底,杜能—克里斯塔勒等古典区位论者及其后的空间分析学派的“空间”主要是完全理性经济人的空间,“人”的社会政治属性、行为、个性、情感和价值观等重要问题,却被回避了。这不足为奇,因为无论是冯?杜能、阿尔弗雷德?韦伯还是克里斯塔勒等,都强调他们的理论与经济学的密切关联,所以,其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这一理论出发点既是这些理论成功的基点,同时也是其被人质疑和否定的焦点。所以,实证主义地理学试图通过计量分析的工具摒除个人感情和价值判断因素,以追求所谓“科学”的结论,其实是一种狭隘的“科学主义”主张[25]。人文空间性空间几何学范式的缺陷在于,这个空间结构或秩序中的人只是经济人或机械的人口数量,而不是社会人、道德人和充满个性的“个人”,导致塑造空间秩序的政治、社会、 文化等因素和个体因素被忽视,使得地理学与现实世界空间问题的差距越来越大[26],因而出现了一系列反思和批判。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中的一种。人文主义,顾名思义,也就是讨论个体的、个性的(人)与集体的人(文)发展变化的思想或学问。人文主义地理学因而也有两个对应,在个体这个层面,它强调价值观、个性、感情、心理与地理学的空间、地方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这个层面,它强调从历史、哲学、社会和组织行为、经济与政治集团综合思考它们与地理之关系。我们可以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空间观归为人文空间性。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如段义孚、拉尔夫(TedRelph)、布蒂默(AnneButtimer)等[27-30]。他们更重视空间概念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并借助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联系人文学科和历史来阐发人文主义地理学。比如,段义孚认为在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中,他最看重“家园”这个关键词,因为它不仅是个物理和建筑空间,而且也是象征的空间,是社会政治、美学和精神寄托的场所[31]。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要思潮,但它的渊源却很深广。概括而言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地理学本身的文学、艺术传统和景观学派等的人文思想和美学观念,另一个是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这两个源泉也预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宽泛性)。前者比如《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地理学发轫时期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洪堡和李特尔将地球作为“人类之家”以及索尔、赖特等的思想,班泽的美学地理学等等;后者则是始自尼采,并经由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形成的重要哲学思潮。激进的空间与空间的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相对更加严厉地批判实证主义空间几何学的是激进地理学者,因此他们的空间观可称为激进的空间。中文的激进往往有过激的、不可靠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激进是根本、彻底的意思[32]。皮特(RichardPeet)、哈维(DavidHarvey)等早期的激进地理学家都强调地理学必须关注社会问题,认为空间是什么取决于人类实践[33,34]。所以说空间并非价值中立的空间,而激进主义地理学,激进的空间的核心要旨在于发展地理学成为一门批判的空间科学。这个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一个号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35]。它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地理学家自身和学科内部,因为地理学家往往受文化制约,文化可以具体体现为种族、阶级和性别划分,这使得地理学家研究的空间不是客观的[36];另外一个是针对我们身处的社会,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早期激进地理学家也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后期激进地理学家则批判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37,38]。典型案例剖析是理解这种抽象思想的好方法[39]。皮特的“现代地理学思想”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它恰当地反映了激进的空间和空间的生产的思想。“那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会是在主要城市的有名的酒店举行的(现在依然如此)。这些酒店通常会有一个中央大厅走廊,那里挤满了喜欢社交的学术会议代表。学科权威结构也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地的等级结构。在这个权威的空间模式中,一些人在大会发言席上给另一些人作报告,交流是在学术权威之间,研究生们则像鸟儿一样四处盘旋,啄食着权威们偶尔故意表现出来的、谦逊的惊叹。”[33]这个案例典型而饶有趣味,蕴含和反映了不同层面的空间(的生产)关系,很值得从激进地理学或“空间的生产”的批判视角予以“解构”(表略)。具体来讲,主要城市是一种复杂空间,意味着一种优势属性和权能的集聚;中央大厅这个权力空间意味着中心和支配地位;有名的酒店这种社会空间往往是上层阶级的聚集地;发言席这个符号空间意味着话语权,为少数人所把持;而代表这个词意味着身份空间,它的拥有者是精英;权威和研究生之间构成知识空间,也反映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中心和的关系。知识空间及其生产是作者论述的核心,但是知识空间是在与其他诸种空间的互动影响中产生的,它生产其它的空间,同时也被其它的空间生产(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要旨),意味着学术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也不存在“纯粹的”或纯然客观的知识。在这些空间之外,还需要我们注意两种动态空间,也就是时间影响下的空间。“举行、挤满、交流”及“盘旋啄食”等动词,反映了空间生产的过程;而“现在依然如此”这个时间上的强调,反映了这种空间秩序的牢固性。在这个空间生产过程中,“中心”是突出的,有名有姓且堂而皇之的,它对应于特定的物理和象征的空间样态和形式,这些空间也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把持和支配;而“”则是缺省的或者边缘化的,它对应着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空间。此外,应该注意这段话中隐含的空间。作者通过一个比喻“像鸟儿一样”来反映研究生群体的边缘、流动和依赖性,这是一种想象的空间。还有另一种容易忽视的想象空间在于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想见,能把这一场景描绘的惟妙惟肖的作者肯定处于这种空间之内,但是却反省、反对或批判这个空间,因此它是另一种矛盾的想象空间。由于激进地理学对于空间价值中立的批判和对社会空间的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彻底批判,契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所以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它的核心概念是空间的生产,由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强调“(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40],其中的主要内容三元辩证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41],而且已有较多中文文章论及[42-45],所以本文不展开论述,只强调如何把握它。简而言之,空间的生产主要讲资本、权力和阶层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空间成为了介质、产物及过程[46]。因此,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容器的或反映相互关系的绝对和相对空间概念,而反映了更多的关系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采用的方法是社会空间辩证法[47,48],并力图以此整合社会空间。一些热点新闻,比如真维斯楼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与知识空间生产的关系[49];某大学竟然把雅典娜和女娲的神像都换成了校董的面孔[50],反映了资本对于知识空间的侵蚀有多么的巨大!

合?:后现代空间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潮流是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研究有一个背景,就是人文社科界的空间转向。它的核心词是“解构”,强调时空的特定和不确定性、时空的碎裂等,试图通过文本的重新解读来发现某些东西[51];在学科关系上,人文地理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再一次被强调。在后现代空间思想中,詹明信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进行了“解构”[52],卡尔维诺则用艺术的手法想象了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城市”[53],福柯和桑内特对权力和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有精深论述[54,55],国内学者对此也有探索[56]。后现代地理学也有一些经典案例,对于洛杉矶、巴尔的摩等城市,迪尔、哈维、索加也有解读[57-59]。后现代空间到底是一个转折,还是对以前的空间范式的契合?这一问题不好回答。某种程度上,后现代空间与康德的空间界定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空间地位的上升方面,由于众多学科的介入,空间又成为大家的注目焦点,人文地理的学科地位也因而得到提升;其次是它与哲学的关系趋于紧密,尤其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调密切相关;最后是它们都是三维空间。但是,这些相似却有不同的内涵:在空间地位的上升这一点上,以前把地理学视为专门的空间学科,现在是其他学科也开始切分这一块空间研究的蛋糕;在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点上,康德以理性 批判为主要特点的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拒斥理性的哲学截然相反;在三维的内容侧重上,以往的三维非常强调物质性维度,而后现代却强调社会性这一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所以,正如索加所说,“空间太重要以致于不能仅仅留给那些专门的学科(如地理学和建筑),或者仅仅作为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空隙填充剂或事实背景。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就象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样,渗透在每一个学科或话语中。”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空间思想演变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专门的空间科学到其他学科切入空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不再拥有空间研究的特权和优先权。这似乎会使一些强调学科特权和知识垄断权的人感到失落。然而它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正在强化的趋势。其实,并非人文地理学如是,其他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也面临这一问题。破除学科和知识特权正是后现代思想提供给我们的强大营养。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走向泛化的极端。毕竟,一门学科长期历史的积淀会给她自身打上独特的烙印。研究者必须承认、承继这种历史,然后才能打破它。在思想与历史、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个体与文化之间常常是一种辩证、紧张的关系。所以,对于人文地理学而言,我的最后结论是:有特点,没有特权。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特点正在于它的多重面向。也正是因为不同空间认识论都有其价值,价值大小也难以评估[60],使得在学科史上引起持续争论的人文地理学学科地位与身份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结论,这种争论也在淡化。可以明确的是,人文地理学依赖哲学和其他学科为其做依据和工具,它们在使人文地理学身份陷入迷离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活力和魅力,这是人文地理学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关于未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已经予以提示:“到我明白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问马可,“我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将是众多象征中的一个。”[53]致谢:本文是在2011年12月17日广州举行的第六届人文地理沙龙的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作者感谢沙龙组织者以及主办方华南师范大学的同行以及柴彦威教授、朱竑教授、李九全教授、吕拉昌教授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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