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及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43)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涉及不完全信息、风险、公司财务结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委托-、激励结构、信息甄别、市场效率、效率工资、信贷配合、组织结构、新古典增长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等诸多领域。为了分析的简洁和清晰，本文拟将斯蒂格利茨对上述诸多领域的学术贡献，归结为分析工具(论风险)、理论应用(论委托、道德风险、信息甄别和不完全市场)、特定市场(保险、金融和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理论(微观基础与基本特征)四个层次，分别予以简要的评述。

一、 论风险问题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2)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3)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4)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 preserving s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1)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关函数的凹行或凸性条件可以用阿罗-普拉特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概念进行表述；(2)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二、委托-和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理论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和道德风险。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著的《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人参与时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过失杀人)、而不是没有人时的结果(判处死刑)。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无罪释放)可能通过人的其它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人的能力、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意外保险指出：“即使预期效用函数、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无差异曲线和可行集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单调函数或连续函数”。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市场失灵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2.信息甄别模型。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和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逆向选择的机理和信号传递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保险市场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市场信号，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例如，在保险市场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投保人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保险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许多结论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2)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信息不对称；(3)当存在信息甄别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不会相等；(4)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在信息甄别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得市场失灵，使得市场均衡偏离最优水平。它们在劳动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不完全竞争。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迪克西特合著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生产函数，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将上述研究成果运用于保险、金融和劳动力等特定市场分析之中，是斯蒂格利茨对经济理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这些市场均具有下述显著的特点：(1)每种市场的产出均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至少一方的市场交易者面临风险问题；(2)市场面临非对称信息；(3)每种市场均充满了委托-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这些市场一般不会出清，其产出往往偏离最优水平。

1.保险市场。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1976)等论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对非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竞争下的保险市场进行了研究。在这类保险模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保险合同是在非对称信息下签订的，如果双方都知道合同后果，那么至少有一方将拒绝该合同。斯蒂格利茨将意外保险的消费者分为两类：高风险的消费者和低风险的消费者。市场双方对消费者的类型存在非对称信息：消费者了解自己的类型、保险公司则不知道消费者属于哪一类。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不仅要进行价格和数量决策，而且还必须就它提供的保险合同进行决策。

斯蒂格利茨和罗斯柴尔德(1976)指出，在竞争性的保险市场上，市场均衡是这样一组保险合同：“当消费者为最大化其预期效用而选择合同时：(1)在均衡集合中，不存在获得负预期利润的合同；(2)在均衡集合之外，不存在如果提供将获得负利润的合同。”由于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消费者不会购买同样的保险合同，因此，不论市场是否是完全竞争的两类消费者不会联合起来。不过在不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能够通过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对消费者进行甄别。此外，由于消费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措施、控制其发生意外的可能，因而保险市场上充满了道德风险。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在《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88)论文中表明，保险市场中的非市场因素(例如家庭或社会对事故受害人的援助或捐助)能够抑制消费者对避免意外的措施的采取，从而导致一个更差的结果。

2.金融市场。斯蒂格利茨沿两种思路对金融市场进行了研究：一是对企业财务结构的论述，一是信贷配给模型。其中，第一种思路直接与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相联系，第二种思路则突出了斯蒂格利茨的研究特色---对非对称信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的强调。斯蒂格利茨在《对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的重新考察》(1969)一文中，对一般均衡情形下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的条件进行了概括，并在不使用风险等级概念的情况下，揭示了企业财务结构与企业价值的无关性。

在与韦斯合作的《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1981)等论文中，斯蒂格利茨沿着与mm定理不同的新思路，对金融市场进行了分析。在这里，企业的财务政策受到银行信贷配给的约束。他们提出了一个存在非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问题的信贷模型：企业知道其投资行为所蕴含的风险，银行则不了解借款企业的风险状况。风险较大的企业愿意以更高了利率借款，而利率的提高将使得低风险的企业退出该市场(产生逆向选择)，从而使得银行放款的平均风险上升，并减少银行的预期利润；与此同时，利率和合同条款的变化，可能诱使高风险的企业从事风险更大的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很小，但一旦成功则获得高额的回报)、进一步降低银行的预期利润(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将宁愿选择在较低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企业的借款申请。于是，就产生了信贷配给现象，它是市场信息甄别、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相结合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上的信贷配给现象，说明了价格(即利率)调整的不充分和资源配置中数量约束(即信贷配给)的必要性。这一市场特征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

3.劳动力市场。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斯蒂格利茨突出了非对称信息(雇主对雇员生产率水平的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信息甄别、隐性工资合同和效率工资中的关键地位。斯蒂格利茨《欠发达国家的效率工资假说、劳动力剩余和收入分配》(1976)及其与夏皮罗合作的《作为工人纪律手段的均衡失业》(1984)等论文，是斯蒂格利茨研究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甄别和效率工资问题的重要论文。其中，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从非对称信息的角度、对劳动力市场上效率工资的分析，以“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而具有相当的影响。其基本含义是：由于在雇员是否偷懒问题上，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为诱使雇员不偷懒，雇主倾向于提供一个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偏离瓦尔拉均衡)。

在斯蒂格利茨对劳动力市场的各类研究中，呈现出下述共同特征：(1)工资水平高于“工资等于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的假设”，从而存在失业现象；(2)由于雇主-雇员关系涉及非对称信息和委托问题，工资缺乏灵活性；(3)市场上会出现多重工资；(4)劳动力市场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些特征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它为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市场效率与微观基础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具体而言，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非对称信息(委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和不完全竞争等市场特征的研究，揭示了市场本身缺乏效率的可能；他对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特定市场的分析，则直接构成其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1.市场效率与政府作用。在与格罗斯曼、纽伯里、格林沃尔德等人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对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80年表的论文)，揭示了非对称信息和信息成本等的存在如何导致了帕累托效率的缺乏。例如，斯蒂格利茨在与纽伯里合作的《理性预期下的技术选择和市场均衡最优性》(1982)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存在竞争市场的世界中，保险市场分配分配风险、产品市场分配产品；但在缺乏保险市场的情况下，仅存的产品市场不得不承担起这两种功能。……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市场配置才能在非常弱的意义上，实现我们的有约束帕累托最优概念中所隐含的最优性”。

对市场的这种判断，必然导致斯蒂格利茨对政府作用采取新凯恩斯主义的态度，强调适度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斯蒂格利茨在《政府的经济角色》(1986)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不完全问题既遍及私人部门又遍及公共部门，因此，我们在承认政府干预经济、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足之处和公共失灵现象。斯蒂格利茨将“公共失灵”归结为五个方面：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来源，同样普遍存在于公共部门；与政府强制力紧密相关所再分配，不仅会导致不公正。而且会产生寻租活动；当前政府带给未来政府的有效合同的局限性，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费；公共部门中产权让渡的其它缺陷，将限制有效的激励结构的构建；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会削弱人们的积极性。

2.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曾在《对可供替代的宏观经济理论的考察》(1988)一文中作出了扼要的总结：“新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多种方式，修改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假设。不同的修改，可依据它们所关注的市场进行分类。对于劳动力市场，有三种理论方法，分别集中于隐性合同、搜寻和效率工资。其它方法集中于产品市场，试图依据菜单(调整)成本或不完全竞争解释价格刚性。还有一些理论针对资本市场，它们强调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的作用。”

根据前文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当风险规避型厂商面临市场冲击时，通常会作出削减产量的决定；同时，劳动力市场上的隐性合同、效率工资和委托问题，会导致工资的刚性，从而降低厂商调整价格的能力。这样，必然会导致经济周期和失业现象。此外，斯蒂格利茨还在与格林沃尔德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将前述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等金融市场特征，转化为宏观经济现象，分析了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对产出水平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对产出水平的影响，不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而是通过自有资本约束和资本配给来实现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的宏观经济学是具有高度的“微观”特征的经济学。他首先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等市场特征来分析特定的微观市场，然后根据这些微观市场特征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这种紧紧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及政策工具有很大的差别：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总收入、总消费等宏观概念在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完全没有位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学派的货币总量和货币稳定性也是如此??这些宏观变量(如总的金融状况)仅仅在影响微观厂商决策的意义上才发挥作用。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那里，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了微观经济管理政策，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等总量调控转变为对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的特定市场的政策影响。

这种微观的、个人主义的态度和研究方法，使得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更多地接近于萨缪尔森的美国传统，而同凯恩斯的英国传统具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凯恩斯也用个体的动机来描述宏观经济行为，但各种宏观变量是被表述为整体的总量(如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而不是直接地从微观模型中严密地推导出来。例如凯恩斯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分析，并不需要明确的、关于工资刚性和信贷配给的微观经济学。但在斯蒂格利茨那里，任何宏观经济变量均直接源于微观市场的行为，二者之间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此外，从研究方法来看，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明确而又正式的微观基础，使之与古典经济学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尽管新凯恩斯主义关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假定、工资刚性和信贷配给等的非瓦尔拉特征以及政府干预主义的政策主张等，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但它采用的微观方法和个人主义的态度，却非常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