燮理阴阳,华丽转身

陈燮阳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舞台上手执指挥棒激情澎湃和舞台下不苟言笑的严肃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采访好这位大师级的指挥,对音乐只停留在粗浅级别的笔者做了大量功课,并且在约定的那一天早早赶到上海交响乐团等候着。早晨的上海交响乐团里飘荡着各种乐器的练习声,反而使得位于市中心的上交更显得安静。从大门往里走,走廊上是一个个杰出音乐家的大幅照片。院子很深,高大的香樟树在阳光下述说着这里的历史,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仿佛充满艺术气息。

陈燮阳不说话的时候眼睛深邃地看着你,好像能洞悉你的内心。当他说起自己的故事以及对音乐的理解之时,时而掷地有声斩钉截铁,挥动着手中无形的指挥棒,仿佛命运交响曲的开场;时而皱起眉头若有所思,用手指轻轻击打着桌面,仿佛在弹奏一曲慢板;时而吐字快速而简洁,晃动着他那著名的有如雄狮般的头发,仿佛给一个乐章划上休止符。

三级跳的小天才

1939年,陈燮阳出生在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艺术家庭,祖父是画家,父亲陈蝶衣堪称一代词作家,母亲是个大家闺秀,琴棋书画都很在行,还是京剧爱好者。陈燮阳和姐姐对音乐等艺术的喜爱可能最早来自于母亲的熏陶。然而,父母婚姻的不幸以及母亲的早逝、父亲的离去使他不得不结束了在上海的快乐童年,12岁那年跟着姐姐回到江苏武进的祖父母身边。尽管如此,他对音乐天生的敏感和热爱却是挡不住的。一把自己凑合做起来的二胡成了陈燮阳最亲密的伙伴,尽管没有老师教,他却摸索着把一个个音拉了出来,并且渐渐拉出了曲调。后来姐姐的同事说:“真没见过这么喜欢二胡的孩子!”于是把自己的二胡送给了小陈燮阳。1953年的夏天,姐姐在报纸上看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有关招生信息,于是立刻写信叫陈燮阳乘车去南京。小天才就此背着二胡开始了他与音乐结缘的新篇章。

用音乐家陈钢的话来说,陈燮阳开始了他“三级跳”的重要音乐人生旅途,而且“一跳就是几个台阶”――第一跳,从武进“跳”到了大上海;第二跳,破格“跳”进了中国最早的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第三跳,以优异的成绩从上音指挥系毕业后,原定分配到上海歌剧院工作,却因为机缘巧合,“跳”到了上海芭蕾舞团。对一个学习指挥专业的大学生能够一出校门就遇到一个编制较全的管弦乐队,不可谓不幸。这“三级跳”奠定了他日后辉煌指挥生涯的基础。

陈燮阳是有天赋的,然而毕竟没有受过科学的训练。如果不是经过在上音附中7年的苦读、在上海芭蕾舞团指挥《白毛女》16年磨一剑等等的心路历程,从一个天赋顽童到指挥大家,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跳过去的。人们常常听到勤奋与天赋是99%与1%的关系,那么在陈燮阳看来,勤奋和天赋的关系怎样呢?

“搞艺术,天赋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位的。”陈燮阳脱口而出,“因为有了天赋就有悟性,同样的东西老师教一遍,有的人可能完全没有感觉,有的人能够领悟到许多东西,那么当然是有天赋的人学得快,所谓‘一点就通’。此外,有悟性的学生会知道哪些地方该用功,往哪里使劲。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一个学生,能够做到门门功课都优秀的确是件好事,但却往往没有什么突出的亮点。而有所专长的学生则会钻得很深,在某一个领域、某一点上做到顶尖。勤奋是第二位的,即使天赋奇高,不用功那肯定不行。不仅必须用功,而且还要长期勤于练习,就是做到烂熟于心了也还得练习。再怎么熟悉的曲子,我们演出前都要排练,而且是认认真真地花很多时间排练。第三是机遇,有才华的人很多,勤学苦练的人也很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冒出来。当然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不然机会来了你也抓不住。所以我把机遇排在最后。我觉得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必须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杰出的成绩。”陈燮阳说。

有音乐就有幸福

天赋也好,勤奋也罢,音乐是陈燮阳一生的钟爱。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以后,一切对陈燮阳来说都是新鲜的。戴着校徽的他感觉自己“神气得很”。虽然只身在上海这个陌生的城市是艰难的,虽然别的同学因为家庭条件好些,经常会在周末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然后再带一些好吃的回学校。仅靠姐姐微薄工资资助的陈燮阳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他在学校里开始接触各种乐器、聆听古今中外的优秀曲目,仿佛“老鼠跌在米缸里”,乐此不疲。而且学校免去了他的学费,还提供了人民助学金作为他的生活费。所以在那段时光里,从五线谱都不识,到在音乐的世界里遨游;从天天听唱片还感觉“吃不饱”,到“不知天高地厚”地自己作曲,年少的他孤独并异常幸福着。

有一张纸片陈燮阳一直珍藏着,那上面饱含了学校对学生的爱护之情。那还是在他进入附中学习的第二年,虽然刚刚进入科班训练,而且起初学的是钢琴,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却开始尝试作曲。他的处女作被当时的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看到了,他亲自修改指点,并写了一封信给教务处:“附中学生作品我已阅过,并了解该生从未学过和声、作曲,错误不多,该生有创作才能,宜注意培养,并在适当机会试奏以资鼓励。”

像这样的好老师,陈燮阳一路行来遇到过许多。他师从黄晓同,有一次在举行公共音乐会前夕,应邀执棒的黄晓同突然病倒了,还是在校大学生的陈燮阳被老师推荐去救场,这次经历可谓是他迈出职业指挥的第一步。其实黄老师并没有病得那样重,他是想借自己的病把爱生逼上指挥台。老师用心良苦,学生实力惊人,这次经历成为乐坛佳话。

中国老师们的栽培、外国大师们的指点和切磋都是陈燮阳茁壮成长的养料。1981年在美国的学习经历,使他在指挥艺术上受益匪浅。在和伯恩斯坦、祖宾・美塔等指挥大师的排练和交往中,以及指挥美国许多交响乐团的演出中,陈燮阳领略了中国交响乐与世界一流乐团的差距。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养料,充实了自身。1982年夏,陈燮阳应邀在第33届阿思本音乐节上指挥纽约现代管弦乐团演出,这是中国指挥家首次在著名音乐节上献艺,他精心安排的曲目是中国芭蕾组曲《魂》、莫扎特《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出色的指挥使得全场观众起立,掌声长达四分钟之久。在美期间他还认识了心仪已久的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这位出生在中国的大师是最早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世界级指挥家,他极具表演性的指挥风格给陈燮阳留下深刻的印象。与他结识以后他们经常相互交流,小泽还特意邀请陈燮阳去家里作客。所有的这些学习、交流、考察和演出,促成了陈燮阳职业指挥生涯中的一次次质的飞跃。

拥抱乐队,用背倾听

在一个乐队中,指挥就像是统率三军的大将军。但是和陈燮阳合作过的演奏家、音乐家很多,大家都知道在排练过程中,他从来不对人发火。即使在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的日子里,在日常排练中,他也绝少会对团员发脾气。“在某段总是排练不好的时候,老出错的时候,有的指挥家会骂演奏者,但我不用骂人这样的方法,因为只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我觉得用艺术去感染他们更好。谁不会出错呢?其实出了错他自己也知道,那就不用多说了。重新排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演奏正确了就行。”陈燮阳说。他认为,作为一个指挥,他和团员的关系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要领导乐团,除了自己艺术上必须过得硬,还必须尊重和信任团员,不能摆架子,别以为训斥就管用,你骂人骂得凶,人家演奏起来畏畏缩缩反而出不来效果。哪怕你是对的,你好好地说,人家很愿意同你合作。“和我合作过的乐团,大家都很愉快。”

陈燮阳的手臂特别长,再加上指挥棒,他指挥的时候长臂舒展,仿佛要把整个乐队里的演奏者都揽在怀里。多年来,他视乐团为自己的家, 在团里待的时间远比在家里的多。对于团里那些年纪比自己大的,陈燮阳始终视如长辈,而比自己晚进团的团员则视作他的孩子。“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我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和我很好,你可以随便去问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我有这个自信。”

乐团是陈燮阳的所爱,观众也是他的“心头肉”。由于指挥位置的特殊,指挥者必须背对观众。但这不等于他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指挥世界中,对观众不闻不问。“对于身后观众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要了如指掌。”陈燮阳说。即使是背对观众,陈燮阳仍然能从演奏厅的安静程度来洞悉观众的反应。“我的背就是个巨大的耳朵,我能听见观众席上传来的反馈。如果台下的观众在演奏过程中出现骚动,哪怕是一点点,这种情绪也很容易影响到台上整个乐队。比如说咳嗽声,甚至说话声。也许有的观众习以为常不以为然,可是对于一场演出而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他的背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就会加倍地用自己的情绪去带动和感染整个乐队,让所有他“怀里”的演奏者都能把精神完全集中在演出上。年复一年,高质量的演出提升了观众的素质,高品位的观众支持了高品质的演出。1989年底,陈燮阳离开上海交响乐团赴香港与家人团聚。临别时,观众发出“陈燮阳不要忘记上海,不要忘记我们”的呼唤。这是观众内心的呼唤,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与依恋。

陈燮阳说:“当指挥我感觉很兴奋,非常投入,那种感觉是我坐在乐队里演出时感觉不到的一种激情。谢幕的时候,当我转过身去面对观众时那如潮的掌声,那种满足感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每场指挥都让他全身心的投入。那种激情,那种心境,真是“身临其境,完全忘我”。陈燮阳的夫人心疼他演出劳累,总是劝他“省一省,指挥动作小一点”。可是他却说:“这怎么可能?一上场,音乐一响,就全都忘了。”

天生一个指挥家

指挥家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既要无我忘我,又要牢记自己身系整个乐队,背对广大观众。陈燮阳说,指挥工作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自己可能天生就是适合做指挥的人。用他的怀抱和脊背调整好乐队和观众这一阴一阳一静一动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就像他的名字。一场演出是如此,每场演出是如此;带领一个团队演出是这样,管理一个乐团也是这样。

上海交响乐团至今已有128年历史。他的前身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是中国现代交响音乐的发源地,也是远东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做这个乐团的团长及音乐总监压力是巨大的,也是幸运的。陈燮阳说,从当一个指挥到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及音乐总监,管理工作和艺术追求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他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同时又把艺术追求推向更高处。回顾往昔,陈燮阳说,团里的运作经费有近三分之一需要靠演出来筹集,作为一团之长要当好这个家,处理好演出和经营的关系,还真不容易。看来,燮理阴阳的课题无处不在。在国内音乐团体中,上海交响乐团第一个实行艺术总监制和全员聘用合同制,第一个引进外援,设立了交响乐基金会,成立了交响乐爱好者协会。交响乐团运转得非常好,很稳定、有凝聚力,整体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的确,无论在规模、演奏水平以及在国内外的影响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阶段。

陈燮阳认为,要真正吸收交响乐的精髓,指挥、演奏者一定要到西方交响乐的发源地去亲身体验。而培养中国音乐人才、培养中国交响乐听众也非常重要。同时,他又希望我们国内不只是能够演出和欣赏外来的西方交响乐,还要能够将中国交响乐传播出去。“人家德国人用交响乐表现他们的特色,我们也可以用洋乐器表现我们的民族风格。洋乐器是绝对不可能发出二胡的声音的,但它可以表现二胡的味道。比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完全是西洋的演绎手段,却又那么中国。”陈燮阳说。他将朱践耳写的《翻身的日子》,指挥得天翻地覆慨而慷,土洋结合有味道,全场禁不住为之惊呼。他带着乐团在柏林爱乐演奏《火把节》、《愁空山》获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不得不多次返场谢幕。让祖国强大,让中国的音乐传遍世界各地是他毕生的梦想。用交响乐形式表现民乐意境恐怕是另一个巨大的燮理阴阳课题。

在陈燮阳的艺术生涯中有许多“第一”:中国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首次刮起中国民族音乐的“金色旋风”;带领上海交响乐团到欧洲古典音乐“圣坛”――柏林爱乐大厅演出,是建团125年来的第一次:身兼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人……你可以说是陈燮阳的天赋造就了他,也可以说是命运的巧合让他在指挥的天地中一路行来顺风顺水。期间的辛劳和探索、痛苦和寂寞恐怕只有很少人知道。独自琢磨、反复练习、团队磨合的过程都在幕后,舞台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华丽的转身。

如今的陈燮阳依然很忙,但如果有空,他会和夫人开车去别墅。在院子里,他们种了很多花,老两口喜欢一起坐在院子里看那花团锦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