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制度研究(一)

时间:2022-09-28 03:21:08

政府采购制度研究(一)

目录:

一、政府采购的界定及历史演变

二、我国政府采购的实践

三、我国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四、政府采购制度的比较研究

五、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基本原则

六、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初步设计

七、政府采购与加入《政府采购协议》

一、政府采购的界定及历史演变

㈠政府采购的界定

政府采购,英文为Government Procurement,德文为oeffentliche Vergabe,也称为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实体为满足提供公共产品之需要,主要运用财政性资金,以法定方式并依法定程序从国内、国际市场上采购所需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活动。这里的“采购”一词包括购买、租用和租赁等形式。

在美国,政府采购有严格的法律定义,即实现全部政府采购目的的全部活动的总和。如《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法》规定,采购是指获得物品或者服务的全部过程,开始于确定采购的必要,结束于合同履行的完毕。又如《联邦采购规则》规定,政府采购是为了联邦政府使用的目的,利用买卖或者租赁合同,使用预算拨款获得物品或者服务的行为。采购开始于政府确定需求,包括对政府需要的说明、招标、审标、决标、契约融资、契约履行、契约管理和其他与运用契约满足机关需求的目的直接相关的技术和管理的活动。我国台湾地区《政府采购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采购,指工程之定作、财物之买受、定制、承租及劳务之委任或雇佣等”。

政府采购与个人采购、家庭采购、企业采购或团体采购相比,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政府采购的主体是“政府”。“政府”本来是指国家机关及其管理机构,通常不包括由政府组建、资助和经营但不属于政府管理机构内的企业、社会保障基金和为数众多的半自治组织。即它不同于范围更为宽泛的“公共领域”。但“政府”有从形式性概念发展为职能性概念的趋势。按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规定,政府采购主体通常不仅包括政府部门本身,也包括直接或间接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本文从其说,政府采购与公共采购同义使用。(2)目的的公共性。政府采购属于公共支出管理。“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支出管理被看作是一个长长的价值链,起始于预算编制,经由通过政府采购和工程承包执行预算,终结于彬彬有理地向公众提供服务。”[1]如果说编制预算是分配资源,那么,确保资源按照国家政策的要求有效利用则是政府采购的使命。采购主体在就采购什么、采购多少、向谁采购等事项进行决策时,不能体现个人的偏好,必须遵循国家政策的要求,如实现总量调控、结构调整、稳定物价等,还必须考虑商品的社会价值和潜在的经济价值。(3)资金来源的财政性。政府采购的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和需要由财政偿还的公共借款,最终来源为税收和政府公共服务收费所形成的公共资金(Public fund)。表现为财政支出总额减去转移支出和余额,是直接获得相等代价的财政支出。而其它采购的资金来源于私有资金(Private fund)。资金来源的不同决定了采购管理、采购人员责任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从而在根本上将两者区别开来。(4)监管的严密性。政府采购不是简单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讫,而是要按有关政府采购的法规,根据不同的采购规模、采购对象及采购时间要求等,采用不同的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使每项采购活动几乎毫无例外地在严格的法律和管理限制下进行,如严格的预算限制和公共审计程序。这是因为政府可以、而且确实具有至上的能力,可以左右市场,从而使公共采购官员处于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位置,有可能。[2](5)采购过程的公开性。政府采购不仅其法律和程序是公开的,而且其过程也是在完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采购活动都要作出公共记录,所有的采购信息,如采购的要求、规格、来源、招标条款或支付的价款等都是必须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对政府采购信息的公布传媒甚至有统一规定。如我国台湾的法律规定,政府机关招标必须在公共场所和当地报纸上公告,现正更改此规定,要求凡金额超过新台币300万元的工程和劳务招标案,必须输入电脑数据库,在Internet上公开,供岛内外厂商查询。[3]涉及政府采购的公共官员、管理者都会受到公众和新闻媒介的监督,渎职、失误都要曝光。(6)规模的巨额性。政府始终是各国国内市场最大的用户。在很多国家,政府采购金额占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以上。据统计,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采购总额占GDP的12%[4];美国政府在1989-1992年间每年仅用于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就占其GDP的26-27%,每年有2000 多亿美元的政府预算用于政府采购。全世界的政府采购金额每年达数千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以上。[5](7)范围的广泛性。政府采购对象小到纸、笔、扫帚等日用品,中到办公设备、医疗设备、汽车、空调,大到通讯系统、卫星、核反应堆、轮船和飞机等技术复杂、造屋盖楼、实行城市和农村电气化等方面还购买各种服务。(8)功能的调控性。正由于其规模的巨额性、范围的广泛性,对社会经济有着其他采购主体不可替代的影响,政府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通常使用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政府采购不同于控购。我国以前对行政机关购物的控制方法之一是所谓的“集团购买”制度,许多产品是由国家以至军队自已的企业直接生产和供货的。有人认为, 政府采购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控制集团购买力(即控购)相似,更有甚者,认为这是“穿新鞋走老路”。事实上,政府采购要解决的是利用财政资金安排的采购应该怎样买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公共支出管理的制度;控购要解决的是部分商品该不该买的问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控制集团购买力的制度。两者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⑴对象不同。控购的控制对象是某些紧缺商品或价值较高的所谓奢侈品。政府采购的对象是政府需要自用或自行消费的所有货物、工程和服务。⑵目的不同。控购是短缺经济条件下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以平衡市场供求矛盾,避免政府与民争夺商品。政府采购则主要是为了增强财政政策的力度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程度,强化预算约束,节约财政支出,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控制采购中的腐败现象,提高政府办事的透明度。⑶管理手段不同。控购主要是用分配指标、审批等行政手段实现的。政府采购主要是以规范化的市场采购与财政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的。当然,控购管理与起步阶段简单的政府采购在众多方面是重叠的,不宜将二者完全隔离开来。况且,控购工作的实践经验也是政府采购可合理利用的重要制度资源[6].

政府采购更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在供给制中,财政是采购主体,而使用者处于被动地位,你给我什么,我就用什么,毫无选择的余地,没有“发言权”。在政府采购中,财政参与采购,主要是监督货物和服务、工程的采购过程,保证采购在规范、透明、公平、公开、有序的条件下进行,并达到节约资金和廉洁、公正的目的。使用者也是采购者,商品的性能、质量、主(附、软)件、到货期限、安装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技术和物理指标都要满足使用者的要求,因而使用者有很大的“发言权”。

(二)政府采购的历史演变

“新秩序不可能代表与过去的完全决裂。它必须从现有各种安排里面发展出来,从而到最后,将会有更多旧观念、态度和制度融合到未来秩序中去。”[7]政府采购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政府采购制度则是国家对政府采购行为的规范化管理而形成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政府采购由封闭走向开放,成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领域。

1、政府采购的产生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从事商品交换活动,采购就随之产生。当时的采购主体主要是个人、家庭和原始部落。随着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的发展,采购主体日趋多元,出现了政权机构、企业、团体等采购主体。当时的政权机构采购就是现在政府采购的雏形。由于当时采购规模较小、范围窄,而且是分散进行,政府采购没有统一的规范,只是存在政府采购行为,而不是一种制度。

2、政府采购制度的形成。

政府采购制度最早形成于18世纪未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其主要特点就是对政府采购行为进行法制化的管理。如美国早在1761年就颁布了《联邦采购法》。英国政府在1782年设立了文具公用局,专门负责政府部门所需办公用品的采购工作,同时开始对政府采购的管理进行立法。政府机构开始就政府采购问题进行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标志着政府采购制度的初步形成。

随着各国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角色的不断变化,采购制度的目标和作用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时,政府也在不断改进其采购方式,采购制度的规则也在不断地更新。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国家信奉“看不见的手”理论,政府基本上不参与、干预国民经济活动,政府采购十分有限,政府采购市场并不发达也不完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特别是在本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市场不是万能”已成共识,政府开始广泛运用“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其方式之一就是扩大政府采购规模。为兴利除弊,各项有关政府采购的法规便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也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采购制度最终形成的前提条件。

3、政府采购的国际化

在1979年以前,由于世界各国普遍采购本国产品、保护本国产业,政府采购是封闭的,不对外开放,政府采购与贸易的关系很好协调。最突出的表现是,1947年由各国共同制定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就将规模巨大的政府采购刻意排除在外。

随着贸易自由化呼声越来越强烈,一些工业化国家亟待为本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部分国家藉以打破贸易壁垒解决本国贸易失衡问题,政府采购潜在的巨大市场,在国际领域日益受到重视。一些欧美国家提出应将政府采购纳入国际协议,并利用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谈判之机,在1979年制定了《政府采购守则》,但其性质是非强制的,由各缔约国在自愿的基础上签署,通过相互谈判确定政府采购开放的程度。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后, 《政府采购协议》(简称《协议》)取代了《政府采购守则》,政府采购市场进一步开放。《协议》于199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对韩国1997年1月1日生效)。它仅对签字成员有约束力。许多发达国家先后签署了该协议,并采取一些强制措施迫使一些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签署该协议。为“给那些希望按照一个经济有效的采购体系所通常接受的最低标准和保障措施进行采购立法,或将其采购立法现代化的国家提供指导”,联合国国际法贸易法律委员会(UNCITRAL)1994年在其第27届年会上通过了《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简称《示范法》),同时了一个《示范法》使用《指南》。WTO和UNCITRAL的举动犹如一双刃剑,客观上形成了前引后推的合力。随后,世界上众多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纷纷比照《协议》和《示范法》改革和完善自已的政府采购制度;一些双边、多边地区性组织的成员也签署了各自政府采购协议,如墨西哥、哥伦比亚、美国、以色列等。欧共体(UN)制定了针对政府机构的四个指令(简称《公共指令》)和针对公用事业公司的两个指令(简称《公用事业指令》)。

特别指出的是,根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94年《茂物宣言》确定的贸易自由化时间表,政府采购的总目标是要求APEC各成员最迟于2020年相互开放政府采购市场。阶段性目标之一是,在2000年以前,制定APEC的《政府采购非约束性原则》,发达成员于2010年开始执行非约束性原则,到2020年,政府采购非约束性原则将成为约束性原则,各成员必须统一执行。根据APEC1995年12月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大阪行动方程》,将政府采购列为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15个具体领域之一。

二、我国政府采购的实践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采用过政府采购这种方式来满足其消费需要,只是在具体方式和范围方面有些差异。有的王朝甚至以政府采购来调控市场物价和商品流通量,如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均输”[8].在原统治时期,政府采购制度已经有所试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因为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公共需要由计划调拨来满足,没有必要进行采购。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为多种经济成份企业并存所取代;即使是在国有内部,企业利益也开始独立。政府所需的货物和劳务的采购必须向市场“购买”了。这时的政府采购行为由各级政府机构自己决定采购来源和采购方式,中央政府仅对投资额5000万人民币、涉及外资则为3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共工程投资进行审批;各级政府的采购通常是根据商业原 则进行,采购合同的签订一般是通过谈判进行。这种方式显然有利于各支出单位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采购,但这种粗放型的做法使数额巨大的国家财政支出化整为零,不能形成合力,规模不经济,而且还脱离了财政监督,产生了预算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采购中存在腐败现象,所采购商品、工程和服务价高质次等诸多流弊。

本着“市场能干但干不好的,需要政府介入”的原则,建立和健全政府采购制度,在1994年较系统地实行财税改革之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应该说,建立和健全政府采购制度,是一个典型的“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9]当然也不排除来自国际上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就必须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压力,以及来自国内日趋强烈的反腐倡廉的民众呼声等因素的影响。泱泱大国,一年仅有的几千亿元收入,要搞建设必须开源节流。开源不容易,在“蛋糕”固定的情况下,要想办更多的事,就必须节流,占政府国内生产总值5-15%份额的政府采购支出无疑成了一个节支的领域。

上海受世界银行设备招标采购办法及英国财政管理方法的启示,于1995年开始试行对财政专项安排的设备购置,采用政府采购办法,并明确了“抓住重点、各个突破、以点带面、取得实效”的工作原则,以此来加强和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试点表明,政府采购加强了财政部门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力度;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缓解了占压财政资金的状况;各方面都从招标采购中不同程度地受益;增强了透明度,消除了购买中存在的各种腐败行为。在上海的带动和中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了政府采购的探索和尝试。[10]截至今日,全国已经有29个的省、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城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试点。试点开始时多集中在比较容易操作的领域内,如汽车、办公设备、医疗设备等的购买。后来,试点推广到工程招标、会议服务、政府有关保险业务主理单位的选择、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等(还有人才招聘活动)。采购范围主要包括货物类的公务用车、计算机、办公用品、医疗设备、电梯、家电等标准商品;工程类的房屋修缮、市政工程等;服务类的会议招待、汽车加油、车辆保险、工程设计等。采购方式主要是竞争性招标和邀请招标。[11]与此同时,中央国家机关的政府采购试点工作也于1999年1月26日正式启动,宣布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计算机57台,计算机辅助设备等18台(件),用于中央国家机关44个部门推广离退休经费零基预算计算机管理;并宣布还将扩大范围,陆续对通用设备、基建项目、汽车修理、会议定点服务等实行政府采购。[12]中国军队部分进口医疗设备从1999年1月起也开始统一招标采购。[13]据有关材料对试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地区招标投标情况分析,办公性消费品成本可降低10-15%以上,有少数项目甚至达30—50%,商品和服务质量也有提高,同时杜绝了回扣、“红包”等腐败行为。[14]

与实际操作一样,经过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政府采购的立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上海、深圳、辽宁等10个省市制定了政府采购地方性法规,还有10多个地区正在制定地方法规。安徽省于1998年7月出台了《安徽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安徽省财政厅又出台了《安徽省省级政府采购实施细则》和《安徽省省级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广西1998年7月下发了《关于在区直行政事业单位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通知》;上海1998年12月24日了《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大庆市1999年了《大庆市政府采购实施方案》和《政府采购机构对采购人直接组织招标管理程序》;我国第一部规范政府部门采购行为的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珠海市政府采购实施办法(试行)》于1999年1月1日起同时正式实施。《北京市政府采购办法》也于1999年6月1日起施行。酝酿了几年的《招标投标法》也于1999年8月30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而财政部专家组从1996年起通过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政府采购专家组活动、出国专题考察及举办国际研讨会等方式,对政府采购制度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结合对一些地方财政部门的政府采购试点情况的调整,对在我国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并于1997年12月和1998年5月向国务院法制局提出了制定《政府采购法》的建议。1998年7月4日的国务院[1998]10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将拟定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明确作为财政部的主要职责之一。1999年4月11日国家经贸委颁布了《国有工业企业物资采购管理条例》;与此同时,财政部颁发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程序暂行规定》和《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在政府采购领域初步形成了采购机关(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和第三方质量检验制。按我国政府采购立法步骤,第二步是总结试点经验,修改部门规章,以政府名义下发《政府采购条例》。[15]第三步,在此基础上,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法》。据悉,全国人大已正式将《政府采购法》列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全国人大财经委成立了《政府采购法》起草领导小组,并已经开始了立法的准备工作,计划在2002年出台。[16]

当然,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自1979年开始接受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会贷款、1981年开始接受世界银行贷款以来,对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海外协力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的政府采购项目,按贷款方要求很早实行了全面规范的国际性招标投标;在国内工程建设、进口机电设备、机械成套设备、科研课题、出口商品配额等政府采购领域也都开展了国内或国际性招标投标。此外,我国已在银行、保险、邮电、通讯、海运、空运、公路运输、法律、会计 、医疗、建筑、旅游、广告、教育、房地产、商业零售等专业服务领域实行有限制的对外开放。可以认为,我国虽然仅在1996年承诺最迟于2020年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但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实质上已与国际惯例初步接轨并日益完善。

另一方面,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在试点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其完善和健全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1、政府采购的法律制度远未健全。目前,政府采购立法效力层次低,没有全国性法律,省、市等行政条例亦多有缺失。试点单位也基本都是一边进行政府采购,一边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预见性,使得出台的规章制度规范性和防范性不高,操作过程中难免问题迭出。

2、政府采购的的推行有很大阻力。政府集中招标采购,一改过去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自行采购的办法,有一个认识和适应的过程,存在思想观念转变问题。有的人将政府采购仅仅理解为办公用品的采购,也有的人视政府采购为招标投标,还有的人只是将政府采购纯粹作为一种节约资金的手段,认识不到其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17]认识上的问题有可能导致行为上的偏差,从而使政府采购步入误区,酿发新的地方保护主义。因而政府采购现在面临着知识更新及理财观念转变的问题,同时还有来自贸易和工业主管部门阻力。这些部门一方面希望财政部门能推行政府采购,没有财政的推行,财政支出形成的购买很难实行招标,他们也就无法介入并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财政在招标中起主导作用(或过多的参与),担心影响其管理上的和经济上的利益。

3、政府采购工作中确有不完善之处。具体表现为:(1)招标过程不规范。如缺乏公开招标机制,受局部利益机制的驱动,一些地方政府常强制本地区的财政支出使用单位,购买本地产品,大型工程也由本地区自行承担,而不考虑价格、质量、技术力量等因素。而有的部门的项目招标受行业保护主义的影响,多为定向招标,“走过场”。又如评标程序混乱,缺乏客观统一、明确的标准。再加上评标委员会机构不健全、责任不明确,没有法定的决议程序,造成评标因人而异。参加评标委员会的机构也很多,遇到有争议的问题往往议而不决,只要有一家持反对意见,评标结果就很难通过,使采购活动的效率低下。再如在招标采购中,主管单位往往片面强调要国内企业中标,引起外商抵制,结果失去了竞争环境,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2)采购主体偏多。我国实际参与采购管理的机构除财政部外,还有原外贸部、原经贸委、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等部门,如原计委负责规划、审批以财政拨款为主的大型建设项目,原外经贸部门负责对外招标的谈判以及与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的谈判工作。于是,具体开展工作时往往出现部委间信息沟通不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局面。(3)除财政部门外,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较多,极不协调。即使在财政部门内,还没有一个专职机构负责此项工作,只有一个松散的招标评审委员会。开展一项活动,就成立一个委员会。管理机构没有固定性,人员也不固定,工作缺乏连续性,不利于培养专业采购管理人员,也不利于采购工作全面、持续开展。

4、财政支出使用效率不高。首先,在编制预算时,各单位都积极争预算支出指标、争项目,多多益善,而在争到指标、项目后,财政按计划拨款,支出使用单位自行安排采购资金使用,这就难免存在盲目采购、重复采购、随意采购等问题,对被采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很少考虑。其次,对节约资金的处理处在两难境地,如若由财政集中,主管部门和单位对这项工作就不会那么积极;即使财政集中,还有一个在财政内部的体现问题,即由预算统一安排,还是由各职能处(室)继续使用。如果财政拿不到节约下来的资金,缺乏推行的动力。

5、现行的事业、行政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体制与政府采购的直接支付方式相矛盾。实行政府采购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实行国库单一帐户,即实行账款分离制。而我国现行的财务管理体制是,层层分解指标,预算拨款层层下拨,单位用款结余也留在本单位。政府采购的直接支付制则只层层下达指标,但货款由财政拨付给供货商。这种做法是不符合现行的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体制的,审计部门已提出了质疑。由于存在着这一矛盾,政府采购制度的推行有一些不应有的困难。

参考文献:

[1](美)A·普雷德:《公共支出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7页。

[2] Harry Robirt Page,Public Purchasing and Material Management ,lexingtong,Mass. :D.S. Health,&Company 1980

[3] 《台行政项目招标信息将上网》,《计算机世界》1996年1月29日第27版。

[4] Daeubler—Gmelin,Herta,Vergabewesen endlich europagerecht ausgestalten,Sueddeutsche Zeitung,1998,Nr. 224,P22.

[5] Dr. Gray J. Zenz and Dr. George H. Thompson, Purchasing and Management of Material, AEI, P345。

[6] 有人认为,要将控购管理手段转化为政府采购机制、将控购管理内容转化为政府采购的一个部分、将控购管理方式转化为政府采购的规范化管理、将控购管理成功经验运用到政府采购工作之中。参见唐诗增:《浅谈转变控购职能开展政府采购》,《发展研究》1999年第3期。

[7] 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8] 西汉桓宽:《盐铁论》。

[9] 参见张宇燕、何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载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10] 参见《中国财经报》1998年以来有关报道。湖北省政府首 次实行招标采购公务用车,采购14辆车共节约资金51万元,参见《湖北推进政府采购制度》,《人民日报》1998年6月8日第2版。武汉市也于1999年8月27日首次启动政府采购制,参见《我市首次启动政府采购制》,《长江日报》1999年8月28日第1版。

[11] 部言:《试点工作初见成效》,《中国财经报》1999年5月24日第4版。

[12] 参见《政府采购从这里开始: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首次招标侧记》,《经济日报》1999年1月27日第1版;中央电视台1999年1月26日《新闻联播》。

[13] 参见《中国军队部分进口医疗设备统一招标采购》,《长江日报》1999年1月29日第五版。同时据1999年9月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我国当天进行了全军物资装备机械项目预中标会。

[14] 据《经济日报》1999年9月1日第16版中《依法规范招标投标行为》统计,目前在工程建设方面通过招标达到的节资率为1%至3%,工期缩短10%;在进口机电设备方面,通过招标达到的节汇率和节资率分别为10%和16%;在机械成套方面,通过招标达到的节资率和节汇率分别为10%和16%.更具体的数据为:1998年全国共签订政府采购合同近2000份,采购规模约31.06亿元,共节约资金4.16亿元,平均资金节约率13.38%.参见张弘力《关于建立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若干问题》,《中国财经报》1999年6月5日第3版。

[15] 《政府采购条例》虽被列入国务院1999年立法规划之中,但至笔者发稿之日(1999年12月6日)还未见踪影。

[16] 张弘力:《关于建立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若干问题》,《中国财经报》1999年6月5日第3版。

[17] 张喜为、姜红旗:《政府采购“热”中的“冷”思考》,《吉林财税》199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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