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探索

2019-09-28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确立了廉洁政治的思想基调,展开了有效的反腐倡廉实践。时期,党对廉政文化和廉政制度体系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严厉打击了贪污浪费。抗日战争时期,为防治国民党“溶共”政策对共产党干部的拉拢腐蚀,党健全了廉政法规制度,探索了“以俸养廉”等新型廉政措施。解放战争时期,大批党员干部被送到领导岗位,党高度关注其中一些人的腐化堕落倾向,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治,夯实执政的廉洁基础。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反腐倡廉;探索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55—04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最初50多人的小党成长为一个在局部地区建立政权,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执政党。在这个过程中,党拥有可控制资源不断增多的同时,权力运行遭遇腐败风险的几率也在不断加大。为了有效防治各种腐败现象,保持党的廉洁性和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对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

一、建党初期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初步探索

(1921.7——1927.7)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容。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党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但任何组织的运行都离不开权力的行使,腐败总是同权力如影随形,党对这一点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并根据实际情况,严格纪律约束,有效防止了腐化蜕变。

1.确立廉洁政治的思想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自觉担当起反对腐败政权,创立廉洁政治的重大使命。1920年,上海党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了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①《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没有权力腐败的清明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党首先必须保证自身廉洁。为此,《中国共产党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上述文献不仅表明了党反对腐败的决心,而且奠定了打造廉洁政治的思想基调。

2.制定严格的监督约束条款。党成立初期,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一是制定严密的组织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二是严格约束党员行为。为了防止党员因做官变质腐化,党对党员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规定“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任何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③。三是出台反腐倡廉文件。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吞款、揩油的情弊”开始发生。针对这种情况,1926年8月,陈独秀主持扩大会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的出台标志着中

收稿日期:2012—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反腐倡廉建设中防治窝案串案问题研究》(11CDJ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东辉,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郑州450002)。国共产党人敲响了坚决反对腐败的第一声警钟。

3.成立专门的党内监察机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腐败对一个政治组织的致命危害,所以特别注重党内自我监督。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专设一条规定了监督内容。二大不仅在党的章程中单列一章对党内纪律作出严格规定,还专门制定《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明确了党员参加议会活动的监督制度。不过,随着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党员队伍急剧扩大。1927年4月,党员总数由四大召开时的994人激增至5.7万人,一些“投机腐败的坏分子”混入了革命队伍,进行强有力的自我监督成为党组织建设的迫切要求。“为了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保证党的廉洁性,党的五大决定成立监察机构。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第八章专门对监督委员会作了规定,明确了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任职回避制度及其同党的委员会的相互制约关系,即“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五大还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不料风云突变,国共合作破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没能发挥更大作用。但这并不影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立在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意义。

4.展开有效的反腐倡廉实践。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十分重视革命队伍的反腐倡廉建设,而且还利用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一是自我防范和惩治。1925年至1926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省港大罢工。由于工作需要,罢工领导机构和相关人员经常要处理大量涉及钱财物的事情。为了防止出现腐败现象,罢工委员会决定强化监督机制,成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并规定“无论各部何项机关有舞弊受贿等情,应依合法手续严厉取缔,施以相当应得之罪,无得庇纵”。当时的纠察队队长兼招待部主任梁子光利用职权侵吞公款、勒索敲诈。罢工委员会发觉后,立即派人调查,取得确凿证据后,进行公开揭露,审定判刑,起到了很好的震慑效果。二是监督制约国民党。共产党除了廉洁自律外,还阻止国民党中的腐败分子掌权。比如,在湖北省政府人事问题上,认为,用蒋作宾管民政“恐怕有成一个保护贪官污吏的机关的可能”,“求其廉洁恐是难事”,并提出“不用湖北人任民政,而用一与湖北贪官污吏无关系之王法勤”的主张。④

二、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

(1927.8-1937.7)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局部地区建立政权,并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包括中央、省、县、区、乡等各级政府的完整政权体系。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党在干部培养保护、思想文化教育、廉政制度设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反腐倡廉建设呈现出与建党初期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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