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呼吁电影分级 减少行政干预

导演谢飞在2012年生了两次气。

第一次是两个月前，他反对自己担任艺术总监的电影《万箭穿心》因“事件”退出东京电影节：“我是个70岁的老人了，经历过‘’等众多坎坷，深知某些投机分子为了私利，利用群众的热情搞过激行动，对国家文化艺术带来的巨大伤害。”

第二次是12月15日他在微博的《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文中历数悲催的电影导演，远至1994年的张元、田壮壮，近至担任艺术顾问的电影送审后4个月还得不到回应的他本人。他用2000字指责电影政策是“人治”非“法治”，呼吁有关部门和电影业的所有同事们行动起来，因为“改革就要做实事”，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不适合电影分级”的结论“实属荒谬”，他以“前辈”姿态毫不客气地指责行政力量过度干涉电影创作，用词凌厉比如“违反宪法”。

第一次生气后也就是退出东京电影节后，他频繁接受记者采访；第二次生气后也就是发出公开信后，他选择缄默。但是第二次生气真正引发了社会热议，得到诸多知名导演的支持，也令很多普通人回忆起了久违的名字“谢飞”。

导演谢飞远离公众许久，最近作品拍摄于12年前。最近10年，他的身份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作为第四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他不算高产却几乎每一次出手都获大奖。他的6部电影作品是1979年到2000年的：《向导》、《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益西卓玛》。

谢飞永远聚焦现实，从未拍过古装题材。他所有的电影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悲观又蕴含温情。他老派保守，不是同时代的领跑者却将艺术风格坚持最久。后期的创作岁月里，他是同龄人中唯一“作者立场”的延续者和实践者。12年前的一部电影，他7次进藏，虽票房不佳。10年前谢飞60岁，尝试拍电视剧，反响不大。

他的辉煌在1980年代，电影较少受到干预也无须面临资本压力。他是艺术电影的坚定支持者， 对商业环境有明显不适。他没有面对过商业电影导演经常面对的自我与社会、艺术与商业间的矛盾。于是他时常忧心忡忡，一面抨击好莱坞电影是快餐文化，一面批评商业环境挤压艺术电影。他与浮华时代最深的隔阂在于他始终坚守精英主义立场和对社会的批判，他觉得“一味地赞美没有意义”。

在公开信中，他不解“为何电影要面临审查”？“综观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几十年来为文化艺术的一个品种—电影—从上到下设立如此庞大的行政管理部门，浪费惊人的纳税人上缴的金钱。”谢飞要求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各种文学艺术种类也应该一律平等”，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戏剧等领域不存在审查制度，他说：“如果小说也要逐字审查，中国也出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借赵丹之口说出肺腑之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谢飞最早注意到电影分级制是在1987年，他刚从美国访学归来，向北京电影学院介绍好莱坞电影分级制度。作为体制内的导演，他一直是新潮派，很早就意识到电影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最近10年，在过度商业化的趋势下，他开始忧心艺术电影在电影审查和商业资本的双重冲击下难觅生存之地。他曾抨击好莱坞电影快餐文化挤压国产电影，告诫年轻一代坚守民族电影，通过参加国际电影节发出中国声音。

谢飞的父亲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谢飞“”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使之背负使命：向世界证明中国电影。“我特殊的经历让我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

这封公开信至今未得到相关部门回应。谢飞拒绝一切采访为新剧本伏案。剧本两年前就买下，类似《红与黑》的故事。没有太多资金，他执着于此。“这不会是我的收官之作。”他明确地说，“我一定要拍一部‘’题材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