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科学与宗教”研究的演进:1980―1999

收稿日期：2011-12-15

作者简介：

勾文增（1976―），男，吉林四平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① 参见教育部《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

摘 要：国内长期以来认为科学与宗教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个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科学与宗教研究开始兴起，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学术界出现了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学术争鸣。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逐渐不再抽象地研究科学与宗教问题，而是具体考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复杂互动，并且就科学与宗教问题提出更为多元化的观点和见解。受制于当时国内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进展，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史学的进路。但从史学视域反思这一时期的科学与宗教研究，则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大多仍然存在着史学观念和史料学方面的明显缺陷。

关键词：科学与宗教；研究综述；史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2-0044-08

“科学与宗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领域，在中国国内的学科分类框架内，其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社会学、教育学（尤其是教育史）、传播学和科学技术史（包括农学史和医学史）等学科。①对于“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两类相对成熟的学术进路：史学进路和哲学进路，其中史学传统主要从宗教史、哲学史、教育史和科学史的视域加以展开；哲学传统主要从宗教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视域加以讨论。

一、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论文

发表：1980―2009

本文的研究样本，源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kns50/）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11）”。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将时限设定为1980―2009年，以“科学与宗教”或“宗教与科学”或“科学和宗教”或“宗教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共可检索到6575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749篇，1990―199年1591篇，2000―2009年4236篇。以“科学与宗教” “宗教与科学”“科学和宗教”“宗教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可检索到706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59篇，1990―199年189篇，2000―2009年458篇。以“科学与信仰”“信仰与科学”或“科学和信仰”“信仰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共可检索到1100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48篇，1990―1999年199篇，2000―2009年853篇。以“科学与信仰”或“信仰与科学”或“科学和信仰”或“信仰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可检索到96以科学与信仰为主题的论文；其中1980―1989年2篇，1990―1999年12篇，2000―2009年82篇。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统计出，在1980―2009年的30年间，开始10年发表的科学与宗教论文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0%，中间10年发表的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最后10年发表的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65%。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论文和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论文，其数量比大约为1：9或1：10。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数据，1980―2009年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论文数量，约占数据库所有收录论文数量的2%，这一比例在30年间大体保持不变。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输入“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与新教”、“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与东正教”、“科学与佛教”、“科学与道教”、“科学与伊斯兰”和“科学与回教”，进行全文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可得出有关科学与基督教的论文、有关科学与佛教的论文、有关科学与道教的论文和有关科学与伊斯兰教的论文，其数量比例约为5：4：4：1。由于国内多数有关科学与宗教（泛指）的论文是以基督教

“基督教”一词在现代中文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狭义指基督教新教，广义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多个宗派。在本文中，“基督教”一词使用的是广义概念。

作为宗教范例的，使得有关科学与基督教的研究论文数量实际上远超出了有关科学与其他宗教的研究论文数量的总和。

二、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学术演进：1980―1989

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在全社会范围内长期进行多渠道和多形式的无神论教育和宣传。在此期间，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被始终如一的确定为“对立”甚或“斗争”的关系，“真正的科学”

1949―1979年间，国内长期存在着批判“唯心主义科学”或“科学中的唯心主义”的科学批判运动。

被描述为是“唯物的”和“辩证的”科学，是不断证实辩证唯物主义正确性的科学；而各类宗教则一概被描述为“唯心的”“反动的”“封建的”或“帝国主义的”，其前景是彻底被“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科学与宗教”研究在国内几近空白，只翻译出版了若干由苏联学者撰写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所宣扬的观点都反复强调了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和“斗争”。

三、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学术研究开始缓慢兴起，但这一时期的论文大多仍沿袭旧有的观点，强调历史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着力“揭露”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佛教）在科学问题上的“反动”和“虚伪”。例如：或是认为近代天文学史中存在着“科学”与罗马教会“惊心动魄、曲折漫长”的斗争[1] ，或是认为佛教经常采用“貌似科学的虚伪姿态”，“造谣和说谎的本领是无出其右的”[2]。有所不同的是，当时论及阿拉伯科学史的论文，则认为中世纪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科学具有历史贡献，并批判了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科学的“剽窃”和“贬低”。[3]但在具体评价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家时，这些论文仍将他们描述成为“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较少提及伊斯兰教对其科学活动的具体影响。[4]

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和传播，是当代科学与宗教研究的一个经典个案。进化论在国内通常被描述为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科学基础，也曾长期被认为是科学与宗教、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领域之一。1982年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大型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及了当时欧美地区有关进化论与创世论的论战，认为这是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科学与宗教”的“斗争”。[5]有多篇论文从科学与宗教的视角，讨论了达尔文进化论产生和传播的问题。有文章认为进化论和神创论在中国也曾存在过激烈的斗争，而教会则是中国进化论研究和传播的障碍。[6]也有文章虽然提及了进化论发表以后英国科学界对其的诸多质疑和批评，但认为这些学术意见是“偏见、谩骂和诽谤”，并将其归咎为英国宗教界对进化论的强烈反对。[7] 这些文章在当时都从不同层面强化了科学与宗教“对立论”的观点。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调整，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其中涉及到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科学活动问题。当时，相关论文大多只讨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进行的科技交流活动，并严格将他们与后来从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来华传教士划清界限。[8]这些论文在肯定来华耶稣会士科学活动的同时，仍在“科学与宗教”问题上继续保持对基督教的历史鞭挞，谴责基督教对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扼杀，甚至引证恩格斯的著作，认为欧洲的科学思想在18世纪仍然落后于古代希腊。[9]此后，又有多位学者发表了对中西科技交流史中重要历史人物徐光启的研究论文，但在高度称赞徐光启科学成就的同时，几乎不提及其个人的，并倾向于通过褒扬徐光启来贬抑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影响。[10]此间，也有部分文章提及了近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传播活动，但大多对传教士的“主观动机”进行了激烈批判。[11]有关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在客观上突破了旧有的“对立论”，特别是突破了长期以来广泛宣传的科学与宗教泾渭分明的传统观点，从而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深入思考。

四、国外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引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得到了较大进展，中国学术界与美国学术界和日本学术界的学术交流也日渐增多。在此过程中，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有关科学与宗教问题的见解，也逐渐进入了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发展。1985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主席罗伯特・科恩应邀来华讲学。在讲学过程中，科恩虽然自认是美国科学史界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但也反对在科学与宗教问题上的科学主义观点，并表示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科恩主张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存在区别的，但又认为西方历史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也存在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并引证开普勒的个案和自然法思想的宗教渊源为例加以了说明。[12]1986年，由罗伯特・默顿撰写的科学社会史经典著作《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在当时引起了国内自然辩证法界、科学史界和社会学界的共同关注。默顿的著作中大量提及了近现代杰出科学家的状况，并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论证了基督教清教思想对近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13]日本历史上具有悠长的佛教文化传统，日本学者中也有较多信仰佛教的人士，他们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见解也通过译文的渠道为国内学者所了解。日本学者也不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着“对立”与“冲突”，而是认为在西方历史中基督教“促进了科学发展”，并且认为现代科学和佛学理论在思想上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14]伴随中苏关系的解冻，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无神论”研究也被介绍至中国，[15]成为国内一些学者研究科学与宗教问题的重要学术参考资源。但是，此时苏联国内已经爆发了宗教复兴运动，苏联学者的科学无神论论文，除了对西方学者的部分观点进行反驳以外，并无太多学术上的新意，不少文章中更多论及的是宗教对政治的影响问题。

五、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部分国内学者尝试调和“宗教（主要指基督教）与科学对立”和“近代科学在宗教化的欧洲产生”这两幅被认为是互相矛盾的历史图景。但是由于当时国内严重缺乏相关的科学史与宗教史文献，这些较有开创性的研究最终也沦为了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历史思辨。[16]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在参考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多进展，突破了原有的“对立斗争论”。不少国内学者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若干历史个案，进行了深入的史实考证：通过对当时国内出版的多部百科全书中有关塞尔维特事件描述的合参辨析，反驳了恩格斯有关加尔文因塞尔维特的科学发现而将其处于火刑的论断[17]；通过对第谷学说的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综合研究，反驳了认为耶稣会士阻挠中国学者接受哥白尼学说，并进而阻止中国近代科学产生的观点；[18]通过对哥白尼学说的科学思想史研究，揭示了哥白尼的神学思想对其天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19]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宏观的视野，采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明史的研究进路，认为历史中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科学有着积极的影响。[20]

通观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大多认为历史中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或“斗争的”，宗教是“反科学思潮的来源”，宗教处于“垂死”状态并将“自然消亡”，而科学在未来必将“战胜”宗教。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学术争鸣才较多出现。

六、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学术

演进：1990―1999

针对80年代末期学术界有关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有多位学者相继撰文，重新强调论证了科学和宗教的“对立论”，认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是一种“反科学的势力”。以有关科学家问题的论文为例，大多从外因论角度解释科学家信仰宗教的原因，认为其主要是由家庭和社会等外部环境所造成的，认为科学家信仰宗教是其缺乏足够的理性精神或缺乏“彻底的”唯物思想的表现。至于对信教科学家科学活动的影响，或认为对他们造成了学术上的损失；[21]或断言对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没有明显的作用”，科学家在其自身科学活动中仍然“坚持着唯物主义传统”；[22]或宣称作为“虔诚基督徒”的科学家，最终在科学研究中走上了“反叛基督教神学的历史道路”。[23]这些论文颇具思辨色彩，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缺乏审慎的史学分析和充分的史料证据，其论证和结论中存在较多主观臆测的成分，与历史事实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国家学术政策和宗教政策日趋宽松的宏观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国内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学术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并展现出异彩纷呈、多元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逐渐不再笼统地提及科学与宗教问题，而是对各主要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考察。

七、

科学与佛教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源自印度的佛教曾对中国民众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本土化的宗教特色。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科学与佛教的问题，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撰文，认为佛教与基督教“明显不同”，佛教从未反对过科学或迫害过科学家，而是“重视科学”、“与科学精神相通”，并且佛学“多被科学所证实”，使得“科学与佛学遥相接轨”。[24]有学者对民国初期“佛教化新青年”群体进行了历史个案研究，考查了科学思潮对“佛教化新青年”的冲击以及“佛教化新青年”对科学与佛教关系的认识，并分析了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本土佛教思想的变迁。[25]也有学者在研究20世纪佛教在美国传播问题时，提及了通过协调现代科学与佛教的关系，来推动佛教在美国传播的策略。[26]还有学者在讨论佛教现代化问题中，对佛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强调佛学对现代科学的“认识论指导”价值。[27]关于佛教与科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需要更加充分地论证现代科学与佛教的关系，以此来更好的说明佛教对现代文化的积极影响。[28]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流派，也有多位学者撰文就古代藏传佛教与科学的关系发表了见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藏传佛教的寺院“具有科技功能”，寺院僧侣大多具有传播科学知识的“职责”，而藏族古代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9]早在80年代末期，国内的佛教界人士已开始就佛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发表出了基于佛学思考的独立见解。[30] 90年代下半期以后，佛教界人士就该问题的阐述也更为丰富，以在国内佛教期刊《法音》上发表的文章为例：或是认为佛学观念和现代宇宙观相一致，提出佛教在人类文化重建中的拯救使命，主张佛教可以纠正当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31]或是重申了20世纪太虚等著名佛教学者所提出的佛法超越科学、科学发现使人更加接近佛学真理的观点；[32]或是认为佛教本身是一个科学体系，科学发展与佛教思想不断接轨，而佛法可以拯救世界文明。[33]

八、科学与道教研究

在20世纪，玻尔等著名西方科学家和李约瑟等著名西方科学史家，对中国传统的道教思想都极为推崇，或是认为道教自然观对物理学发展具有哲学或方法论上的价值，或是认为道教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玻尔、李约瑟等人的上述观点，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被国内学术界所接受。特别是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李约瑟，其学术著作通过翻译途径，对中国科学史界、科学哲学界甚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道教与科学成为了一个较受学术界关注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就道教与科学的问题，展开了多视角的学术研究，也形成了较为多元的学术见解。关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道教“最重视科技”[34]；有学者认为道教的特点是“准科学方法与的奇妙结合”，使“科学的方法与宗教的信仰融合起来”[35]；也有学者从宗教与科学的起源视角，阐述了伏羲女娲神话中的文化意象，认为宗教（主要指道教）与科学同时萌芽、互相包容[36] ；还有学者在分别讨论道教与化学和道教与医学关系的基础上，主张道教和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区别，认为“道教中的科学因素”是“道教徒自掘坟墓”。[37]关于中国道教思想对当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也有文章认为其影响结果是负面的甚至是“扭曲的”，是20世纪西方诸多伪科学理论和反科学思潮的源泉。[38]道教与中国传统养生学之间关系较为密切，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多位学者就道教与医学的问题展开了多个案的研究，广泛涉及道教服食方[39]、道教符咒治病术[40] 和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与道教思想的相互影响[41] 等问题，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历史上道教对科学（和医学）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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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China: 1980-1999

GOU Wenze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It has been long held in China that science and religion belong to two separate categories with repulsion and conflict. Domestic stud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began in the 1980s. With the progress of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s, scholastic opinions gradually came to emerge that there exist benevolent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that religion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science. In the 1990s, academic circle gradually stopped abstract discussion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rather, it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science, namely, Buddhism, Taosim, Muslim, as well as Christianity; and accordingly, diversified opin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were advanced with regards to science and religion. Under the restraint of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concerning scientific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philosophy,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ok dominance at that time. Yet even a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study of this period indicates that these researches have distinct flaw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principles and data collection.

Key words:

science and religion; overall research review; historical ref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