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伦理与职业伦理孰为先

摘要：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以伦理为本，所以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于传媒工作者来说，在工作中最常遇到的便是作为社会人的社会伦理与作为传媒人的工作伦理直接的冲突。面对这种伦理困境时需要传媒工作人员有良好的个人道德标准和工作素养，在工作中将社会伦理与职业伦理哪个放在首位，是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变形计；社会伦理；职业伦理；媒体责任

中图分类号：J9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125-02

近年来，真人秀类的节目火热荧屏，各种类型的真人秀节目不断出新出奇。作为地方电视台领军的湖南卫视在2006年9月策划了一档全新的民生真人秀节目《变形计》，这档以“纪录片+真人秀”为模式的“新生态纪录片”一经推出，便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与讨论。

一、《网变》概述

《变形计》是湖南卫视借鉴了欧美真人秀节目的创意和元素，并将其进行本土化改造的一档季播节目。将两位生活、成长、教育背景相差极大的主人公进行七天的角色互换，体验不同的人生。节目全程跟拍，粗加剪辑之后以原生态形式向观众播放。《变形计》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与讨论，是因为他关注的都是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其创新点就在于“在社会热点中寻找题材”，创作者希望通过节目使受众关注时下的热点问题，挖掘出问题中带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内涵，通过对节目内容的设计将这些问题和内涵放大，并寻求出某些解决之道，这其中的社会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本文例子的《网变》关注的就是当前子女的教育问题，受到了广大家长与教育学者的关注与思考。两位主人公一位是长沙富裕家庭长大却执意辍学的网瘾少年魏程，另一位是青海大山里的贫困却好学上进的农家孩子高占喜。两个孩子互换七天，各自体验之前不曾经历过的生活，一南一北，一城一乡，一富一贫，节目期望通过七天的变形可以让厌学的网瘾少年找回自我，重回校园。心理学认为"体验"是能够使人们互相理解的最佳途径，节目的设计者希望通过交换双方在体验对方生活的过程中，对自己原本的生活有更深的认识与反思。

二、对《网变》的解读

《网变》一播出便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强烈的反响，在社会上受到了教育工作者与家长的一致赞赏，认为是一档对青少年有很好教育意义的节目。但笔者通过对节目以下三点的解读，从伦理学角度试分析当社会伦理与职业伦理相碰撞时孰为先。

（一）关注视角不平衡

两个主人公一个来自城市，一个来自深山，但媒体所给予的关注角度却不尽相同。对于魏程，是期望他从网络回归现实，从回校园，将他塑造成一个回归真善美的好孩子形象。但对于高占喜，人们所关注的则更多是他是否能抵制住来自都市的诱惑，是否会失去原本平静的生活心态。

（二）媒体议程设置有差异

虽然节目在推出之时就强调是“新生态纪录片”，但在节目中却不难发现有媒体策划的痕迹存在。节目按照策划的预期发展向前推进，对观众产生了“议程设置”，隐蔽的将策划思想灌输给观众。例如：在节目中安排热线电话进行投票，选项内容分别设置为：猜想魏程互换后愿戒除网瘾；猜想高占喜互换后不愿离开城市。在设置上就引导观众关注的焦点为魏程有坏变好，而高占喜则是由好变为无法抵挡城市诱惑而产生变质。

（三）对弱势群体缺少人文关怀

对于魏程来说，七天的变形生活是让他体验了一下贫困的生活，由此激发出对现有富裕生活的感激和满足，回到原有的生活中时，他会带着一份感激更积极的生活下去。但是对于从未走出过深山的高占喜来说，七天的生活不过是为他编织了一个虚幻的美梦，让他在这个美好的城市中无忧无虑的生活七天后，再将他送回现实，这对于一个孩子是否过于残酷？

对于本文的这个案例《变形计》来说，“在如何取得高收视率的同时又能起到教化功能”便是它的职业伦理与社会伦理。即是说，“取得高收视率”为职业伦理，“对受众起到教化作用”便是社会伦理。而对于当前传媒的泛娱乐化状态来说，高收视与教化作用的良好结合是众多媒体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网变》的伦理解读

（一）职业伦理与社会伦理概念界定

职业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是对于从事某个职业的集体或个人的一些总体性的价值要求。职业伦理不同于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密切相联并且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一种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以及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职业中的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也是职业对社会所肩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职业伦理具有总体性的特点，而职业道德则是个体性与主观性形成了对照。

本文所提出的职业伦理主要是指传媒道德。即“社会大众传媒业的职业伦理。是传媒业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

社会伦理主要是“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来对其“关系及其结构状况、社会公正及其实现条件”进行标识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指道德规范及其价值精神存在与演进的社会条件；另一指社会价值目标理想、交往方式、结构体制的合理性。”

职业伦理也是社会伦理的一种，社会伦理虽区别、包含着道德，却又不归结于道德，与道德互相联结并互相转化，这点在职业伦理的建设中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职业伦理本身是作为一种反思的形式，指导并反思着职业道德的内涵和要求。职业伦理包含于社会伦理中，但又不绝对等同或从属与社会伦理。

（二）伦理困境

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应该选择作为一个社会人先进行帮助，还是选择作为一个严格遵守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先进行工作？从传媒道德的角度来看，传播内容对人还有教化的作用，而传播人员也担负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在面对这种矛盾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抉择？这是一种道德冲突现象，是“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所面临着的一种矛盾状态。”

以战地记者为例，为了忠实记录历史的原貌，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战地记者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职业职责。但战争中，难免出现人员伤亡等情况，首先，记者并没有对伤员进行救助的能力；其次，按照以公共利益为基准的原则，记者应迅速判断出记录战争史料与救助伤员那个更加符合公共利益，那个更加是自己的能力范围。如果按照社会人的伦理角色，记者选择首先对伤员进行救治，在没有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未必能够让伤员得到有效的治疗，同时也失去了为后人留下珍贵史料的机会；而如果选择自己的职业职责，这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完成自己应完成的工作与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选择以职业伦理为先。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角色，一定会有多个角色，并且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道德目的、道德信念、道德行为。所以，当个人在处理事件时，可能会面对自身不同的社会角色所带来的道德冲突。道德冲突分为两种情况：“同一道德价值体系范围内的准则冲突和不同道德体系的准则之间的冲突。”对于本文中所说的传媒工作者在社会人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冲突是属于在同一道德体系范围内（即社会主义中）的准则冲突，是一种非对抗型的道德冲突。“同一道德价值体系内的道德冲突，要在遵守道德价值和准则的严格等级次序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三）伦理选择

传媒工作者肩负着两种角色：社会人与职业人。由上述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到，传媒工作者经常会处于社会人与职业人的选择之中。那么具体到本文的案例来说，七天的变形对于城市孩子的影响时间以及对于农村孩子的心理冲击，这两者直接应如何权衡？此节目立足于青少年教育，也确实对青少年起到了教育作用，也由此引起了广大家长的关注与热力追捧，但这些基本都是城市族群。而对于农村群体来说，只是给他们营造了一个七日的美梦而已。我们是否应该只关注城市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否应该让农村孩子作为改造和教育城市孩子的“工具”、是否应该在两者中只重视话语权较强一方（在这里指城市群体）的利益？这些都是笔者认为可以从本节目中延伸开去的探讨。

就本案例来讲，最具争议和矛盾的便是节目创作者对于事件双方并没有采取对等的对待方式。七天的生活体验，能否让城市孩子受到的震撼教育持续多久还有待我们的观察，但对于农村孩子原本平静的生活必然有所打破。一方面是对城市孩子的教育与节目的收视率，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农村孩子的南柯一梦，两方面应该如何进行道德行为的取舍？就道德选择而言，“不仅要在多种可能性之间进行，而且要在价值冲突中进行。价值冲突表现在个人身上，是社会角色所承担的道德义务的冲突。”换言之，当节目创作者同时肩负社会角色和工作角色时，两者之间不同的道德义务产生了冲突，他必须做出选择，而让他做出选择的是他的价值取向。

在传媒工作者的工作过程中，并不能一味的以某种伦理为标准，而是应该以具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和分析。在两种或更多的伦理现象发生冲突，能够进行较为准确的选择。那么同时这也就对于传媒工作者自身的修养以及工作的素养有着很高的要求。在面对需要选择的状况时，应首先判断哪站选择更可以符合较大受众群体的公共利益，同时对较小受众的群体利益损害为最低，因为并不是小众的利益就可以忽略，有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可能要选择的必须是小众（如面对自杀者时应先施救后报道或不报道，而不是为了报道去放弃自杀者，这时在大众的知情权与自杀者的生命之间应选择所谓的小众）。

纵观以上论述，作为一名合格的传媒工作者，在面对实际情况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自身的能力与标准，做出合适的伦理判断。在判断及抉择时，只有以积极的社会意义为导向、正确的舆论引导为准绳，才能够把握好各个伦理之间的关系，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传媒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与群体效应。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朱贻庭.伦理学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3]康健.职业伦理与职业精神[N].光明日报，2000-6-6.

[4]诸佳英.社会伦理和新闻职业道德孰为先[J].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