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移民的文化震荡

时间:2022-09-28 12:37:23

上海知识移民的文化震荡

在上海,用钢筋水泥铸造出来的繁华、海派文化滋养出来的气质和历史延承下来的海纳百川的风度吸引并包容了无数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城市的精英人群,他们成为了上海的新移民。在上海的某一角,他们拥有自己奢华或简朴的居所,在上海的某一高楼,他们拥有自己昂贵或平实的一方办公桌,在上海城市环境所营造的秩序井然的氛围里,上海的知识移民们很快进入了上海城市的躯体。然而,携带而来的迥异于上海本土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却是融化不了的异质,成为他们进入上海文化肌理的壁垒。上海的精致与北方的粗犷格格不入,上海人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哲理时有碰撞;上海人的某些行为模式也许是老外们永远解不开的谜……越来越多的上海知识移民,他们光鲜而平静地生活着,但在内心的世界里,文化震荡在进行。

文化震荡 之外国篇

文/胡凌虹

背景:

近几年,上海的飞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来沪就业。2000年,来沪就业的外国人新增人数为4047名,而2005年一年新增人数就达18325名。截至2006年6月30日,来沪就业的外国人累计总数已达到92000名,实际在沪就业的外国人有51000人。他们来自152个国家和地区,前十位的国家是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德国、马来西亚、法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占85%,其余142个国家占15%。他们中,主要在外商投资企业或外企常驻代表机构任职的占86.1%,在非境外投资企业工作的占13.9%,主要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的占64.0%,高级技术人员和一般技术人员占20.4%,首席代表和代表占11.1%,其他为4.5%。来沪就业的老外一般都有比较高的学历,其中本科学历占70.0%,研究生学历占16.0%,博士学历占2.5%,大专以下为11.5%。

来自荷兰的上海“交通专家”

P.Christiaan Boland是飞利浦电子中国集团的高级总监,已经做了6年半的上海人,1989到1991年在南京,之后转战上海。Boland是荷兰人,荷兰与上海有着太多的不同,他说荷兰有一千六百万人口,上海近二千万,人数相近。然而荷兰是一个国家,上海只是一个城市,荷兰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只居住着八十万人。荷兰的生活水平比较高,但发展速度无法与上海相比。Boland说,荷兰的菜比较简单,而且不习惯很多人一起聚餐,但中国人似乎很专注于食物。空闲时,他会和太太一起去菜场买东西,然后回家用欧洲的方式做菜,可谓味蕾上的中西合璧。我问他:“喜欢中国菜吗?”他笑着点了点自己凸起的肚子说:“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不同国家的文化导致了行为上的不同与思维方式的迥异。中国人觉得很重要的东西,老外也许并不这样认为,所以在生意场上有些时候频繁讨论最后却没有结果,这让Boland很头痛。中国人很喜欢谈论价格,在荷兰则该付多少就付多少,所以Boland总是不太理解为何人们往往会在一两毛的价格上争论不休。

工作之余,Boland喜欢让司机开着车在上海兜风,他很关注上海的建设,给上海拍了很多照片,放在自己精心制作的网站上。例如,自2005年11月1日开始,Boland就用照相机记录下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建造过程,每隔10天左右在网站上放一张照片,至今已有50多张。在2004年的《上海日报》上,Boland看到了一篇关于烟火墩的报道,上面附有地图,于是在闲余时间,他和司机一起开车去寻找,上海共有12个烟火墩,他们找到了6个,另6个已经消失了。莫干山路50号是Boland经常去的地方,4年前不成气候,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艺术家群落。Boland喜欢中国的当代艺术,喜欢那里的自然氛围,喜欢与艺术家们无拘束地交流。

因为是外国人,Boland的行为处世比较小心,他已经很适应上海的生活,但语言仍然是他生活中交流沟通的一大障碍。虽然已经在上海呆了6年半,但忙碌的工作,以及周围下属同事流利的英语,使Boland在汉语学习上蹒跚而行。他笑着说,司机就是他的汉语老师。莫干山50号是时刻提醒他自己汉语糟糕的地方,中文不好使他与艺术家交流得比较艰辛,有时身边有懂英语的朋友,但他关于艺术的问题往往让朋友不知所云,容易产生误解。同时由于发音不准,有时还会闹出些笑话。一次,Boland去一家饭店吃饭,他想吃西瓜,结果服务员给他拿来了吸管,让他哭笑不得。

在Boland眼中,上海人的英语口语很好,但书写方面还是有些薄弱,比如在第一八佰伴,他看到CarPark写成了CarBarn,在浦东机场,Public CarPark写成了Socility CarPark。虽然意思相近,但后者不是国外的习惯用法,公共场合的中式英语让外国人觉得很滑稽。采访时,Boland似乎总能把话题牵引到上海的交通上,俨然一位此方面的“专家”。在2004年的《上海日报》上,他曾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英国记者关于上海交通问题的讨论,其中提到上海的交通比较拥挤,车子在不需要按喇叭时还在拼命按喇叭,针对此现象,Boland特地回了封信,指出这种行为跟交通没有关系。Boland说:“欧洲的生长环境和教育体制使我们不仅仅关注自己,还有别人,但中国人似乎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欧洲人开车喜欢环顾四周,左右观察,而中国的司机一般习惯看前方。同样的,中国的操作工关注眼前的工作,而欧洲人却不一样,他们更喜欢渗入自己的理念,这样的工作状态各有利弊。一般情况下,中国操作工的工作更能确保质量,但一旦环境改变,信息变化,欧洲的操作工更能适应工作。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中西方人共同合作。”六年多时间,上海的发展给Boland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感受最深的还是上海的交通。他说:“以前在外高桥工作,从公寓到办公室需要二十五分钟,因为路上其他车子老是抛锚,现在仍需要二十五分钟,因为路上的车子太多了。”说完,Boland哈哈大笑,似乎为自己的总结而得意。

与法国女郎在上海

小街品味法国风情

认识 Segolene De Marolles是在莫干山路50号的贝碧欧空间,她是法国Pebeo(贝碧欧)公司的经理,主要经营法国的美术颜料。很早以前,Segolene就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有段在亚洲生活的经历,3年前她的丈夫有了一个派到上海工作的机会,她自然乐意同行。

Segolene喜欢安静的氛围,上海对于她而言显然是太吵了,“这是个吵闹的城市,你需要开车三个小时或者坐飞机才能感觉到离开了上海。公园里居然也放着音乐,真是无法想像。”所以Segolene选择居住在复兴西路上的公寓里。复兴西路一带在上世纪30年代属法租界的郊区,曾是上海最上等的住宅区之一,在全上海2500幢花园洋房中,有近2000幢坐落在这一地区。复兴西路是一条绿树成荫的幽雅马路,在喧闹的市中心坐拥一片独有的宁静。

一个静谧的午后,Segolene约我在复兴西路见面,“引领”我进入了复兴西路的优雅世界。马路不宽,两旁的梧桐郁郁葱葱,走在阳光投射下的班驳的树影里,扑面而来的是上海特有的洋气。路边各种小店毗邻,店面小小的,里面装修得非常雅致,带着海派的时髦,看着不热闹,但自有其欢喜的常客。商家营造的更多的是一种氛围,而不是浓重的商业气息。

复兴西路对于Segolene而言,如同住宅的一个后花园,她喜欢推着小车带着自己2岁半的生于上海的儿子在复兴西路的树荫里漫步,喜欢在复兴西路上的咖啡厅与朋友聚会聊天,喜欢骑着自行车在附近一带兜风,只为享受一份特有的安静与雅致。与Segolene同行,我成了陌生的游客,而她是热情的导游,带我走进一家家店铺,向我解说着店铺的特色和各类商品的美妙之处,即使是被遮掩了的画廊,也没有错过。复兴西路的宁静,欧式的建筑很适合法国人的口味,听Segolene介绍,路上不少店的店主就是法国人。比较典型的是复兴西路293号的“复兴西里”,法国人司徒夫收购了复兴西路上的3幢比肩而邻的新式里弄,将之改造成集商铺、瑜伽会所、咖啡厅和设计工作室于一体的精致社区。

曾居住在美丽的巴黎,Segolene经常与朋友一起去郊外爬山,去乡村海滩边游玩。上海不同,没有那么多的自然风光,但同样是一个让Segolene兴奋的城市,那么充满活力,变化如此之快,拥有很多美丽的富有风情的建筑和公园,很多外国餐厅和可口的中餐厅,在这里,Segolene与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个舒适的周末。

同时,在上海Segolene还有一份喜爱的工作。她喜欢莫干山50号,喜欢那里的画廊和摄影棚,喜欢在Pebeo教中国孩子们如何在布料、玻璃上作画,喜欢与别人一起谈论Pebeo举行的一个个小型美术展上的美丽油画。她也喜欢在家里画画,画有个性的垫子,装饰自己的家,或者与可爱的儿子一起创作帆布画。Segolene在上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分天空,悠哉,乐哉。

日本男孩:

上海让我学会开口说“不”

初高中学了六年英语,始终不太理想,大学的时候,森辽步“移情别恋”于中文,作为了第二外语。读

完二年级,他休学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汉语。每天早上8点的课,让森辽步“丢失”了不少美梦,因为在日本,学生住得远,大学最早也要到9:30上课。刚到上海,森辽步的感觉是比较脏,在郊区人们随便扔垃圾,在饭店里有人吐痰,行人乱闯红灯。森辽步的印象中,一些上海人比较注重钱,开始态度好好的,一提到钱就马上变了脸。因为复旦大学的留学生公寓比较贵,2006年8月底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待森辽步给了房东8000块钱后,房东的态度开始恶劣,拒绝把房间里的东西搬出去,当森辽步决定不租房间时,房东竟然拒绝归还租金。没法,森辽步只好求助法院。开庭时,房东表示会还,但因没有工作,承诺9月开始每月还700元。然而等了一个月,没有动静,森辽步又去找法院帮忙,房东回答说,他的收入是690块,他不会还700块。警察拘留了他,但那笔钱至今没有下落。不知是否是这位近60岁的房东给他留下比较糟糕的印象。森辽步觉得上海的中年人比较容易生气,年轻人对他们的态度则是热情友好。

但不管怎样,森辽步还是很喜欢上海,上海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有。经过了近一年的“磨合期”,森辽步在上海已经生活得如鱼得水。他喜欢一个人逛街,逛各种品牌店,逛七浦路;他喜欢和很多朋友一起吃中国菜,因为这样可以吃到很多种类,又省了不少钱;他喜欢坐火车花一到两天时间享受车子的颠簸与旅人的拥挤,很有意思,不像日本的快速列车,再远的地方也只有半天的车程;他喜欢泰康路,法式的房子幽雅静谧;喜欢鲁迅公园,那里曾住过日本人,有着关于故乡的相识的印记,而这些建筑又融入了中国的文化,别有意趣。上海的发展让他有点不可思议,刚来的时候五角场比较冷清,呈现的是一片杂乱的建筑工地。有一天,一位朋友给他打电话:“你知道吗?五角场出现了像徐家汇一样的地方。”森辽步的第一反应是:“别开玩笑了。”朋友说:“真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那天是2006年12月23日,到了五角场,森辽步果真被吓了一跳。

上海的生活教会了森辽步很多东西。原本以为来中国学中文的大部分是亚洲人,不料欧美人对于中文的“爱恋”不亚于他们。日本是一个承受着很大压力的民族,森辽步说:“日本人不善于表达自己,即使在谈恋爱时,日本男人也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不少日本女人受不了日本男人的‘冷淡’,嫁给了外国人。”森辽步告诉我,上海的生活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开口说“不”,在热情的欧美同学和上海朋友的感染下,森辽步学会了开口拒绝别人。以往,朋友约森辽步出去玩,他像很多日本人一样把不愿意埋在心里,玩得也勉强,现在只要他不乐意,他会直接开口拒绝,这样的改变让他非常高兴。

乌克兰女孩:

上海见证我的婚姻

2006年9月29号下午4点,一位乌克兰女孩与一位俄罗斯男子出现在上海豫园,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仅因为他们的金发碧眼,更因为女孩穿着洁白的婚纱,男子穿着灰色的西装,一个小时前,他们去了俄罗斯领事馆登记婚礼。晚上8点,他们与家人去了陕西南路富有浓郁中国风情的东北人饭店享受晚餐。

这位乌克兰女孩叫Stanislava Se-menyuk,在乌克兰的大学学了5年中文,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杭州工作,2年后到了上海,在浦东的一家外企工作。她有一位在俄罗斯工作的男友。Stanislava告诉我,外国人在上海结婚的很少,但她决定把有意义的一天放在她所喜爱的上海。与中国繁复的婚礼不同,Stanislava的婚礼比较简单,前一天新人双方的家长一起来到上海。结婚那天他们特地选择了豫园作为外景,让他们的结婚照片,铭记下浓重的上海风情。

因为学过中文,Stanislava很快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常来上海看Stanislava的老公还跟着中国朋友学烧了不少中国菜。Stanislava认为中国人很热情,比如第一次收到水电费的账单,不知所措,楼下的门卫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在三亚旅游,出去玩时,皮夹子里的零钱用玩了,抱着试一下的态度向超市的营业员借50元钱,说好回宾馆后拿钱来还,营业员居然同意了。当然不习惯的地方还是有的,比如厕所里没有门,不少情况下要排很长的队伍,在中国别人请你吃饭,一般要回请,但俄罗斯没有这样的习惯。

与上海人不同,Stanislava在家不太爱看电视,她喜欢看书聊天或者出去玩。上海的节奏很快,Stanislava的工作也很忙碌,但从她宁静快乐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在上海生活得滋润而幸福。

澳大利亚华人:

长相惹了祸,一笑驱疑惑

南京西路的星巴克,Amanda Chang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黑发,大眼,小巧的身材,直到她开口说话的那刻,有些“磕磕碰碰”的发音才会让人意识到,她来自另一个国度。Amanda的爷爷奶奶是华人,从海南岛移民到马来西亚,后来Amanda的父母在她四岁的时候,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从小生活在国外,接受的完全是西方的思想,但改变不了的是中国人的血统,和一张很中国的脸。Amanda有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曾意晶”,她说她和哥哥妹妹一样,从出生起就有一个中文名。在父亲的压力下,Amanda大学选修了两年中文,因为所读的墨尔本大学与上海复旦大学有交流,所以在即将毕业的那个学期,她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汉语。毕业后,Amanda在一家商会找到了一份工作,留在了上海。

初见Amanda,第一印象是可爱典型的小家碧玉,但聊了几句,发觉她活泼爽朗,时而洒脱地大笑,甚至有点肆无忌惮,完全没有一些中国女孩那种刻意出来的矜持,因此显得分外自然亲切。我觉得,长着一张中国脸的Amanda,应该能更加容易融入上海的生活,但她却向我谈起了一个经历。刚毕业那段时间,Amanda托一个在上海的法国朋友帮她找一份外教的工作,那位朋友把她推荐给了自己任教的小学校长,校长刚开始满口答应,但一听说长得像中国人,就立刻否决了。那位校长的解释是,不像外国人,家长会有意见的。为此,Amanda不免有些忿忿不平,“那所学校聘了一个德国外教,一个法国外教,还有一个印度外教,我觉得我的英语比他们说得好多了,英语都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在澳大利亚英语是第一母语,但学校不要我,因为我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为何不看能力,只看外表?”

Amanda很喜欢上海,因为上海什么都可以买到,发展很快,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在上海工作很有意思。她觉得上海人工作都很拼命,每次周末去办公室加班,总能看到同幢楼其他公司的员工在加班加点。然而Amanda毕竟生长在国外,在上海生活工作还是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Amanda说:“过期的账单需要跑到很远的指定地点去交,不像在澳大利亚可以打电话或上网服务,采用最简单的方式;在大厦里,有时买一件东西,需要跑到另一个地方付钱;假期安排,在中国通常要前一两个月才知道,但在澳大利亚两年前就可以知道;在医院,手续很烦,药很贵,很多人拿着透明的什么东西(盐水袋),躺在椅子上,好像没人照顾;有一次,我去云南旅游,拉肚子了,去看医生,他建议我挂那个东西(盐水),把我吓了一跳,我没那么严重啊。在澳大利亚,医生会给你些药或者说,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还有,有些中国人嘴上说的话似乎不是心里想的,他们说这样,实际上可能并不是。”

在上海Amanda很想念澳大利亚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可是上海环境有点脏,最让她不能忍受的是厕所里通常没有纸,但是在墨尔本,只要一敲厕所门,就有人递纸过来。在Amanda眼里,一些上海人似乎有点“健忘”。一个新西兰朋友想来中国教英语,打电话给上海的一家中介公司要求帮忙联系学校,公司职员说,没问题,没问题。过了几个月,仍不见回音,打电话过去问,职员说:“哦,我正好在帮你安排呢!”有个法国朋友去一户人家教孩子武术,到了家门口,他们才说:“你不要来了,我们不需要你。”一次,Amanda和她的朋友去一家火锅店吃饭,上来三个菜后就没了下文,等了半个多小时,Amanda忍不住问旁边一个似乎在发呆的服务员,服务员一惊醒,“哦,在这儿呢!”随手拿起搁在旁边的几盘菜。Amanda说,她以前在澳大利亚半工半读的时候,也当过服务员,老板叮嘱他们要热情,不时问问顾客“还需要其他东西吗?”“对菜满意吗?”像那位服务员的态度马上会被炒鱿鱼。

Amanda喜欢观察人,看厉害的女孩在大街上拖着男孩逛街买东西;看一对恋人在餐厅里只顾着吃,静默无声;看一些中国女孩在有目的地追求她的外国朋友;看帮忙打扫房间的阿姨明明在她的眼皮底下工作了两个小时,却说两个半小时。Amanda说:“有一次去浦东的一家咖啡店,我问他们,这里有XX咖啡吗?营业员回答‘没有’,我说:‘很简单的,有咖啡和巧克力吗?我可以教你们。’营业员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帮你做。’‘不可以。’‘我可以加钱。’‘不可以。’为什么总是‘不可以’,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

澳大利亚人以热情闻名,来到上海,Amanda会感到一些冷淡。“大家各管各的工作,在我们办公室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同事,但他不会主动来帮助年轻的同事。坐TAXI,我喜欢跟司机聊天,其他城市的司机都很喜欢跟我说话,但上海的司机,比较冷淡,感觉像不太高兴。”每天9点上班,晚上7点还没下班,Amanda的生活,很忙碌,但她已经逐渐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不懂的事情,她会笑笑,用笑声驱走疑惑,每天开开心心地生活。

文化震荡 之本土篇

一样白领,两样生活

文/沙然

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本地人、外地人之分;以及城里人、乡下人之别。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连宝玉都说“世法平等”,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上来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难道活在21世纪,我们的觉悟还不如前人么?

另一层掩盖在皮袍下的理由是,我自己就是“杂种”,只是多承父母没有投错胎,生错地,混合了京沪两种血液,尚能够嗓门响亮地自报家门,这才不至于遭人白眼。其实南腔北调,移花接木,20年来都在无根无基,不知乡关何处的生存命题上挣扎困顿。五十步又怎好笑人百步?再者,我的母系就是根深蒂固的上海人,我从小就深知上海人种种刻薄尖酸的情状。因此我自己碰见了外乡人,倒是要对他多三分亲热的,以期留得个好印象――“原来上海人也有厚道的。”

我是真心要为建设上海的外来人口鼓与呼的。可是,可是,说句痛心疾首的话,有时候他们也太不争气了啊!

别的姑且不论,单说一个公司里,假如既有外来白领,又有本地白领,共事的第一个星期,还是“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但是到了第二个礼拜,立刻“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犹如红豆炒绿豆,天地剖判,混沌初分,差别大大的了。

所差别者,不外乎三点:

其一,穿衣打扮。远远有女子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不用近前细看,单扫一眼颜色搭配便知她是不是上海美眉。准确率常在90%上下。倘若有眼拙的时候,多半是,那位上海美眉实在太没腔调了。诚然人不可貌相,衣着更是身外之物,真正的美女随便披块抹布都是好看的。可是,莎翁早就说过,看人第一眼最要紧的便是衣着,因为它会泄露这个人所处的阶级、身份以及教养。

其二,卫生习惯。关于这一点,我有切齿切肤的深刻体验。上海人无论男女,富贵还是落魄,总以整洁干净为要。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半生凄凉的上海老克勒,70多岁了,每天仍旧将罗莎香水混在剃须水里用,一年四季领口雪白,皮鞋锃亮,腰杆笔挺,步履从容,目光平和,似乎从未有潦倒、局促之感。上海白领即便工作再繁忙凌乱,累得快疯瘫掉,离开之前总会收拾桌子,整理文件。我的一个上海同事,每每数完钱都要用酒精擦一遍桌子,洗一次手。而我,亦曾亲眼见到一个外地白领,下班后,走到路上忽然擤了一把鼻涕,捏在手里,往电线杆上刷,一下一下地,极其认真精致,犹如涂抹糨糊,就差贴一张小广告了。彼时我就立在他身后,惊得嘴里可以飞进一只鸟。由不得想起了赫胥黎的一句话:“人与人的差别,有时比原人和类人猿的差别还要大。”

其三,私人生活。可想而知,外地白领首要的是生存,然后才是生活。他们要交房租,要寄钱回老家,比上海白领辛苦劳累得多,亦难免,他们的私人生活会简单到枯燥的地步。网上有许多“外地白领在上海的生存法则”之类的帖子,如“像我们这样在上海谋生活的单身汉,饭一般是不做的。早餐买两个肉包子,中午吃一荤一素,晚上吃两个素的盒饭,加上偶尔跟同事朋友下馆子花的钱,这样每月大约1500元。我在市区租了一套40平米的公寓住,高层带电梯那种,1800元的月租并不算贵,加上管理费和水电煤气及日常用品每月共2000元左右。平时买书、学习、上网的费用一月200元,稍微奢侈的消费如打的、泡吧、KTV、旅游等一点都没有。”他们呕心沥血的打拼、克勤克俭的生活让我极其尊重,我深知他们的人生信条是“生活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但倘若是上海白领,必定是相反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正如《花样年华》里那句经典台词:“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公寓12楼永远是春天

文/艾米

一个精明能干的美女,本身就足以推动社会进步,比如H公司公关部的上海女孩璐璐。薇安知道她是个厉害角色,有胸有脑。据说,璐璐因着父母的关系在高层还有神秘背景,手腕高明。相信不久的将来,她定会高升入云。

而薇安初到上海,做的是公关部里的小策划,一路过关斩将,成绩单漂亮得让人惊叹。只是,薇安身为北方人,为人坦率又讲义气,总不如手段玲珑的人升得快。

璐璐和薇安根本就是两类人。

那天,Ken居然安排璐璐和薇安合作一个国际品牌广告的策划案。合作第一日,两个人就因为意见完全相左而大吵。最后,头痛的Ken只得叫她们一人出一个独立的策划案,由客户定夺。

之后的两个星期,薇安忙得日夜不分。一天晚上,薇安12点离开,却发现璐璐也在赶工。心中突然有了三分佩服。而另一晚,众人聚餐,璐璐被灌酒灌到醉,却是薇安豪爽挡酒。

两个女人最后倒在薇安的公寓里。璐璐喝醉之后,嘤嘤地哭。

片商来的那日,薇安无比紧张,就好像小学考数学一般忐忑不安。结果薇安赢得了片商。璐璐极有风度,她祝贺薇安。薇安并没有志得意满。

中午,Ken叫薇安去他办公室。“薇安,我知道你工作一向卖力,上面有意提拔你。”Ken点到为止。薇安微笑,晚上回到公寓里,她怔怔看着镜中的自己。就要熬出头了么?这几年来上海打拼,受无限辛酸,终于有了合适回报了么?女人要在这世界立足,并不是当当花瓶即可。色艺双全也未必能幸运如斯。

第三日。调令下来,升的人不是薇安,是璐璐。

薇安照常工作,去洗手间仔细往脸上敷粉,刷腮红。职场中人,断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至软弱至伤心的一面。

“薇安,抱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是这样,上面认为璐璐表现更优。”Ken面有难色地对薇安解释。

“我明白。”薇安简短地回答。最近有猎头公司找了自己数次,自己总觉得做生不如做熟。而现在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将来了。

第七日深夜。Ken出了车祸,同车的人是璐璐。调令也跟着撤掉。

没有人去看璐璐。薇安带了莲子猪蹄汤去了。璐璐左腿骨折,脸部擦伤,她一见到薇安就冷笑,“你是来看笑话的吧?”

“我没必要花三个小时炖一煲汤,只是为了看笑话。”薇安笑答。

璐璐没有作声。

“你的腿很快会复原。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你的脸也不是问题。”薇安给璐璐盛汤。

“你不知道是我从你手中抢去了升职机会?”璐璐问。

“你现在比我倒霉百倍。而且,竞争社会,不存在抢和被抢。”薇安一向率直。

“我最看你不顺眼的就是你这样子。总是光明磊落。”璐璐声音软弱,好似猫咪。

“我最看不顺眼的是你的魔鬼身材,你怎么可以长成这样子,是不是有秘诀?可否介绍给我。”薇安笑说。

“那和衣服有很大关系。薇安,你穿的衣服只比抹布强,让我来根据你的气质改造你。”璐璐非常挑剔地看薇安。

薇安在公司工作如常。璐璐脸上的伤口愈合良好,心情也如夏季晴空。很快恢复妖姬风范,最近和一风云人物频频在公众场合亮相。

“璐璐,你是否是认真的?”薇安问。

“你是说我是不是会和他结婚?”璐璐蜷缩在沙发里,白玉般的小脚漫不经心地拨弄脚边的香水瓶。

薇安点头。

璐璐妩媚一笑,“不不不,我决定独身。以前我错误地以为,可以找到真爱,或是一个男人可以一辈子只对一个女人好。后来我发现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总公司调我去美国,我已经答应,两周后启程。”薇安开1982年的香槟,语气淡淡的。

“恭喜,薇安你一定前程似锦。”璐璐由衷地微笑,依然唇红齿白,美艳不可方物。

璐璐住12楼,大阳台视野广阔,花木扶疏。两个女人就着夕阳,一杯接一杯地醉酒。

上海知识移民的文化休克

赵旭东:这几年我经常出国,和老外打交道,感觉跟我20世纪90年代初出去留学时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向外输出思想,中国人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受到别人的关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一般人都认为老外的就是棒的,现在人家开始向我们学习。我呆的上海同济大学,以建筑相关专业为强项,有同事说,老外觉得来上海搞建筑,盖房子,设计房子,一年可以抵得上他们干20、30年,上海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一个亮点。这是在我不太熟悉的行业,就我自己了解的心理治疗专业,我们一向认为外国的值得我们学习,但在我和德国人交往的近20年里,他们一再地、不是故作谦虚地表示,“你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你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从很多外国人喜欢到上海谋职可以看出,上海对他们在经济上的诱惑力是很大的,来了以后可以过非常舒服的生活。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吸引力,他们很想来中国上海体验一种新的文化,不像20世纪70、80年代那样来猎奇,来看他们想像不到的古怪、落后,现在他们是来学新的东西,这里很多东西可能对他们有新的启发。但是同时,上海人的一些生活方式也会让他们感到不习惯。有这么个有点极端的故事,我都不敢相信,但却是真的:2004年圣诞节前我请一个英国教授来家里吃饭,他说他20世纪80年代就常来上海工作了,夫人有时也来住一阵子,那天是他第一次携夫人到中国人家里吃饭。后来我从云南人的角度感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因为我在德国,老被人邀请去家里。我们以前觉得西方人人情淡薄,实际上德国人非常有人情味,我在德国呆的三年要是没有这些德国人请去家里玩,我想我会得严重的“文化休克”。

孙时进:我观察到,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上海确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连兄弟姐妹父母子女这种亲情之间关系也较淡薄,但这不完全是负面的,也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个表现。俗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淡如水淡的是利益。事实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干活亲兄弟,打仗父子兵”这种看起来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背后还是一种利益和小圈子,是一个不成熟社会所需要的。相比较中国的许多城市上海是个比较健全的、讲规则的社会,办事找关系还不如走正常渠道,找朋友、小兄弟帮助搬家比找搬家公司的代价更大、更麻烦。比如上海养老院的相对成熟和健全使得上海有地位、条件好的一些老人更愿住进养老院。另外人与人之间相对的平等,每一个人之间的力量相对接近是个人相对独立的前提。当一个社会给每个人力量和不可随意侵犯的保护的时候他才可能独立,但是也正是这个独立性增长,在一定的时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化了。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异化和问题。就像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对母亲有着强烈的依赖感,时刻念着母亲,但随着他的长大,独立甚至叛逆就出现了,所以当张韶涵的“妈妈、妈妈别再念我,你的爱往往让我想闪躲,不是谁的错,只不过我有我的世界,一个对谁都太新的世界……”就是唱出了成长孩子的独立,母亲不应该为此哀伤,而应为孩子的成长欣慰。这种表面上的亲情淡化恰恰是成熟的成长的表现。当然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力量和独立奋斗、抗争时也会产生人际关系的淡漠甚至冲突,电影《百万英镑》就是讽刺西方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所有的亲情友情都没有金钱有力量的社会现实。但如何处理好个体独立和群体的和谐,利益与情义的关系,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少走或不走西方曾走过的痛苦弯路的一个课题。

赵旭东:有一部分上海居民的冷漠反映了一种主要的家庭关系模式。我们家的钟点工,是个安徽人,同时给六七家人打工,“职业操守”不是很好,喜欢议论各家的事。她最看不惯的是有一家人家,一年只见父母两次面,都在馆子里,看完就走,从来没让父母到家里来。她作为一个安徽农村人,认为这是绝对理解不了的。无独有偶,我有一个同事是山东人,他的邻居里有两位老人,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局级干部,经常听他们说起女儿、外孙,非常自豪,但一说深了以后,就能感受到一种悲凉。这个女儿已经很多年没有带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一起来老人家了,也从来没有请两位老人去过自己家。两位老人有一次说起,我们女儿不方便让我们去他们家里面,因为他丈夫觉得我们寒碜,这就是一种骨子里流露出的太重视能力、地位的思想。

孙时进:从家庭结构和形式上看,现在的以父母子女两代人为成员组成的核心家庭本身和过去那种五代同堂的家庭就有很大不同,这种变化也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封建社会那种表面上其乐融融的大家族其实内部都包含了血和泪,巴金的《家》就是对它的血泪控诉。一个健全的社会就是要从制度上保护每个人的独立和平等,当然强势是不太需要别人的保护的,需要保护的是孩子、老人及其他的弱势群体。道德舆论的保护与经济法律的保护相比后者有时候甚至更重要。老人作为一个弱势人群首先需要的是制度上给予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保证。当然如何构建老人相对丰富的精神世界,使得他们在体力上衰弱的同时依然能够保持精神世界的健全和力量,这也是我们所要解决的。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当年轻的父母给予幼小孩子以理解、尊重、平等的爱时,老时更有可能获得孩子的亲情和真诚的爱。这样的老人也更可能有独立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更不需要廉价的感情施舍。在社会不够发达,养老体制不健全的时候,我觉得“常回家看看”的道德要求还是必要的。依法律的形式要求子女赡养老人也是必要的。当然当整个社会从孩子一进校,父母、老师、同学都依你的学习成绩好坏来衡量你的好坏,大学教师以发表文章多少为优劣,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老人受冷落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他已经没价值了。

赵旭东:我所接触的很大一部分上海移民,有着不一样的政治、文化、经济追求,他们受着上海工商前景的诱惑,生活品质的诱惑,信息便利发达的诱惑,全球化的诱惑,他们不是冲着原本的文化来的,而是冲着现代生活方式的要素来的,他们来了以后才知道,感受到文化上的休克。从临床角度看,我观察到很多上海移民,他们生活的目标本来是清楚明确的,但在追求的过程中,他们对生活意义的感受是不愉快的,或者说是焦急的,跟他们设想的境界是有矛盾冲突的。比如说,我的咨询顾客中有很多工商人士,表面上活得比别人都好,但有很多的困惑,体现在工作上,家庭生活里,搞不清楚挣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回到家里冷锅冷灶,或者热火朝天地吵架;或者自己很成功,孩子的前途实际上却很成问题。在上海的竞争环境里,新的人际关系中,很多人没有办法跟别人合适地沟通。这里语言已不是主要问题。我观察身边的很多人,从西部、中部、北方来的人,还是传统上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思想,喜欢豪爽,随意交往,但上海人注重自己的空间,极少请很好的朋友去家里坐一坐,吃顿饭,这是让很多外地人受不了的。我时常从我的临床病人、咨客那里发现,他们与上海人私密性的交往非常少,有麻烦宁愿找老乡帮忙。这个不是自卑感,对于知识型移民,自信是足够的,只是上海人习惯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觉得上海人的人情味很淡薄。这就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奚凯元教授抽样调查表反映出来的――他调查的10个城市的人情幸福度正好与收入是成反比的,人情幸福度倒数三名刚好是收入居于第3、第1和第2名的广东、上海、北京,这三个城市,广州是最差的。我的一个咨客说,他的小孩觉得上海的小孩不好玩,上海老师不宽容。这一点上可以感觉到上海的竞争文化里面太强调人的能力,智商,并拿这些东西衡量要不要与别人交往。在学校里,老师传达的信息可能常常是这样的――你学习不好就什么都不是,你不能犯错,要完美。在平时的社交里,能够感觉到大家比较崇尚能力特别是智商,这可能就是老的上海文化在起延续作用。这有它的好处,比如提高办事效率。但对弱者的同情,对他人主动提供关怀帮助,跟传统的农耕社会,或者跟其他二线三线的城市相比,弱了很多。

孙时进:上海相比较是个强势政府,上海人已经不习惯通过个人去关心弱者,而希望通过政府和体制来影响他们。我觉得上海的一些精英移民,跟其他城市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是比较有计划。像北京,有很多精英去北漂,但没有很多精英来海漂的,他们是被政府机关或单位挖过来的,挖的和过去的“调动”接近,但和“北漂”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很多时候,上海表现的关心不是通过个人的方式,而是通过组织安排。它对弱势的关心从总体上看,不低于广州,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也是社会管理比较成熟的地方。比如在社区里,政府会给穷困的精神病人发药到家。小到买车票,大到货品进超市,很多事情人情的成分较其他城市低。照章办事,好像很没人情,但更规范,这也更可能给有能力的人而不是有关系的人提供发展空间,他可以“英雄不问来路”,这样也给新移民提供很多机会,但过分的强调效率就可能异化为功利,就导致人情淡漠。

赵旭东:但是就是因为有这种非常有条理的管理式慈善,可能会让精神病人及其家属感到比别的地方还难过,感觉不是关怀帮助,而是控制,有严重的耻辱感。我吃惊地发现上海本地人里头,如果小孩有患精神疾病,他们求医的意愿是拼命压抑,如果有条件就宁可搬家,跟周围人故意地不来往,让邻居不知道,保护自己的私密性的压力非常大,与在其他二线三线的城市相比,大得多。

孙时进:所以说,上海的体制性安排是正负两个方面的,前面我讲了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政府很强,政府行为没有群众参与,群众就缺少热情,中间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很多事情就没有人管,会缺失一些东西。体制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体制性的东西,计划性的东西不可能解决方方面面。体制使得社会既成熟又不成熟,看起来效率很高,但由于这种成熟使个人力量越来越渺小。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机制,既要发挥机制的优点,又能使个人能力激活,这是一个难点,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很重要。

赵旭东:我们有一个词汇叫做社会支持系统。之所以产生文化休克,是因为个人用来适应他原来社会、人际环境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失效了。社会支持系统中的那种直接的,经常发生面对面接触的社会网络,或者平常不会经常接触,但必要时能从中得到情感支持的非正式人际网络,在现代社会比较缺。人们做事太有目的性,功利性。刚才提到的传统文人里豪爽、侠义、情感层面上的共鸣,互相关切支持啊,没事时热闹热闹,是一种自然的情感需要,在现代社会中被忽视了。

孙时进:德国很规范,但它也有人情味,它们在矛盾中间有一个平衡。对新移民如何迅速融入这个社会,研讨它的文化,有好处。政府应该认清哪些是你能做的,哪些是你不能做的,不能做,就寻找其他人做。比如上海对弱势群体的帮助,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努力。北漂要靠打拼,可以形成自身的力量。上海的新移民要把自己的土壤文化带进来,不能被上海本土文化消化然后完全同化。大学可以给你地位,但不能给你交际圈和朋友。很发达的城市,也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这一块要让外来移民意识到,它给你再多,给你一些表面政策性的东西,也不能给你以前那样的东西,只能自己去寻找,就如同济可以把赵博士挖来,给你“位子”、“票子”等,但不能给你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你我成为朋友不是复旦和同济校方的决定,而是高校心理咨询协会等这类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中你我共同爱好导致,当然这些还带有半官方味,如果还有更多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活动就更好了。可惜我们现在这方面顾虑太多,不够放手。

赵旭东:本来我们使用“文化休克”是指在异族文化中生活的时候,面临的一种价值体系重大转变,使得原来适应的模式暂时失效了,在这个拼命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惑、茫然、烦躁、焦虑、抑郁的问题。深层一点就是说,乡土中国里面,非常注重培养人与人之间互相依恋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非常高。所谓的人情味,是在看上去没有实际意义的客套、礼节中实现的。但在工商社会中,各个个体高度地分化,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对理性的要求较高。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美国文化,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在美国的社会中,既往的经验用途相对比较小,重要的是现在的新经验,所以他们对于老人啦,长辈的尊重明显淡薄。以前有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论代沟的书中区分了“前象征文化和后象征文化”。在后者中,以前的老经验在适应行为中发挥作用的比例比较小,而有新思想、新办法的人较吃香,越年轻越能干,老的反而成了负担。上海的知识型移民恰恰站在两种文化之间,难受在一方面要独立自主、创新,一方面仍受着乡土文化中强调朋友之间互相承诺、帮忙,家族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的影响。“文化休克”这个词实际上是借用,我们都属于汉民族,但由于汉人当中存在的地域之间、各个阶层之间的“亚文化”差异非常之大,以致国内型的移民迁徙过程都可以产生“文化休克”式的冲击效应。在这个过程中,总的感觉是传统上的情感需求满足的方式改变了。

孙时进:要和而不同,要尊重它的多样化。不同的东西,学科不一样,思考方式不一样。上海能不能把已经分化的状态带进没有分化的状态,进行融合,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否则你完全被同化了。适当的“文化碰撞”也是必要的,就是这个相互的从不适应到适应,就使得个人、社会、文化都在成长、变化。为什么要走南闯北,见多会识广嘛。这有时是以“休克”为代价的。但凡事不能过头,在上海认老乡也越来越少,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目的的话,你会被认为大傻冒,没有头脑。一谈学术,就是有没有课题、有没有发表文章,是否教授等客观指标,学术成为一种衡量能力的标准的时候,就把兴趣抹杀掉了。对于这种异化,怎么建立起一种共同抵抗的力量,这是一个问题。陈丹青就是一种抵抗力量,但能抵抗这种力量的人不多,学校本应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但事实上由于体制的原因学校非但不能成为消解的力量反而助纣为虐。如果知识分子也缴械投降了,那么文化就会畸形,今天的恶搞、娱乐化倾向倒成了一种反抗,可惜这种反抗把握不好就成了一种变态的东西。

赵旭东:现在的金领人参加交友、体育俱乐部的行为也非常典型,是去寻找人脉、寻找商机,并不是真心诚意去放松。我发现现在的孩子,教育已经把他们玩的天性过早捏掉了,如果全力玩,就会有罪恶感。他们长大以后就会长成不好玩的人,从小就不好玩。有一天我上班时,看见一个小娃娃系着红领巾,背着一个很大的书包,那书包我估计有八到十公斤,她的奶奶或外婆很矮,拿过书包帮她背着。在这样的环境里的孩子怎么会高兴?刚才提到工商文化和乡土文化的两种冲突。我们生活在一个边缘地段,这种冲突不是谁抢谁地盘的问题,我们应该把它们看得更高一点,是两种文化面对新的压力新的挑战的时候,用自己不同的模式来回应。在共同的压力、挑战之下,在快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工商文化是用规范,用精致,用循规蹈矩克制情感,用很功利的形式来进行应对;而在乡土文化里,人们的反应就会比较感性。新移民要创造新的文化,需要两种行为模式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休克是还在开初阶段的迷乱、紧张,寻求答案的困惑;接下来是调整适应,再融合成新的文化模式风范。融合的可能是,那些不甘于乡土文化的人跑到这里来,受工商文化的吸引,但又不喜欢这种文化,他们带着冒险精神进来,一方面很重感情,重视友谊;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谈理智情感恰恰还没谈他们的意志力。这些人是有冒险家精神的,这些人会给上海人的精神风貌带来活力,他们会把五花八门的创意和意志力带到上海文化里来,再加上上海的精致,现成规范规则,应该会有比较完好的状态。

孙时进:20世纪90年代你们说上海最保守,这是你们的一种错觉。不要浦东一间房,宁要浦西一张床,很工商,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上海跑出去的人是最多的,怎么可能局限于浦西?优秀的人跑出去了,新的移民来填补,或者出去的人回来。确实旧有的体制,给他们留下扭曲的东西。但现在前现代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可以消解后现代的东西。还有就是要寻找一种方式,玩的方式来真正消解它。今天这样的谈话方式,比较融洽,因为没有功利。我们在这里讨论,不用分什么高下,为什么要分高下呢,小学生才会排名。现代文化是一种占有而不是存在状态,就是一定要分出高下,要竞争。我们需要消解、规范竞争,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消解这种零和前提的竞争,变为以人为本的共赢竞争。

赵旭东:我刚才提到了其中一个方面,新上海人会带来什么东西,其实我也感兴趣的是上海的“原住民”。刚才提到的现在的上海人,他们的父辈、祖辈,或者曾祖父辈就是移民,但后辈衍变成了精致的小家子气的文化。面对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压力,面对外来移民来势汹汹的东西,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这也是我本人感兴趣的地方。这次我们谈论的焦点在移民,但我也关注“原住民”,一方面他们不知道上海往哪些方向发展,一方面又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在这个处境里,他们该怎么办?十几年前初次来上海的时候,上海人特别排外,在南京路买东西时,即使拿了钱营业员也看不起你。现在呢?我刚来同济时,临时住在一个招待所里,一个清洁工对我说:我们这些上海人只配给你们做清洁工,外面来的这些都是高端人才。你看,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她说的是善意的。几次坐出租车与司机聊天,他们问我,你住这儿?你在同济教书吗?流露出的东西,代表了教育文化经济水平比较低的上海人的反应。那么那些跟外来移民旗鼓相当的,又有文化的“原住民”,该怎样应对这个处境?他们会不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改造?对于新移民带来的东西,原住的人会产生什么反应?3年前我来到上海,学了很多东西。我的领导,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那么刻板,机械,而是非常有开拓精神的。所以,有时讲老的上海人也不能泛化,就像我一九八几年来上海学德语的时候,也受过几次气,也听过别人骂上海人,但是恰恰我的同事、同学都不是刻板的人,我想对上海人不能用刻板来以偏概全,他们也在变化。这几年,这十几年的改革,也做了不少大气的事情。这个东西如果在民俗层面讲,以后也会引起改变。现在这批独生子女长大,有些过度受保护,斤斤计较,但也会有新一代上海的孩子非常大气,非常开放,这就是说两个团队互相交融应该会产生新的东西,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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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电视剧《新结婚时代》

编剧:王海

与《中国式离婚》讲述的中年人婚姻危机不同,《新结婚时代》将视线瞄准了结婚几年的一对青年夫妇在环境背景差异下的婚姻故事。

飘舞的雪花迎来了每年一度的情人节。

出版社里,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的女编辑顾小西和漂亮文雅的同事简佳正为一部新书如何定名与发行部主任争执着,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主任建议将女作者自己起的书名《人比黄花》改为《我被包养的三年》,这个书名隐隐地刺痛了简佳。快递给简佳送来一束“蓝色妖姬”,这令已婚的顾小西惊羡不已。

电脑公司里,忙碌的何建国接到电话;妻子小西怀孕了。

何建国悉心呵护着小西,这个情人节真的很快乐。小两口沉浸在对未来憧憬的幸福之中时,何建国的父亲带着两个亲戚从农村来到城里,此行目的是找小西在医院当外科主任医师的母亲替建国当村长的“大伯”看病。在他看来“我亲家母在医院里当主任,权力大着哪!”在医院,他大声支使着医护人员,一点没把自己当外人,令顾母心中不快。何建国执意将父亲和乡亲安置在家中住下,把顾小西支回了娘家,因为他知道农民父亲和小西各自的生活习惯无论如何是过不到一起的。

小西的父亲顾教授已经离休在家,每天靠在食堂打回饭菜料理着妻子和儿女的饮食。儿子顾小航情人节的约会因女友挑剔餐厅档次不够而不欢而散回到家中。这是一个严母慈父的家庭。顾母不赞成女儿回娘家住,主张应该多陪陪公公,同时她让小西转告何建国,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把村里的人往医院领,不能因为亲家关系,全村人就都享受特殊待遇,影响不好。小西嘴里和母亲唱着反调维护着何建国家人,心里却被何建国父子搅和得挺烦乱。顾母认为;“在他们看来,你嫁给了他,就等于嫁给了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他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父母……”

西餐厅里,简佳的男友刘凯瑞提供了一顿真正纯正的情人节晚餐,这是一对深爱的男女。刘凯瑞是个已婚的成功男人,他为简佳可以提供一切,可总是对自己离婚的事态度暧昧。此刻他送给简佳一对价值昂贵的钻石耳钉,然而这不是简佳期盼的,她真正希望得到的是结婚戒指,为婚姻苦等了六年的简佳终于爆发了,将耳钉摔在刘凯瑞的身上愤然离去。

小西对简佳拒收钻石耳钉深感惋惜,更令她不解的是,之后不久简佳将房子和车子的钥匙全都还给了刘凯瑞,搬进了一小间出租屋,同时拒绝刘凯瑞对自己的任何帮助。小西告诉小航,简佳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故意做秀给刘凯瑞看。

为了新书的发行,简佳违心地同意书名改用《我被包养的三年》,并和小西一起说服了女作家。

小西接受了母亲的劝告回自己住处陪公公,何建国告诉小西,父亲要在乡下盖房子,其中有他们的一间,小西很是高兴。可当得知盖房款要5万元而何父要他们出4万元钱的时候,小西不干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她希望建国能够向父亲实话实说。小两口的争吵被公公听到了,怀着对儿媳的不满何父要回乡下去。走前公媳间发生了争吵,何建国还动手打了小西,小航痛恨打女人的男人,以老拳教训了何建国。小西放弃了部门主任的竞争,简佳当上了领导,可一番保胎的努力后,小西流产了,这事令两人非常沮丧,倍感失败。

原本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却常常为了各自家庭所不同的生活、价值、处事等观念发生了争吵。尽管两人都变得小心谨慎,精心呵护着自己家庭的社会关系,双方家庭也出于善良和好意努力帮衬着对方;顾教授生病住院得到何建国的精心照料,深深感动了顾家人;顾小西在春节选择了陪何建国到乡下过年,因寒冷而大病一场;建国兄弟两人因家境贫穷只能供一个人上大学,于是兄弟两人抓阄,结果建国进了大学并从此改变了命运,而学习好的哥哥建成只能当农民,如今顾家上下为了帮助何建国哥哥到城里找工作煞费苦心;可好心未必能办成好事得到好报。建国其实非常在意小西,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他总是过于依顺父亲,维护着农村习俗的处事方式,让小西在与何父的矛盾中显得身单力薄,小西不明白为什么建国为了帮助哥哥总让自己在生活上受太多的委屈。面对无法沟通的城乡间的鸿沟和由此引发的一次次争吵双方都疲惫不堪,小西几次想选择放弃,离开何建国。

对简佳怀着成见的顾小航渐渐地发现简佳渴盼的是美好爱情的家庭生活,在物欲横流中她处置淡然。简佳的爱情观似乎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回归,可小航却认为简佳的观念恰恰说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他对简佳渐生爱意,这遭到顾小西以及父母的反对;无论如何健康阳光的小航不能和有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简佳成就婚姻,而简佳本人也不同意。看到处在情感逆境中小航的心智不断成熟并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简佳渐渐转变了态度,打消了顾虑,勇敢地接受了小航的爱情。刘凯瑞始终没有放弃对简佳的追求,为了博得简佳的情感,他情愿被顾小西利用,为简佳和小西的新书项目提供经费上的支持和媒体宣传上的配合,刘凯瑞的社会身份确实为新书的销售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小西不断地为撮合简佳和刘凯瑞的爱情而努力着,企图挽救深陷爱情漩涡的弟弟小航。

小西和建国的争吵使顾母操尽了心,小西听从了母亲的劝告和建国一起去乡下为建国嫂子的爷爷奔丧,顾母在一次手术后劳累病逝。小西赶回来时,母亲已经躺在太平间里。对建国满是怨恨的小西和建国离婚了。

顾父病倒了,常常一个人在房里发楞令小西担心。建国将保姆小夏从乡下接来送到小西家照顾顾父,见到离开又回来的小夏,顾家人高兴万分,顾家又有了生气。为了小夏能在顾家好好工作,建国将小夏的女儿安置在家里,并悉心照顾。小夏每周要出去令小西多疑,当她发现小夏私下里跟建国频频来往变生了疑心。当她知道真相后,小西被建国和小夏的情操感动了。

刘凯瑞的妻子死了,他终于把结婚钻戒递到简佳面前。简佳原本期盼的这一刻终于发生时,她却没有接受,而是转身投入了小航的怀抱,刘凯瑞衷心地祝福这对相爱的姐弟能够幸福长久。

分手后的小西和建国各自意识到对方的重要,何建国终于勇敢地说出了埋在心里深处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建国当年在兄弟俩决定命运抓阄的纸团上作弊,他偷了哥哥的一生,为此始终心怀内疚。小西这才明白建国为什么把哥哥看得比自己重。两人隔阂消除了,心又靠近了。

顾父和小夏相处很融洽,小西和小航从中积极斡旋,终于一家人共同走向婚姻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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