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吕思勉的《论文字之改革》

在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史的各类著述中，吕思勉（1884-1957）被提及的不多，这是因为吕先生作为历史大家，他的语言文字研究和国文教学思想往往为他的史学家大名所掩。其实吕先生是汉语言文字的专家、现代语文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对相关问题的一些论述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本文略述吕思勉的行状以及他对汉语言文字改革的一些意见，并试图从这些论述中探寻对于我们的启迪。

一、吕思勉以及《论文字之改革》

吕思勉，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吕思勉6岁随塾师读书，后因经济拮据，由父亲授书。母亲与姐姐皆通文墨，帮助讲解。15岁入阳湖“县学”，也即中秀才，所以他能作“制艺”（八股文）、“赋”、“试帖诗”。父亲让他读《四库总目》，母亲助其读《纲鉴正史约编》，然后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皇朝经世文编》一直读到各类书，所以他于经、史、子、集无所不窥，于史学和小学（文字学）尤精。他在《自述》中说“予于文学天分颇佳”，此文学乃指旧文学，于新文学则读得“极少极少”。1905年科举废除后，他开始执教常州私立溪山小学，1907年到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和历史，并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学专修科等任教。1912年到上海甲种商业学校教日常“应用文字”以及商业经济和高等地理。1914年到1919年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家任编辑，开始关注国文教学，发表相关论述，编写中小国文教科书。1919年起执教于苏州省立一师、沈阳高等师范、上海沪江大学。自1926年起长期任教于光华大学并受聘为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51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任教于历史系并评为一级教授。该校文科一级教授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校长孟宪承。吕思勉修身读书、研究、教书、著书，五十年如一日，一辈子不离讲台和书斋，是一位醇正朴实的学者。学术界公认他是唯一通读过三遍“廿四史”的学者。

吕思勉在史学上的建树为人熟知此处不赘述。他与语文教育史发生关系始于任教小学。如上所述，他教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国文。1914年到1919年他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时，先后编过两种国文教科书：一是《中华民国国文教科书》12册（1912年南阳图书沪局版）；二是《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4年版）。从20年代到50年代，除历史著作外，他发表过与语文教育相关的文章有以下几篇：《国文教学祛蔽》《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答程鹭于书》《读〈国语表解〉后记》《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反对推行手头字提倡制定草书》《论文字之改革》《论文史》《拟中等学校熟诵文及选读书目》等，此外，还有一些论及考试、编教材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

吕思勉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教学、教育有宏观的见解，也有一些具体的意见。就宏观见解来说，他有对“文字改革”包括推广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推广普通话等的意见，还有对国文教学中“文白之争”的意见。这些见解在当时非常难得，需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既必须表现出专家的精审判断，又需要有关心民族文化具有历史的眼光。从吕思勉的一些文章看，他并不是一个只埋头书斋的学者，而是十分热爱和关心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学者。现在看来，他的一些话是有预见性的。

吕思勉关于文字改革、汉语拼音的一些见解，主要表现在他的《论文字之改革》。这篇文章脱稿于1957年9月29日，距离他去世（1957年10月9日）只有十天。正可谓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论文字之改革》有一万四千余字，主要发表了对文字改革包括简化字、汉语拼音的看法。文章写于1957年，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发表。写这篇文章主要针对于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两个方案《简化汉字方案》（1956年1月28日）和《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2月9日）。吕思勉在本文中表达了如下观点。

1.关于简化字

吕思勉指出，力主简化字的人主要深厌于笔画之繁，于是力求将手写体与印刷合一，但“手写之体，本求自喻，或者但喻极少数人，其为简初无底止。旧简体变为通行之字，新简体必陋之而生，与相追逐永无止时”，即只是追求笔画简单那么永远不会有终了。他认为凡文字都是由大众所造，经长期试用而后通行，因此创造不能甚速。历来都有简化文字的，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一下子推广数百个简化字以后，就会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文字是用来交流的：“识简字者，决不能不曲徇不识者而更学旧字。则新旧并行，而所识之字反增矣。”他认为如果旧字不能废，新字又增出来，将来青年要读古籍的话，必须识两种文字。这岂不是反增加难度了吗？即使全部能用简字代替繁字，也没有什么益处，因为所省去的不过是笔画，笔画之繁并不是汉字之大患。关键汉字自有其造字规律和原则，行之几千年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吕思勉的结论是：“识数千字，读数年书。即于先秦至今两千余年之普通文字，无不能解，实为极便宜之事，断宜保存。而欲保存之，则于文字，断不宜紊乱其自然规律，而今之简字，不免于此有背也。”

2.关于汉语拼音

吕思勉有深厚的文字学（小学）功底，写过《章句论》《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说文解字考》等专著，深谙汉字规律及其中国文字发展历史。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提倡汉语拼音，是从1892年罗戆章发表《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开始的，后有沈学、王炳耀、王照、陈虬、劳乃宣、朱文熊、吴稚晖等热心人，以拉丁文代替汉字的运动是从1929年瞿秋白等人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开始的。这个运动当时在上海和全国有很大影响，后来的文字改革领导人，如吴玉章、胡愈之等都是这次运动中的热心人士。（参见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30年代国内提倡拉丁化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声音很响亮。理由之一是汉字太难，造成中国人识字困难。吕思勉不同意这个观点。

（1）汉字是否劣于欧美文字

吕思勉《字例略说》就是针对当时拼音字而写的。在《论文字之改革》一文里，他引用了日本人山木宪《息邪论》一文中的许多观点，陈述自己维护汉字反对汉语拼音化的理由。山木之文，载于杜亚泉的《东方》杂志，由杜氏翻译并评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有“废汉字、节汉字”的举措，其理由是方块汉字比欧美拼音字难识。山木认为：“中国文字之善为宇内各种通用文字之冠。此有为废汉字节汉字之论者，欲废汉字而代的罗马字，或减少汉字之数，殆狂者之所为，皆心醉欧风之弊也。此论之生，非关文字，乃国势消长之关系耳。文字之极则，在于明确简洁，传之千百年读者仍易理会。此数事，求其无憾，惟中国文字足以当之。”日本人要废汉字、节汉字本来就不是一个文字难易的问题，这是很容易明白的。

然后，山木宪从欧美文字与汉字的各种构词规则、具体用法进行对比论证，让读者看一看究竟汉字有何优势，得出结论：汉字具有似繁实简便传久远的优点。

（2）“言文”能否做到一致

有人认为拼音文字是言文一致的，并认为言文一致是欧美文字的优势。吕思勉引用杜亚泉的话说：“国民识字之少，由于教育之制未备，不能归咎于文字。否则满、蒙、藏文皆标音，何以其民识字亦不多也。”因为言文实际上不可能完全一致，拼音文字使用者能说并不一定都能识字。识字不多因为教育体制未备，教育体制未备是由国家贫穷引起的，而非文字之难造成的。吕思勉认为：“取学者所著政法、哲学、教育诸书，朗诵于俗人之前能理会乎？”如果不能，那么“言文一致”如何做到？他在《论文字之改革》中提出：假如举数千个汉字，全部用拼音字来代替，要想使读者一见即知其意思而不和其他同音字相混淆，“必不可得也”。因此，他认为汉字最大的便利就是在复音词中，单音之义仍在，读者如果“通于若干单义之义者，即于其他复音之词也无不能解”。

1982年郭绍虞先生发表了《我对文字改革的某些看法》讲到过黎锦熙先生曾经也热心推广拼音字，一度用注音字母记日记。过了不久他自己也看不懂了。（参见《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汉字学习究竟难不难

吕思勉在《论文字之改革》中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汉字与我国之民族性，关系太大亦不能轻为动摇。”他认为日本人山木宪之论十分有理。“欧美人语法之劣，中国人文章之简，亦皆由竞争中胜败所由制也，故中国字确有与欧美字长期并存和平竞赛之资格。断不能轻于废弃。”然后，吕思勉从教学角度从儿童年龄特征回答了学汉字难不难的问题。他说：“彼辈以为中国文字甚难，一经改革即可大易，此乃武断臆想之谈，非事实也。”事实确实是这样。吴稚晖是文字改革的先锋，是注音文字的热心推广者。他在《四声试验录·序》里提倡日本“假名式”书报，这里“假名”即是拼音文字，说拼音字母是“苦社会里最有用最廉价的交通福音”，几天就可以教完而且万能。这种盲目乐观的乌托邦式理想，吴氏最后自己也放弃了。

吕思勉认为：“学某样东西有一定年龄段，六岁以下儿童学言语不难，错过这个阶段就难了。六岁到十岁学文字容易，十岁以前集中识字并不难，中国两千年文字教育就是这么过来的。”“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识字亦然。他认为，汉字难识欧美字易认的观点最初是一批外国教会人士提出的，而这些人幼年时学欧美文字，等到他们学汉字时已过年龄，因此对于汉文深以为难。

《论文字之改革》的结论是：“要而言之，吾于文字改革谓简化汉字，可以不必；拼音字可以徐行，不宜操之过急。非故辽缓之，事势只得如此了。”

二、对吕思勉所论的一些思考

《论文字之改革》脱稿至今已有五十年之久，收入《吕思勉遗文集》，发表至今也有十六年了。限于当时的情况，这篇文章不可能发表。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无论吕思勉所说的是对还是错，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有些问题已经有定论，有些则还将继续讨论下去。例如，汉字要走汉语拼音化道路显然已被实践证明是错的。1982年郭绍虞先生说：“我对文字改革是由赞同而逐渐发生怀疑的……我最近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之学，觉得汉语汉字固然有它的缺点，但是优点比它的缺点更多一些。与西语相比，最低限度可以各有千秋，绝不是的语言文字。那么缺点在哪儿呢？在电子计算机风行的时代，汉字的缺点确实暴露出来，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以我们民族的聪明才智，可能会克服这些困扰的。”他还强调：“文字改革是一件有关民族文化的大事，怎可草率从事？”（《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郭老非常有预见，现在汉字输入电脑难题早已解决了，而且废除汉字显然与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大业有悖。语言文字的重要性绝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性问题。一个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凝聚力有赖于语言文字的统一，而消灭或同化一个国家、民族，首先是消灭他们的语言文字。

1989年《语文建设》发表过周有光先生的一篇文章《王力先生和他的〈汉字改革〉》，引述了1938年王力先生《汉字改革》自序中的话：“汉字的优劣及改革后的结果都是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他说当时对汉字改革有赞成和反对二派，“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加以注意”。他还说：“在本书里，我固然没有替‘存文派’辩护。但也没有替改革派作积极的宣传。因为宣传的口气越多，科学的态度就越不够。凡是宣传，就不免对于不利的事实有所掩饰，同时对于有利的事实有所夸张。掩饰和夸张，都会失了科学的真理。”1949年，时代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倪海曙编的《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里面收了许多文章，可以为王力先生的这段话佐证。胡乔木也对文字改革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汉字简化问题，不能只听几位元老的话，他们之中多数对汉字也没有太多的研究……现在，国家语委应有一个彻底的更新，办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潦草了。”（《胡乔木谈文字改革》，参见单周尧、陆镜光主编《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重读吕思勉先生的文章，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汉语汉字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其中的启示可以用这段话来总结：“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阻扰或是控制语言变化的前提是阻扰或者控制社会变化，这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语言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预测的，那些试图设计语言未来的人所浪费的时间倒不如用来设计一些新的途径使社会能够适应随时代而变更的新兴语言形式。”（戴维·克里斯特尔著《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