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批评的新收获

进入二十一世纪直至今日，虽然“女性主义”争取平等自由的浪潮历经了三起三落，但光明的前景似乎永远只是鼓舞人心的乌托邦，无论女性主义者在理论界的孤身奋战，还是女性同胞们在现实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斗争，道路的曲折始终是不言而喻的惨淡事实。孙桂荣博士一直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她在《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一书的结语中用了“边缘”和“疲惫”两个词来形容女性文学研究，并援引了学者程麻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译著《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一书所做的这段序言来佐证这种“边缘”和“疲惫”：

“和近些年来传进中国文学批评界，并招出文坛上的是是非非，惹得沸沸扬扬的诸多国外文学思潮相比，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命运似乎与众不同，有点特别。所谓特别或不同，说得俏皮些，便是至今它还没太被当成一回事――讲西方有种女权主义批评，大家都能姑妄听之，可如果认定它是一种比较有系统，而且有深度的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坛上会有不少人觉得是故弄玄虚，起码有些言过其实。”[1]

的确，相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在整个人文社科界的尴尬境地（北大曹文轩教授曾将之概括为四点：“其一，它的研究对象之价值不甚如意；其二，本专业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其三，被研究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其四，被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陷于人际关系之中”[2]）。女性文学研究在孙桂荣博士看来简直是“尴尬中的尴尬”、“边缘中的边缘”。“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的还有在‘命中注定’的边缘境地挣扎的隐忍与笃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耐性与固执，不抛弃不放弃的一意孤行之态……”[3]她便是以这种顽强的毅力从硕士到博士学位论文均以女性文学研究为选题对象，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本《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作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基地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便是她多年耕耘的产物。

该书是在孙桂荣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来的，这篇论文曾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关于“后女权主义”，她在博士论文中总结道：“‘后女权主义’性别伦理形态可以说既是在现行社会等级与性别等级的双重挤压下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理想向现实回归的产物，又是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市场机制下文化‘叙述’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时代现场与个人欲望、男性期待与女性意愿、物质的政治经济现实与文化的社会性别理想，所有这些都在‘后女权主义’这里构成了一个交叉点。”这种论述是颇为独到的。

在消费社会，生活本身已抹平了与艺术虚构的界限，艺术变成了生活本身，审美幻境到处泛滥，所有的事物都披上了一层不假思索的戏仿色彩。处于这一躲避崇高、“过把瘾就死”的娱乐时代，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根本无力去反抗人性中对外在虚荣的追求以及利欲对于人内心的煎熬，更无法改变败坏人的灵性与神性的种种社会陈规与陋习，它能够给予自己的唯有一种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的内在力量。正如邓晓芒先生在《文学与文化三论》的自序中所言，“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够挖出所反抗的对象的根，从而结束轮回。反抗却不一定是反思，所以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至于所需反思的具体对象与关键内容，可引用孟繁华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我们需要反思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的“失语”状态，到底是因为知识论或信息交流上的无话可说，还是因为语言操作者的话语指涉对生存真相和命运重心的偏离？我们是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还是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这样的反思无疑能够触及当下女性文学研究最为深层的问题。而孙桂荣博士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消费主义：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第九章“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第十一章“‘空白之页’：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中，对女性与女性文学在消费时代的存在状态与文化际遇有着精辟而详尽的论述。

孙桂荣博士是笔者读硕士时的师姐，当初读书时女性文学研究正是方兴未艾之际，孙师姐在那个时候就沉迷于这方天地，几年的耕耘与沉潜果然使其在这里做出了一番成就，这本《消费时代的女性主义与文学》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古语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今与师姐天隔一方，各自在工作之地为生活奔忙，谨以这则书评聊以表达对师姐的想念和对她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成绩的祝贺。

注释：

[1][挪威]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译：《性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271页。

[3]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向忆秋福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3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