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时间:2022-09-27 11:02:07

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摘要】以黄宗智先生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为依据,着重谈论了民法的表达与实践背离的问题。

【关键词】民法;表达;实践;背离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72-01

黄宗智先生是历史学家,其最先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后来转向研究法律史,创作了这本影响甚广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该书引用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可谓论据充分,引证翔实。从整体结构和内容来看,主要包括:该书的出发点;根据资料和对县法庭记录做出的分析;近代华北农村的民间调解的介绍;分析了作为处理纠纷的正式系统——大清律例与州县审判;对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存在着第三领域做出了深刻的分析;把清代民事调判制度划分为宝坻—巴县型式、淡水—新竹型式两种型式;对诉讼规模、费用和各种策略的分析;从县官“手册”的内容来看清代的民事调判;根据韦伯关于“实体理性”的第三范畴提示,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来更好地概括清代法律制度的真相。本书内容紧密联系、前后衔接紧凑,给读者描绘了一幅关于清代民法表达与实践过程的清晰画面。

一、民法的表达

清代民法的表达:民事诉讼少;一般良民是不会涉诉的;县官处理民诉案件时,是以调处、教诲为主,不都依法律判案。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坚持的是“无讼”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普通民众普遍养成了“厌讼”、“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同时“劝讼”、“止讼”、“息讼”也成为历代官府的重要使命和断案宗旨。另外,民法的表达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县官处理民诉时,是以调处、教诲为主,不都依法律断案。因此,从民法的表达中,我们看到的是国家总是父母官、仁人君子的形象,一般良民是不会去诉讼的;而胥吏衙役则被称为“衙蠹”,蛀坏衙门的政治,“讼师”、“讼棍”则唆使诉讼,从中谋利。

二、民法的实践

民法的实践,即法律制度运作的实际状况。清代民法的实践:在县衙门处理的案件总数中,民事诉讼案件占了大约三分之一;诉讼当事人大多数是普通人民出于无奈,才以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衙门处理纠纷的时候,不是让庭外的社区和亲族调解解决,就是法官听讼断案。当前学者大多只关注法律表达层面,而忽视了实践层面的研究。黄宗智先生主张要全面地认识了解清代的法律制度,故该书更侧重于分析实践层面的法律制度。

三、民法表达与实践的背离

对法律“表达与实践”的背离的考察是法史学界历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瞿同祖先生曾指出:“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黄宗智先生也认为清代的法律制度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官方的表达和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既矛盾又统一。黄宗智先生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并运用了大量数字来说明清代民法表达与实践之问的背离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诉讼意识方面。第二,清代的法律秩序方面,黄宗智先生将清代的法律秩序分为:民间调解、官方审判、官方与民间互动而形成的“第三领域”。清代官方表达认为民间诉讼本是不应当有的,即使有,也应当由宗族、村社或亲邻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调解。可实践中,如果民间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就诉诸官府,此时民间调解亦是在进行之中的。州县官会依据诉讼程序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做出批词,这种批词反映了州县官对案件的基本意见。批词会影响当事人对自我利益得失的考虑,从而有利于促成民间调解的完成。这种既不同于非正式的民间调解,又不同于官方正式审判,而是由双方互动产生的司法空间就是作者所定义的”第三领域”。第三,官方审判方面。官方审判的表达是县官是地方百姓的父母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他更明显地可以独断专行。但在司法审判的实践中,县官又处在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官僚系统的底层,故在官方审判中,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尽量按律例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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