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扶桑》中的女性主义叙事

摘 要：严歌苓作为北美文坛中华裔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其长篇小说《扶桑》在丰富的叙事策略下引入女性思考，从女性视角解读移民群体中女性的现状，受到国内外研究者广泛关注。本文拟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相关理论，结合文本叙事策略，从人称机制下的女性言说欲望和叙述视角下的女性性别主体两方面对《扶桑》中的女性主义叙事进行解析，以此审视严歌苓作品中对华裔移民女性品质的描绘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言说。

关键词：严歌苓 《扶桑》 女性主义叙事学

一、引言

早期严歌苓的作品多围绕“” 这段特殊的历史造成的伤痛诉说，小说中揭露了对女性造成的政治强压和异化，参军入伍的军旅生活也为严歌苓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素材，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严歌苓对于压迫人性的丑恶现象有着更强烈的批判意识。中期严歌苓的作品多关注移民群体，是因为其获得了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学习机会，全新的文学理论和写作思维为严歌苓提供了更加立体的创作理念，同时异域环境下的生活体验也为严歌苓打开了新的视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潜在的种族歧视给移民女性带来的伤痛使严歌苓更加关注同类群体的生存状态。严歌苓中期的文学作品除一部分描写大陆生活外，更多的关注移民群体，尤其是华裔女性精神和生存的双重困境。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同时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在探究女性主义叙事学之前先要了解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利弊。

女性批评主义者的焦点放在了作品的社会效果和道德价值上，着重关注文本的故事内容，这使得其作品的文学特性和建构被削弱。与此同时，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产生发展于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所以作品常对这一现状进行抨击，而作家在对文本进行解读的同时常常赋予作品主观臆想和个人价值观，进而推导到所处社会大环境中，这就决定了它的不客观性。怎样进一步促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跨学科依然是它坚持的研究方法。同时，女性主义批评进入80年代以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叙事学的模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追求理论的普遍性，作品叙事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真正落实到叙事文本分析实践中，却出现了用之过度的局面。 [1]因此，叙事学的研究也面临着亟待改变的现状，经典叙事学为争取长足的发展必须将文本作品与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探寻新思路交叉融合而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性别主观性过重和政治性过于浓厚的缺点在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中被完善，结构主义叙事学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过于强调规律性、客观性的缺陷也被改善。本文拟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相关理论，从人称机制下的女性言说欲望和叙述视角下的女性性别主体两方面对《扶桑》进行解析尝试。

二、人称机制下的女性言说欲望

叙事人称反应了作者从何种角度对故事情节进行描写，是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中的立脚点。除了对文学创作过程的把控，叙述人称也有一定的文学意义，它反映着作者的成长背景和生存状态，由此折射出历史社会大背景下特殊群体的现状。男女两性作家对同样的事件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成长环境和家庭背景的作家也有不同出发点。即使是同一个在看待同一件事情上都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为使读者立体地感受整个故事进程，文学作品的创作中通常使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进行描述，不同人称叙事机制下的情节构造和情感描写使得小说情节更加丰满，不同人称叙述的选择对于作者情感的抒发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时也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特别的体验。一般而言，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是比较常用的叙述机制。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女性作家的创作也受到限制。严歌苓作为新移民女性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承担起为异域环境下的女性发声的重任。作为移民华裔女性的一分子，结合自己生存体验，严歌苓不仅写当代移民的生活，而且将笔触延伸到早期的移民历史中。留学美国期间，她借阅书籍、查找资料，将中国移民史上被压迫、欺凌的历史记录在文学作品中。《扶桑》便是在此背景下创作而成的一本长篇小说，故事记载了中国早期移民史中一位美丽的乡间女子扶桑，她本是湖南茶农的女儿，在自幼与其定亲的少爷到美国淘金后，又被迫与一只公鸡拜堂成亲。之后被人贩子卖到美国旧金山成为一名。风尘生活下的女子受尽残害、遭人冷眼，扶桑却以自身强大的包容品质和纯洁的心灵保持着少女善良的本性。她身上所蕴含的古老东方女子特有的神秘色彩也吸引着西方人。克里斯便是迷恋扶桑的美国白人之一，他被扶桑所具有的特性深深的吸引。而扶桑却发现当地的华人帮派的头目阿丁（大勇）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丈夫，因此，扶桑最终仍然拒绝了克里斯，并对阿丁不离不弃。

《扶桑》的故事情节并没有许多起承转合的曲折，更吸引读者的地方是其丰盈的叙事策略。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能使作者直接接入故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有时作者甚至成为故事主人公。主人公“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即为整个作品的脉络，使读者直观地领会故事发展和叙事者的声音。在《扶桑》中，作者运用了多种人称机制，尤其是第二人称。这种直接与文中人物对话的叙述，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在文学作品中使用较少。但第二人称叙事下的作家可以直接与读者进行对话，使读者更加高效进入情节发展。严歌苓在小说开篇就以此形式将女主人公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是你。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2]作者运用第二人称的叙述手法与故事主人公直接对话，展现了女性作家在创作文本时强烈的言说欲望。对以扶桑为代表的第五代中国移民进行两种人称的交叉叙述时，表现了作者满怀悲愤之情，对早期中国移民生存状态的无奈。而在介绍扶桑与美国白人少年克里斯的相遇时却运用一段环境描写转折开来，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进行描写，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人称机制，在此人称机制下作者全知全能，使叙事感情充沛，富有历史色彩，更加直白地讲述了扶桑被卖到妓院后的生活状态。小说中没有完全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将“我”定位成故事主人公，而是运用第三人称叙事，客观、冷静地将扶桑的命运展现到读者面前。在小说《扶桑》中，严歌苓最大限度地掌握着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运用多重人称机制交叉重叠，不仅为小说中女性角色发声，也代表着女性作家的独立创作意识。小说中也不受规约所控，大胆使用第二人称叙述机制与小说中人物进行对话交谈，表达了女性作家强烈的自我言说的欲望。

三、叙述视角下的女性性别主体

叙述视角是作家的一种叙事谋略，女性主义叙事的研究中叙述视角不仅能反应作家的创作技巧，更能够揭示作家创作时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所以，女性作家所采用的叙述视角可以体现出性别政治，叙述视角和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意识形态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敢于突破意识形态压迫的藩篱，在“看” 与“被看” 的一种性别意义的权力斗争中，开始成为“聚焦者”，从女性独特的视角描写文学作品。女性作家小说中故事的“聚焦者”往往是女性人物，她们对故事每一阶段的观察过程可以体现女性独有的体验，观察聚焦的过程也彰显着女性对自身主体意识的掌控。 [3]严歌苓作为移民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同时也联想到移民女性群体的边缘性，作为文本创作者，为女性争取自利的欲求也体现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长期以来的隐忍和委曲求全使得自身权利不能被保障。东方女性特有的包容品质更影响着这一群体为自身发言的欲求，异质文化下的华裔移民女性便更没有了主体地位。这时的严歌苓在了解了华裔移民群体屈辱的历史后，萌生的悲愤之情使她越来越迫切的张扬女性主体地位。

在《扶桑》的创作中，作者开篇就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交叉叙述对女主人公扶桑的形象进行刻画，使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由“被看”的客体对象转变为“看”的主体身份。这种勇于“自看”的女性聚焦为更多的女性作家树立了标杆。不仅勇于将“他看”转变为“自看”，作者在文本创作中也争取由“被看”到“看”的转变。作者在介绍克里斯出场时运用第二人称的叙述大胆地跳出，直接与扶桑对话，并借助女主人公扶桑的眼睛聚焦故事发展中的男性角色，“你看出他装扮了自己，在胸前挂一根金链，衣袋插了块手帕，浅麻色的头发用了过多的头胶，使那老气横秋向后梳去的发式像顶帽子。” [2]作者借助女主人公的身份以女性发出话语，在与主人公的交谈中聚焦男性角色。双重叙事机制的运用可以更有效地争取聚焦者地位，表达女性的观念与看法，这体现了严歌苓在文学创作中敢于为移民女性争夺主体地位的勇敢行为。同时，叙述视角从传统的男性聚焦转为女性聚焦，体现出移民女性作家群体独立叙事的自主意识与性别权威，为争取女性主体性叙事地位迈出重要一步。

严歌苓作为新移民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主动关注移民女性的生存状态，并承担追求其女性主体地位的重任。使用女性叙述视角描绘社会现状、审视现有问题，并主动为女性争取主动的“聚焦”地位，佐证了女性作家争取在创作时由“被看”到“看”过程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周晓.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D].扬州大学，2013（5）.

[2] 严歌苓，扶桑.严歌苓文集之三[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3] 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 张琴凤.丰盈的叙事――解读严歌苓的小说《扶桑》[J].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